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及魏末时期的骈文
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在文坛上形成的慷慨任气之风，使在东汉逐渐骈化的文章趋势，演为一股汹涌的洄流。这时在诗赋以外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是以散带骈，气势疏畅，论述事理则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发情意则抑扬往复，悱恻动人，无丝毫壅阻疏隔之弊。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好像是个不存形迹的人一样，不作势态，以感慨发端，叙说文事利弊，既是说理，亦是抒情，试看其末端一段: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尽管大体上都是骈句，而无论是句法上辞语上都很明切自然，所以读起来感觉气势流走，如转动圆环，婉转流利。他的《与吴质书》，也是一篇优美的抒情之作，其中有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前面悼念徐、陈、应、刘诸子，情意至为深厚，虽句较整齐，但很自然，未求辞义的属对，时在偶句之后，束以单句，故不觉板滞。而“观古今文人”以下一层接着，运用较重的散行句法，使气势舒徐和缓，随后各层都是这样疏密相间，骈散兼行，所以整篇文势，随着作者感情的转换而萦回动荡。最后由伤悼朋友而转念到自己，情致非常深永。
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是和《与吴质书》一同被人称诵的作品。作者在其中主要的是论文学创作。开始一段叙说当时文人之盛，及对个别作家提出评论。接着谈到创作不可免地总会有所不足，然后谈到批评之事，并指出尽管“人各有好尚”，但一首创作总有可取之处。最后表白自己生平的志气，要为国建立不朽的功业，文章还在其次，如果建立功业的目的达不到，就从事历史的专著。作者的志气和个性，无所隐晦地抒发得淋漓尽致。通篇才气横溢，光芒四射，和曹丕《与吴质书》那种沉着凄婉的风格迥然不同。下面录其首尾各一段，可以见其风概: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于，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子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遭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
这时许多应用到军事政治上的章表檄文，也都表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慷慨之气。如曹植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等，都是卓然常被后世称诵的好作品。曹植的这几篇表文，都表达了他在长期政治压抑下，急欲为国有所作为而不可得的愤激心情。即以《求自试表》言，作者首先陈述自己无功于国而蒙受优厚爵禄的惭愧心情，后面联系当时国家形势表白自己的志气，希望能得到皇帝的任用，当不惜为国捐躯。他把说理、论事、言志三者结合着，其中虽引用了许多故事以自反复比拟，而整个的都是披肝沥胆，尽情直陈。如其中有云:
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蹑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流闻东军失备，师徒小衄，辍食弃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
尽管句法都很整齐，而作者舍身为国的雄心壮志，勃然腾跃纸上。他在《陈审举表》的篇末曾这样说道: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公然这样明目张胆，直陈当时朝廷权力有被篡夺的危机，言论至为剀切，和刘向论王氏势盛的封事的文章意义是一致的。后来司马氏终于取魏而代之，曹植所忧虑而在这里明白告诫的政治危机，果然成为了事实。这篇文章论说的中心是要朝廷善于任用贤能，因而论到应不排斥宗族，仍是从自己有志而不获伸展的痛愤之情激起的。
在章表书记方面，陈琳堪称健笔。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都是以洋洋洒洒的辞藻，夸张形势，引证古今，陈说利害，具有很大的鼓动力量。其中《为袁绍檄豫州》最有名。建安五年(200)，袁绍从河北率领大军南攻曹操，命令陈琳草写这篇檄文，意在动摇曹操属下豫州地方的士众。文章着重宣传的在两个方面:一是宣布曹操的罪恶，以表明袁绍讨伐曹操的正义性;一是宣扬袁绍军力的强大及曹操部众的弱点，以显示袁军的必胜，而争取与曹操相邻州郡的响应。檄文中除了揭露曹操丑恶的家世，杀害了有才能的朝臣，更有力地宣布了曹操在政治上的重大罪恶:
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些，作者都是根据一定的事实，将其集中，和盘托出，从揭露对方的罪恶着眼，尖锐地点明其严重性，便足悚动读者，激起共同对曹操罪恶的愤怒。后面摆出袁军压倒一切的优势，极为浩大壮观:
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霆虎步，并集虏庭，若举炎火以
飞蓬，复沧海以沃熛炭，有何不灭者哉!
这里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也大致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最后更从封建政治的高度，攻击曹操政治上的要害说: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勖哉!
这种政治上的罪状，在封建社会足以构成众矢之的，能使曹操读之骇然汗流浃背的。由于袁绍当时占有军事上的优势，而曹操的行迹，确有不少足为口实的，所以这篇檄文，以仗义的姿势，慷慨陈词，表现了作者雄富的才华和强健的笔力。官渡战役，袁绍由于无能，终于被曹操以劣势的军力所战胜。陈琳被俘见曹操时，曹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袁绍字)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说:“矢在弦上，不可不发。”曹操终于“爱其才而不咎”，被传为文坛上的佳话。
此外还有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的《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风貌大致与上举陈琳檄文相类，但逊陈作的雄健，当由这三篇书信的内容和作用要求深切委婉，故不能如陈的檄文那样的纵笔鞭挞，金鼓雷震般地令人悚惊了。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应玚的一篇《弈势》，历叙围棋的各种局势，而证以古代及当时的各个战役，喻事警切，辞藻缤纷，体现了作者雄富的才力。下面录其篇首一则，以示一斑:
盖棋弈之制，所由来尚矣，有象军戎战阵之纪。旌旗既列，权虑蜂起，骆驿雨集，鱼鳞雁峙，奋维阖翼，固卫边鄙。或饰遁伪旋，卓轹
列，羸师延敌，一乘虚绝，归不得合，两见擒灭。淮阴之谟，拔旗之势也。
魏末时期，足以代表这时骈文成就的作品，应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和李康的《运命论》。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前面曾谈到，是嵇康公开和司马氏集团决裂的宣言。这篇文章也是嵇康个性无所隐饰的呈露，适应着他对个性的抒发，文笔也极自由纵恣，尽致地展示了他那种崇尚自然绝弃流俗的情调。通篇文章骈散相兼，运以散文的气度，带动骈句，故语势灵活，既不单调，也不呆滞，使人感觉辞意丰厚，音节雍容和谐。从下录这段，即可窥见其艺术特色: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李康的《运命论》是一篇有激而发的精心结意之作。李康，字萧远，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人，为人性格耿直不能和俗，魏明帝时做过县长。《运命论》开始以“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为全文纲领，举出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国家的兴亡，个人的穷达贵贱，都是命运和时机所决定。中间着重以孔子为例，列举了他具有种种品德，而遭受种种打击，可是他的孙子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他的学生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却各受到诸侯或国君的特殊尊重。所以认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这种宿命论思想，乃是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个人遭遇不平的矛盾情绪的反映。这种矛盾情绪，是在我国封建知识分子思想上由来久远而无法解决的，如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就伯夷叔齐的遭遇而提出的“所谓天道”的疑问，也是如此。李康在文章中跟着提出对待命运的态度说: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
在这里，看来似乎消极的态度中，却蕴藏着积极的精神，即坚持正义，不同流合污，就是所谓“道不可屈”和“不乱于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发挥出积极作用，也就是所谓“塞之斯为渊焉”、“沉之于地则土润”，因此能“处穷达如一”。作者在后面还刻画出另一种人的人生态度:
凡希世苟合之士，籧篨戚施之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
对于“希世苟合之士”那种看尊贵者面颜行事，一味阿谀逢迎趋向势利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后面接着把龙逢、比干和飞廉、恶来，伍子胥和费无忌，汲黯和张汤，萧望之和石显等，两种善恶彰明的人对举出来，说明许多善类固然遭遇不幸，而那些恶徒也没有好的下场。最后作者认为立德胜过不义的富贵，外物甚众，而一己所需要的很少，而如果冒犯内外灾祸去追逐是不明智的。只有本乎仁义，出处语默合乎中道，修其在己，来对待无把握的人生命运。这正是封建社会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唯一可采取的态度。作者写作的用意，可能是纾释其对现实的不平之慨，或者是对当时一般奔竞之徒的砭刺。本文的中心思想在于阐说人生运命之理，因而通篇引用了大量古代人事来反复论说，而在逐层阐述事理中，常用一系列排句，一气铺陈，故使文势磅礴，义理亦甚丰足。但其中也有不少以宿命论观点看待古代君臣关系，是应加以批判的。文章的语言朴素明畅，其中运用许多故事，意在说明道理，而非修辞的用典，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出建安至魏末的文风。试取梁代刘峻的《辩命论》与本文比较一读，更容易辨明文风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