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发表主旨演讲，寻求加强与美的贸易和安全互信，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天下本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如果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做出误判，就有可能导向“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战争时提出来的。公元前5世纪，海洋国家雅典已经崛起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其在各方面创造的成就前所未有。但雅典的崛起引起了已经主导古希腊一个世纪的陆地国家斯巴达的恐惧。于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展开了一场威胁与反威胁的竞争，竞争导致对立，导致各自同盟的形成，最后导致了两国间的战争。战争长达30年，最终双方都衰落了。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https://www.daowen.com)

曾在克林顿第一任期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现任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的爱里森（Graham Allison）在他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中明确提出：“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今天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未来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些经验性研究所做出的将可能场景作为必然场景论断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其间的根本逻辑：中美必有一战是美国提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起点，且假定冲突更多是由中国的作为引起。然而，这一逻辑错乱、缺乏科学性的伪命题之所以必须引起政府和学界足够的重视，是因为建构主义认为，在中美关系中，如果“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话语被建构起来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话语，那么这一话语就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在美国政策圈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中，陷阱是一个两边互动的结果；但是今天的中国正在努力进行战略克制，避免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无意与美国竞争全球权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意志和决心是坚定的。中国有自身的战略底线，但也有意愿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用合作而非对抗的思维取代“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假设。美国的战略误判若不及时纠正，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与此同时，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研究也愈益受到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国际政治研究者的深刻关注。现实的发展需要理论之光的照耀，对什么是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如何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回答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两国政府和学者们肩负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