《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补记（代序）
朱东润师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读后感》（《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中说我“没有写序文也没有提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目的”，正好触动了我写这本小册子的隐衷，我就借朱先生的宝贵启示表白一下，作为本书的补记。
解放以来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正如朱先生所指出的“却被忽略了”，“成为无足轻重的”、“视同弁髦的废物”，心中觉得很不公平，尤其感到对祖国优秀的重要的文学遗产不应如此糟蹋，而古人已经过去，受损失的还是我们，因为没有让他们留下的珍宝对我们发挥出有益的作用。
通观祖国整个的文学发展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处于重大变革的阶段。这一时期，是文学本身自觉地在艺术道路上迈进的时期，文坛上呈现出崭新的特异的面貌。如赋和骈文，在继承前代的成就或滥觞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成为卓越的典范，甚至可说是绝响；诗歌，更以其多方面的成就，为后代建立巍峨大厦打下广阔深厚的基础；其他如文学理论批评及小说，都对后世起着重大的影响。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方面的诗歌，更是处于古代诗歌发展的不可阙遗的关键性地位。我曾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一文中详加论述，认为这时期诗人无论在创作精神、创作内容以及表现方法和手段，甚至对诗体的探索创造方面，都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准备了优裕的条件，我并曾比方道，如果说唐代诗歌是珠穆朗玛峰，魏、晋、南北朝诗歌应是青藏高原，没有青藏高原这个基础，珠峰是无从矗立起的；而在这个诗国的高原上，还是奇峰林立，蔚为壮观的。可是对于这样重要的文学发展时期，在一般人心目中，不仅是无足轻重，因为没有像汉代的司马迁或唐代的李白、杜甫那样伟大的作家，而且认为形式主义风气笼罩文坛。这种态度，是在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潮支配下所形成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学术界真正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使我感到可以实事求是地来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了。这可以说是我写这段文学史的总的目的。
我撰写这段文学史时，曾考虑注意了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我想通过对这段文学史的阐述，尽可能展示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全貌，而不能无视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如过去各文学史所忽略或未加重视的赋和骈文，被认为最易散发出形式主义风气的，我都用专章加以较充分的阐述。因为这二者俱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的重要方面，抽掉了它们，便大大损伤了这时期文学的面貌，会使人感到这时期文学内容的贫乏。而在这两种文体方面，这时期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艺术精美的作品，腾耀着这一时期特有的绚烂光辉，如将其弃同沙砾，是非常可惜的。
其次是关于体例的考虑。过去通行的几部文学史都是以时代为主，在一个时代里全面论述同时代每个作家各方面的文学成就，这是我们当初全面学习苏联而取法《俄国文学史》的产物，那实际上只是作家作品按时代的排列，读者只能了解到各个时代各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很难获得明确的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因此，我便一反过去通例，以文体为主进行阐述，注意突出一种文体或作家的某体创作与其前代或后世的源流关系以及同时代不同文体或作家彼此的影响，并于不同时代作家创作特点的表述中，注意作对照比较，使读者也可从而了解某种文体在演变的不同阶段中的特色。于是各种文体在发展中的纵横关系，经纬条理，迹象斑然，这是符合事物的辩证法的。这样是否会如朱先生指出的，产生在时代和作家上面的互相重复矛盾呢？我以为这是可以详略互见的办法来避免的，即对一位作家先在一种文体上全面论到他的生平及时代后，在另一种文体遇到时，除了结合具体作品点到须涉及的生平及历史，不必要的即可略而不谈，在这方面是可以不必多费时间和纸张的。
再次，我对每个作家，都要如实地充分地阐扬其独具的艺术成就。每个作家，各有独自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学问修养和艺术情趣，因此，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所呈现的艺术风貌，也是千姿百态，皆有可观，我们就不能以一种或少数几种标尺去衡量它们，必须客观地给以恰当的艺术评价，阐发出其特殊的艺术成就。试观从建安以至梁、陈，如许繁多的作家，真如人的面貌，即或有相类似，亦自卓然各有其独异之处，令人感到作者艺术姿性之丰美，以及这一时期文学园地花实之鲜美丰富。这样我们可于欣赏这些作品获得多种艺术美的享受的同时，也可感到这一时期文学宝库内容之殷实，更可从中吸取优秀的艺术成果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借鉴。(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一部文学史，对于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及作家创作的评价是极关重要的问题，而且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这就需要以历史唯物的和辩证唯物的态度去对待处理。如晋、宋间的山水及齐、梁时的自然景物的描写，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广大自然界纳入歌咏中，成为表现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在诗歌题材上的一个重大开创，对后代的影响至为深远，便应历史地给予应有的重视。又如陶渊明，他的诗歌是他的平生生活实况及情绪的真实反映，读他的诗，觉得他的生活情态如在眼前，亲切可感。他写下大量的田园诗，并于自然景物描写中融入自己的主观感情，都是后代诗歌流派的开端。而他的通过朴素明净的语言所展示的清美诗风，在晋末诗坛呈现出一片特异的清美光辉。这一切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所以我在章节的标题上旗帜鲜明地显示出我的基本观点。
至于评价某种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时，权衡上的轻重抑扬，必须尽可能掌握得适度，符合客观实际。整个这一时期，文人们都在表现形式的各方面极力追求精美，以增强艺术效果。演变下去，末流所至，一般情形是形式愈精美而内容愈贫乏，这是常被人们訾议的客观事实。但另一方面，由于文人们在这方面长期相继的努力，使当时各种文体的形式发展得愈臻精美，并由于形式上各种因素的逐步完备而产生新变体诗，由此更进而孕育出唐代的律诗。而且在这长期对形式各方面的探索进程中，诗人们在表现的方法和手段上累积下来的经验，对唐代诗人也起着非常丰富有益的艺术借鉴作用。因此，对于这一时期作家们对于形式的追求，在某些具体作家作品上指出了其文胜质的弊象，而总的从历史发展看来，又必须肯定这是文学本身在发展途程中的重大进步。又如梁朝君臣倡和中写作的七言体乐府诗，尽管缺乏古乐府的社会意义，致内容无可取处，但他们畅开鲍照以后沉寂已久的七言体诗风，并将其推展到新的阶段，对于七言古体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作家，各自有其长短得失，不能一概而相量。如作为西晋文坛巨擘的陆机，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诗歌方面，尽管钟嵘称他为“太康之英”，置之上品，实是推崇过分。他的诗歌，远不如“建安之杰”的曹植，也不及“元嘉之雄”的谢灵运，他在语言上的过分用工夫，特别明显地预兆着文学发展的新趋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他的赋唯《文赋》可称杰作，总的成就逊于潘岳。最足显示他的文学成就的还在骈文，在这方面，他表现得才气横溢。过去人们评他“深芜”，正由于他的才学丰厚雄健之故。所以在骈文一章里，陆机的位置是特为显著，我觉得这是符合陆机整个文学成就的客观实际的。
对于一篇作品的评价也必须切合事实情理，如对于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史称陈伯之得此书又率部众返回梁朝。我认为陈伯之自魏回梁，从他本身揣想，关系重大，丘迟一书，不可能有这般大的力量，当是陈在魏之处境有所不安，故因此机会决计回梁。丘迟此书，可能对陈的回梁决定起着促动作用。这篇书信，陈理抒情，俱能动人心弦，可称情辞兼美之作，但对其意义和作用也不宜过分夸大。试观古代不少有名书札，叙说事理，何尝不警策动人，但不能获得致书的希求效果，因为其中实际的利害关系极重，并不是一纸书信所能转移的。以上所说，只不过表明我评价一切的态度，力图切实公允，符合客观事理，不以私情好恶而有所抑扬。
上面这些，只是我当时想法的粗略，我在撰写过程中随时的思想活动，回顾有些茫然，也难于在这里都提得出，挂得上。不过现在我总觉当时还是写得匆忙了些，不免有许多疏误之处，如谢朓的高祖父谢据应为“谢安之兄”，我错误地写为“谢安的弟弟”，承蒙读者来信指出，我曾回信对他表示感谢，并借此机会作公开正误。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