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的“消亡”？——韩国开设“东亚史”课程的前景
“国史”的“消亡”？——韩国开设“东亚史”课程的前景
金津日出美
引 言
2007年3月6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将于2012年起开设“东亚史”作为普通高中的选修课。
目前韩国高中历史相关课程包括“国史”（高一必修课）、“韩国近现代史”、“世界史”（高二、高三选修课）。不过随着初中课程的改编[1]，大范围的历史课程改编也开展起来。
东亚史——
事实上较具有吸引力的科目并不是“国史”，而是“东亚史”。大家都知道，此间中日韩三国或是三国间或是两国间，一直在民间推进共通教科书的编写，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果。[2]此次韩国的教育课程改革力图作出一种新的尝试，将其在政府层面开展的教育（公共教育）中加以推行。
此次宣布改编课程距2006年12月日本“修改”《教育基本法》不到半年的时间。不，更准确地讲，教育人力资源部最初公布在高中新开设“东亚史”课程也是2006年12月。如何恰当地对同时期发生的这两件事予以考虑呢？难道果真是为了应对中学教育中“国史”课程的废除及其产生的影响吗？
一、全球化和2000年的“右倾化”状况
进入2000年后，继一意孤行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内阁后，日本政坛经过安倍晋三内阁、福田康夫内阁，迎来了麻生太郎内阁时代。在这种政治混沌的情况下，出现了诸如重视“道德”的教育改革及《教育基本法》修订，通过了以认可自卫队和天皇元首化为企图的修宪《国民投票法》，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等问题，日本的右倾化或者说民族主义的加强着实令世人担忧。此后，2009年8月30日第45回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大获全胜，鸠山由纪夫内阁组成，出现了战后首次政权更迭。对于标榜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鸠山内阁，包括中国、韩国等近邻国家在内，期待改善关系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现在的民主党政权，因为确保税源而进行的财政项目甄别、献金问题引发的政治与金钱问题的纠结等国内悬案所累，再加上围绕冲绳基地的日美关系问题，更是让鸠山内阁焦头烂额，而对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内容极不明确；能否遏制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泛滥问题，也让人无从预判。由此可以说近邻各国也是陷入了期待与不安交融的状态中。
虽然有人指出，从背景上讲，小泉内阁之后进行的“结构改革”对日本政府这种动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小泉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扩大，导致社会分裂，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政府需要某种一体化的意识形态[3]，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战后清算”的旗号下，日本政府在“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上表现出的一系列意欲颠覆村山谈话、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反省”的言行。而且，在一直在被追究违背政教分离原则及战争责任的参拜靖国神社、合祭战犯等问题上，日本政府也诉之以“日本文化习俗”下的“心情”的逻辑，强制实行。例如，在2008年8月11日举办的，以各地教育委员会为对象的《新学习指导纲要》说明会上，文部科学省分发了政府答辩书，该答辩书明确指出：“作为学校活动的一环，可以参拜靖国神社。”[4]）从这个政府意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用意，就是再次明确GHQ的“神道指令”已经失效，它也如实地表明“战后清算”与靖国神社问题的关联性。
虽说右倾化民族主义的加强带有“战前军国主义的复活、回归”的倾向，但是，这不是件如此简单的事情。例如，围绕下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进行的2006年舆论调查[5]显示，赞成的占43%、反对的占39%，反对理由当中最多的是“这样做会恶化与中国、韩国的邦交关系”。在此背景下，当然说明一直以来中国、韩国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不满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这种反对意见也不在少数。由此产生了如下情形，在近来的全球化时代、多文化共生时代等口号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论），一方面主张自己的意志和信条，另一方面认为与他人共存是必要的意识也隐约可见。那么，如果后者的意识再进一步加强的话，情况是否会发生很大的改观呢？
现在跨国的金融活动，跨国公司以及超国籍企业的出现，劳动者的国际流动，确实实现了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跨越国境。不过，如果反过来以这种动向为向量来看，事实上其中俨然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化主义推动了国民国家差距在不断扩大，并使之序列化，并且在实际的生活中，还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这就说明全球化主义和单一国家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对立关系，二者一方面有着重叠、共犯的关系，同时又不断制造新的差距，培育出民族主义意识，这才是问题之所在。上述的21世纪初的右倾化正是与所谓的全球化在同一时空下发生的。
二、民族主义的记述与“国际协调”
接着把话题转回到教科书吧。
众所周知，1997年1月、以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小林善纪、日本会议和日本青年协议会等为中心结成了“新历史教科书促成会”。现在，由于原副会长八木秀次正参加的“基于修正教育基本法推进教科书改善有识者之会”（教科书改善会，屋山太郎会长）分裂，由自由社（“做成会”）和扶桑会（改善会）两社出版（“做成会”）的系列教材，于2009年4月通过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审定。[6]此外，由小崛桂一郎、阪本是丸、村尾次郎等执笔完成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明成社）[7]通过审定合格，在大概5300所学校中的23所高中中采用（2009年度，约4000册，0.14%）。毋庸置疑，像这样崇拜天皇、肯定亚洲侵略的教科书被文教部审定合格，日本政府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此外，对于各种层面的采用活动也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但是，正如很多学术前辈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的“共犯关系”——一方的民族主义使得他方的民族主义强化，由此观之，有必要指出很容易踏入他们预先设置好的陷阱。以下是“做成会”于2009年6月向韩国总统和韩国大使递交的质问书：
我衷心希望两国之间互不干涉内政，日韩友好亲善能得以顺利发展，但贵国如此地干涉我国内政，我认为这有违此期。今后应该停止不利于两国友好亲善的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对此，请责国予以慎重考虑。[8]
虽然《学习指导纲要》的“近邻各国条款”被作为他们说成“外压（=内政干涉）”而进行批判，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内政干涉”这些套话常常与东亚诸国的“友好亲善”等词藻一并出现。也就是说，不是将“独善”的民族摆在前面，而是作为和“国际合作与协调”不矛盾的事物去定位。所以，给出一个逻辑，就是不管“友好亲善”，还是“国际合作与协调”，混淆它们的不是“我们”，而是行“内政干涉”的“他们”。[9]在日本社会，“他们”顽固的民族主义佐证得到进一步宣传，反而推动着日本社会不断上演着民族主义闹剧。[10]
然而，这个事情不是只限定在“做成会”周边。同样，东亚诸国批判的修订教育基本法、修改新《学习指导纲要》行为也是一样的。下表是修改前（1947年制定[11]）后之比较。
表1
续表
注：斜体粗体是文部省主要修订的地方。
有关2006年《教育基本法》修订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争论，鉴于篇幅的关系，在此，笔者只想就上文所举的一点进行讨论。对于第二条第五项所示的“培养尊重传统和文化，热爱养育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并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态度”，有诸如“出自国家的道德性强调”、“爱国心、爱国主义教育的复兴”此类的批判，但这丝毫没有全面否定之意，大多数意见是肯定的。然而，把这些作为单纯的“战前的复活”来理解的话，很可能漏过问题的本质。的确，鉴于自卫队海外派兵、周边事态法、防卫厅向防卫省升级等一连串事件，不可否定“致力于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态度”有向“有战争能力的国家”转变的趋势。但是，必须提倡的难道不是“国际协力·合作”、“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吗？教育基本法中同样是将“尊重传统和文化”“热爱祖国和家乡”与“尊重他国”“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并列放在一起的。总之，不得不说“道德心的涵养”、“对传统和国家的爱”和“国际合作”与共犯关系相联系并发展着，就是现今的状况。因此，这不仅是向前者敲响警钟，还要顺应全球化、国际化呼声对其进行批判。
三、“东亚史”的摸索
一方面在日本教育基本法修订的2006年12月，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公布《历史教育强化方案》，提案在高等学校中新设“东亚史”科目。第二年春天，公布《2007年修订教育课程》，可以看出其中的历史相关科目作了很大的改动。根据教育人力资源部公布的《初·中等学校教育课程修正公示（案）》，对“历史教育强化”进行了如下说明”。
强化历史教育
——有必要对学生进行适应对周边国家歪曲历史的能动性处理及世界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引用者）的历史教育。
※韩国研究舆论调查（06.09.23）结果显示：能够看出对历史的高度关心（78.9%）和对强化历史教育的高度支持（90.3%）。
——“社会”课程中，中等“历史”科目（国史+世界史）的独立。
——高中1学年的历史科目课时延长：每周2个小时→3个小时。
※通过在高1国史中追加近·现代史内容，鼓励从2006年开始的酌量活动中，灵活增加国史时间1小时（历史教育强化方案细节推进计划，05.7.8）。(https://www.daowen.com)
——新设高中选修科目“东亚史”[12]
据此，中学的“国史”、“世界史”科目独立成为历史科目（第2，3学年），高中的“国史”科目（高1必修）是“历史”（世界史+韩国近现代史），历史选修科目“韩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由“韩国文化史”、“世界历史的理解”、“东亚史”（高2、3）三部分构成，预计“历史”从2011年、选修课从2012年开始新设。迄今为止的韩国“国史”教科书由国家定制（“韩国近现代史”是审定制），对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要素众说纷纭。另外与“做成会”相关联的很多人也提出“自己回头好好看看吧”，也是被大家熟知的事实。不过，现在将要迎来解放后首次“国史消亡”的事态。
那么“东亚史”是如何构想的呢？根据2007年公布的《社会科教育课程》（试案），构想分为以下6个单元。[13]（参照表2）
表2 东亚史草案“社会科教育课程”2007年
在进入21世纪后，有人指出这样的动向受韩国历史学界争论的“脱欧洲中心的世界史”、“提倡东亚史”的影响[14]，因此，想请大家注意一下上文中出现的地方。所谓“有必要对待周边国家的历史歪曲能动性的处理，进行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教育”，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等一系列日本的“歪曲历史问题”，同时，也指以中国东北工程研究课题为前提的高句丽·渤海归属问题，对此的“能动的处理”，可以很容易看出其并不是“歪曲”的，而是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的必要性。但是，也要必须注意的一点是，“适合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措辞也真是让人觉得“周到、细致”。像白永瑞指出的那样，如果“东亚史”是在“脱西欧”与“东亚谈论”[15]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话，在“东亚谈论”的政治性——全球化时代下，将东亚的相对的地位提升作为背景——与之的关联也有必要进入我们视野吧。的确，所谓“国史”与“世界史”的统一，乍一看，似乎超越国民国家，呈现出划时代的模样。可是，正如今田日出晴所说那样：“如孙歌氏所担心，谈论东亚提供了新的视角？还是仅仅使已经固化的国家单位构思法变得合理化？二者之间的差别恐怕也只隔了一层窗户纸而已，虽说是理所当然的，‘东亚’的提法绝不是那些将国家相对化，并以此自明的东西（而且，不说‘东亚’也是……）。有必要将这样的不均等、互相面临的问题前景化，共同面对，并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在此基础上，‘作为整体对待’方法的问题和必须讨论的论点很多。”[16]
“东亚史”的教科书尚未最终完成，很难对其全貌进行预计，不过目前东北亚财团以高中教师为对象，断断续续地开展了“东亚史教员研修”，以其研修的内容为参考，很难说其内容能彻底摆脱“东亚和韩国”、“东亚和中国”、“东亚和日本”这一大的框架。并且，似乎东亚的范围也仅仅是限定为中日韩三国。不过当以“东亚史该教什么、如何教”为题同现场教员的交换中，可以想象此类论点会受到大家的热议。“整体对待”的摸索尚在继续之中，这也是实情。
最后，介绍一下尹海东观点，该氏认为在提倡跨国历史的呼声中，对东亚史的叙述方面理论最接近的，现在是最为必要的时期。[17]尹氏将东亚世界理解为按照欧美文明标准，向国民国家标准化转化的过程中充满了冲突、摩擦，也就是把东亚世界视为编织进了帝国主义、国民国家、殖民地等政治体的世界；并且将其作为此类因素相互作用、贯穿、交叉的空间来把握。如此一来，所说的东亚史的历史叙述，第一是“自下而下的东亚”，即“以世界市民社会为目标的东亚市民社会的形成”；第二必须将对“东亚省察的视角”时刻置于头脑之中。换言之并不是以内部国民国家的并存、对外是东亚这一框架为前提的历史记述，而应是原本就应将其作为跨国空间来记述其存在的历史，不是排他的价值而是相互信赖。
结 语
2008年日本的外国人在册人数超过了220万。1991年约为100万人，与2001年相比大约增加了60万人。韩国人口不到日本一半，在册外国人数已经超过了110万人。另外韩国的人口出生率比日本还低，据说每10个新生儿中就有1个是跨国婚姻的夫妇所生（韩国称其为“多文化家族”）。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学校的教育环境中已经不再仅仅是“日本人”、“韩国人”的儿童和学生了。对于一个人而言，所谓“国史”即便是日本史也没关系，不过在框架再探讨的很长时期里，教科书仍然是存在于以“一国”为前提的框架中。[18]此次跟韩国对“东亚史”的摸索是对原有框架进行开启风穴，衷心期望它能像德法开展的共同教科书那样得以顺利进行。[19]
再及，去年在我所任教的大学里，就我所教授的科目，以中日韩各国历史教科书中近现代史的记述比较为题，让学生们作了发表。学生们批评说各国的历史教科书都有以本国历史为中心的弊病。其中涉及到了新设“东亚史”事宜，也有人提出了对中日韩中心的历史观和政府对领土等问题所作思考的批判。刘杰认为即便是在中国，“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方面，历史认识似乎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20]。在这样的潮流中为教科书能有所收获而付出努力，其所追求的终究不会是镜中花水中月。通过与教育相关的种种反面动向来看，此前的日本在东亚、东南亚播撒下了纠结的种子，当下是否需要认真面对和妥善解决呢？
（作者：韩国高丽大学日本语学科副教授；张琳译，齐膺军校）
【注释】
[1]根据此次改编，初中历史课程中，把原来的“国史”、“世界史”整合为“历史”。
[2]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日韩3国共通历史教材委员会的《开拓未来的历史——东亚3国的近现代史——》（高文研，2005）、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日本）·全国历史教师学会（韩国）编《面对面日本和韩国·朝鲜的历史前近代编上·下》（青木朽店，2006）、历史教育研究会（日本）·历史教科书研究会（韩国）编《日韩交流史——从史前到现代——》（明石书店，2007）等。此外作为主体比较集中的成果有：日韩共通历史教材制作组编《日韩共通历史教材朝鲜通信史》（明石书店2005）、日韩“女性”共同历史教材编纂委员会编《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日韩近代史》（梨木舍，2005）等书籍在日韩双方出版。这些成果是经过了长久的研究、教育交流才得以产生的，关于其对话过程中的诸多困难、新发现的经验在历史教育研究会编的《解读日本和韩国教科书的视点》（梨木舍，2000）、《创作日本和韩国历史共通教材的视点》（梨木舍，2003）两部书中，有详尽的叙述。
[3]［日］桂岛宜弘：《现代日本民族主义》和《教科书问题》同《自他认识的思想史——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和东亚——》（有志社，2008）。
[4]学校组织访问靖国神社，根据占领期时期1949年10月25日的文部省事务次官通告（文初庶第152号）中“社会科及其他有关在初等及中等教育中的宗教处理”一节的规定是被禁止的。该文件明确指出：“不允许学校组织、访问靖国神社、护国神社（以前包括护国神社或是招魂社之类的）以及主要祭祀阵亡者的神社。”但是，2008年5月平沼赳夫众议院议员提出有关此效力的质疑书，该通告在伴随1952年日本主权恢复而失去效力，逐渐演化为：“文部科学省认为，作为学校授课的一个环节，怀着学习历史和文化的目的，小学生可以拜访神社、教会等宗教设施。在这样的宗旨下，就算参拜受指责的靖国神社，以同样的目的访问也是可以的。”像这样的答辩书获得了阁议决定（内阁众质168号第380号、2008年5月23日众议员提出）。
[5]《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8月21日晨报。赞成理由是“个人的思想·信念的问题”占38%，“总理追悼阵亡者是理所当然的“占36%，“接受中国、韩国的压力而搁置参拜是不正常的”占20%，反对理由是“与中国·韩国外交关系恶化紧密相关”占52%，“总是对于战争责任含糊不清”占32%，“违反了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占13%。这里作为例子例举了日本经济新闻社2006年8月18—20日的情况，其他调查的若干数值也有很多将“和中国韩国的外交关系”作为反对理由列举的。
[6]现在，各地区的教育委员会正在推进中学教科书的选定。到目前为止，选定自由社和扶桑社版教科书的有，枥木县大田原市（扶桑社、2009年7月9日）、神奈川县横滨市（自由社、2009年8月4日、18地区中8地区、145校中71校）、东京都衫并区（扶桑社、2009年8月12日、23校）、东京都教育委员会（中学高中一贯制学校·都立中学高中一贯制学校10校、都立特别支援学校21校虽然公布，但是现在从结果明确的地区来看，大体上没有选用，普遍认为和上次的通过率（2006年度）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7]是以“守护日本的国民会议”（日本会议）为中心制定的、1986年检定合格的《新编日本史》（原书房）为源流的教科书，1994年，改订为《最新日本史》（国书刊行会）后检定合格，2002年的检定合格版由明成社刊行。
[8]“做成会”以新教科书“致韩国李明博总统及韩国大使馆权哲贤大使质问书”2009年6月22日（“做成会网站新闻”第256号，2009年6月23日）。此外，同年7月3日还向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中央本部递交了抗议文书，其中指出“贵团体这种错误的行动，分明是干涉内政，显然违背了贵团体所提倡的‘善邻友好’，与自由社和“新教科书做成会”无故为敌只会妨碍工作（“做成会网站新闻”，第257号，2009年7月3日）。
[9]同样的事情也能说与首相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相联系。刘杰对小泉纯一郎的参拜靖国神社指出以下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有强烈意识想要成为政治大国，在历史问题上转守为攻，积极呼吁自己是为国际社会上作出积极贡献的民主主义国家。小泉也通过国外媒体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批判中国政府的对日姿态有问题。他的演讲题目是《扩大敌视日本认识，制造反日情感，这些对中国领导者来说易如反掌吧》。进而，他在认为中国使日本感受到威胁，并企图控制日本，他向中国的历史教育提出如下质疑：“尽管日本军国主义不复存在，但中国还是一直延续着60年前的体制，对国民进行教育。在中国，日本肯定中国有敌意这样的认识根深蒂固。”（刘杰：《历史认识如何超越国境？》，近藤孝弘编著《东亚的历史政策——日中韩对华和历史认识》，明石书店，2008年）小泉原首相强辩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人心的问题”，是“文化、习俗”，中韩的行动被视为“内政干涉”而进行批判，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不仅如此，还采用了通过标榜“民主主义国家”，使“国际协调”走向龟裂这样的反转论法。
[10]例如，宣传中国在现今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表现出“中华思想的复活”、“大国主义的表现”、“不存在民主主义”，宣传韩国“执着于过去”、“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所有的一切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体的东西表现为：“民主主义国日本”这样空洞的口号。
[11]还有，即使在1947年制定时，“优秀日本人的培养”、“祖国观念的涵养”的淡薄也引起争议。对此，当时的文部大臣高桥诚一郎做了以下的答辩：“‘个性丰富文化之创造’，这里的‘个性丰富’，就像可以成为博士的解释一样，因为不仅仅是个人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解释为充分展现日本国民性的文化创造。这种东西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可以说也必须基于追求日本式的、特殊的精神形成的”（1947年3月20日贵族院·教育基本法案委员会）。但是在文部省辻田力调查局长的答辩中说道，“我认为在教育的目的中有各种各样的德目，或者十分有必要揭示的东西。说起一直以来我国比较欠缺的地方，或者说即使在现在的状况下比较欠缺的地方，如果特别进行强调的话有《重视勤劳和责任》、《责任》、《充满自主精神》，此乃我国国民特别应该受到培养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揭示这里所有的德目未必是恰当的，那些应该包含在《人格的完成》之中”，搁置了具体德目的提示。
[12]［韩］教育人力资源部《初·中等学校教育课程修订公示（案）》2007年，第7页。
[13]此外，2007年从7月到12月，接受首尔市教育厅的研究课题开发研究费的支援，公布了东北亚历史财团提出的《历史教科书模型单元开发——高中东亚》试行方案。
[14]白永瑞提出“自我扩充和充实的东亚史”，摸索本国史和地区史的疏通，指出将“东亚史”作为一个单位叙述的动向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言论界争论的“东亚谈论”的相互作用。（白永瑞：《本国史和地区史的疏通——对东亚人的历史叙述的省察》，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第一次国际座谈会，《21世纪的东亚——超越边界》报告资料集，2007年5月，第68页。同论文的韩语版是《历史学报》196号，2007年所收）。还有，有关具体的教科书编撰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李成姬：《为新设‘东亚史’教科编撰提议——以近代史为中心》成均馆大学校教育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9年）
[15]白永瑞举出：“作为外部性原因：①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冷战终结，②由于全球化的扩大引发的国民国家弱化，③重视东亚的经济成长发展国家论登场，④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等”、“作为内部要因，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通过北方政策扩大对该地区的关心、由马克思主义的弱化引起的进步势力丧失希望、对90年代民族主义的批判等”（白永瑞：《东亚论——从韩国看亚洲》《神奈川大学评论》第39号、2001年7月）。
[16]今田日出晴：《在〈东亚史〉下思考——围绕历史教育》，《岩手大学文化论丛》第7·8辑，2009年版，151—152页。今田在里面说起上原专禄的说法是富有启发的，是非暂且不谈，我想强调的是，对白永瑞所说的“东亚谈论”和“东亚史”的相互作用。
[17]尹海东：《跨国历史的可能性——以韩国近代史为中心》裴贵得译，《季刊日本思想史》第76号，ぺりかん社2010年版。
[18]《高中学习指导要领》中对历史相关课程的各科目标如下：世界史A：以近现代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要与我国的历史相联系并使之被理解，通过多角度地考察人类的课题，来培养历史思考力，养成作为国际社会主体而生存的日本人的自觉和素质。世界史B：将世界历史的大框架和主流与我国的历史相联系并使之被理解，通过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文化的多样性和现代世界的特质，来培养历史思考力，养成作为国际社会主体而生存的日本人的自觉和素质。日本史A：将以近现代史为中心的我国历史的展开，立于世界史的视野，并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此培养历史的思考能力，养成国民的自觉和作为国际社会主体而生存的日本人的素质。日本史B：将我国的历史展开，以世界史的视野加以综合考察，加深学生对我国文化和传统特色的认识，由此培养历史的思考能力。养成国民的自觉和作为国际社会主体而生存的日本人的素质。无论是世界史还是日本史，都采用同样的措辞“作为国际社会主体而生存的日本人的（自觉和）素质”来加以总结。不仅如此，“国际社会”这一措辞还被细致地分配。“作为日本人”即可以理解为高中学校里，所谓的历史科目是以所有“日本人”为对象来设定的。特别是日本史的情况，被赋予了“国民的自觉”从而显得更加明确。最终不能忽视所谓的以“日本人”为对象的提法。这里所说的日本人是谁呢？教育的环境中也称其为“多文化共生”，此时有必要探讨这些教育课程自身的框架。
[19]根据此前发表的日韩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讨论，否定了“任那日本府”的存在，但是以国家为背景的政府层面的历史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堆积如山，通往共通教科书的道路仍很遥远。不过纵然是迂回曲折，在第二期时，还是有必要设定教科书的小群组，让民间的成果先行，逐渐酝酿制造这样的氛围。
[20]刘杰：《历史认识如何超越国境？》，近藤孝弘编著：《东亚的历史政策——日中韩对华和历史认识》，明石书店2008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