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交往实践与信誉评估
中美始于二战时期的军事交往实践为两军军事关系中的信誉评估提供了合适的时间维度。虽然历史片断的回顾与分析对今天的镜鉴是有限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撷取关键性历史变化进行切片分析。譬如，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的中美军事关系、《上海联合公报》发布前后的中美军事关系，以及中美正式建交后的中美军事关系。在这三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里，中美军事关系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斑杂陆离。但美国外交政策惊人的连续性决定了我们对其留下的历史痕迹进行分析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这三个历史片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66]，进而对其军事交往信誉进行历史性评价。
进入20世纪，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登上历史舞台，并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了与美军的交往。在中美军事关系中，作为一支进步的力量，一支建设了独立的拥有主权尊严的新中国的力量，关于美国军事交往信誉的记录自那时起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已经开始。
一、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美国对华军事外交信誉评估
正如罗荣渠先生所总结的：“30年代至4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其中有三个关键时刻。在第一个关键时刻（1931年），美国站在错误的一边；在第二个关键时刻（1941年），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1945年），美国又转向错误的一边。第一次的过错主要是由于孤立主义，最后一次的过错是由于名义上的国际主义而实际上的霸权主义。”[6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美军因美国在第二个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而有了历史性的合作关系，后因美国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转向错误的一边而走向了敌对。
抗战后期，随着日军逐渐走向覆灭，美国与中共军事关系随之发生逆转。1947年3月11日，随着美军观察组全部撤离延安，中共与美的军事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美军的军事关系从“合作”转向了“敌对”。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折射着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各方权力的角逐、博弈、观望和选择。美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合作者转而成为一个国共两党的“协调者”，并最终从一个失败的“协调者”走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反面——美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并历经扶蒋限共、扶蒋反共、扶蒋溶共三个阶段。
扶蒋限共。1944年11月7日，来到延安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带来一份作为“协议的基础”的“由他起草并得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的”文件[68]。文件并没有提到成立联合政府事，但却作出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69]。这事实上是将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控制权取消，从而保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当然不能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经过三天的谈判，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双方同意达成五点协定。其中第二点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第四点是：“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70]
11月1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在这份协议草案上签了字。但在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这五点协议完全被蒋介石推翻。赫尔利背信弃义地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此举使他再难以得到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
扶蒋反共。1945年2月，赫尔利返回华盛顿。虽然上任留下来的大使馆官员和担任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的外交官们并不同意赫尔利所持有的“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在被孤立以后将被迫让步达成协议”观点，提出“美国的支持使得蒋介石顽固不化，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可能导致中国内战，共产党将转向苏联求援”[71]。驻华大使馆全体政治官员和在华美军的代理指挥员从重庆发出电报提请罗斯福审度对华政策并重新做出安排。但在国务院及国防部进行讨论后，罗斯福以支持赫尔利的意见结束了这场争论：努力维持和改造蒋介石政府，除非经蒋介石认可，不给共产党援助。美国将继续为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而努力，并寄希望于使蒋政权实现民主化。显然，罗斯福支持哪一边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毫不含糊地声明，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任何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势力。
“从种种迹象来看，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的倾向一边的关键时刻。”“当时整个形势的背景是：欧战已经胜利在望，日本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在美国决策者的考虑中，打击共同敌人德、日法西斯日益淡化，而战后如何对付苏联则日益突出。”“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反共气氛日益浓厚，导致国务院中与中国有关人员的大换班。”[72]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73]毛泽东在准确预见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准确地预见了之后包含中美军事关系在内的中美关系，而历史学家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并签署“双十协定”。国民党在口头上也表示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表示要避免内战。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中、美、英、苏等国代表参加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扶蒋溶共。1945年12月25日，马歇尔代表赫尔利赴华担负调停任务。马歇尔调停的目的在于通过“和谈”，“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74]，实质上是奉行“扶蒋溶共”的对华政策。但是，蒋介石想利用美国消灭共产党和美国希望政治解决以制止中国内战之间的矛盾注定了马歇尔调停的失败结局。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中主张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两党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
1946年1月10日，双方各自下达停战令。除东北外，战争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一个时期。但国民党当局却根本没有执行协议的诚意，破坏之举接连发生，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的重庆较场口事件最为严重。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的直接策划下，数十名暴徒殴打政协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此举在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暴露出蒋介石的言行不一、不民主、不可靠、不得人心。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共产党的过分“让步”，并强调五权宪法绝不容有所违背，从而推翻了此前政协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此时，离全面内战爆发只有三个多月。中共中央不能不对全面内战做好准备。
正确的选择往往是基于相似的理由，而错误的选择则需要做出有所区别的分析。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第二个关键时期做出正确选择，在于重大的历史关头顺历史潮流而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第三个关键时期，由于名义上的国际主义而实际上的霸权主义，美国逆历史潮流而行，在均势思维下力求平衡，实则失衡，最终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一是目标与手段的失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令人诧异的是这种矛盾性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一直得以延续。回溯至1899年9月，自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国等五国发送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时起，美国就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在目标与手段之间，时常为了保持平衡而事实上处于摇摆不稳的状态。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的美国同样如此，无论是其短期政策还是长期政策，华盛顿既希望在中国避免内战，又希望避免革命。正是基于这一政策目标，美国才着手调解国共争端。但其目标与手段间发生偏差。在其具体协调之前就已经对调解的既定目标做出了设定，即：在改组蒋介石政府的基础上统一中国，让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这一历史关键时刻的潜在而重要的政治意图演化在其随着事态变化而采取的扶蒋限共、扶蒋反共、扶蒋溶共的具体策略上。与此同时，蒋介石把美国的调停作为了其发动军事行动的“护身符”，将一直希望避免内战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逼到了准备内战的历史墙角。实质上，美国对华目标与手段的失衡加速了中国内战的发生，正如周恩来在1949年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战争，是靠着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75]。
二是僵硬与灵活的错位。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给人以灵活的假象。但这一时期的历史证明，美国的错误选择是建立在其反共意识形态和确保其全球统治的东亚战略目标的僵硬上。1947年7月，魏德迈将军作为特使对中国形势进行了调查后提交给杜鲁门总统一份秘密报告。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形势是严重的，共产党已经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形势的继续恶化将导致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个苏联的卫星国政府。与之相伴的是，在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划中，罗斯福对东亚的新构想是以扶持中国来替代日本。他希望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特殊的作用，并将中国视为抗衡苏联的一种力量。这是美国世界统治体系中东亚地区的长期战略目标。在僵硬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僵硬的东亚战略目标的双重筛选之下，美国在施行巨大的援欧计划的同时，似乎除了有限援蒋之外再无可选。而对蒋政权的有限援助政策最终成为一笔“售而不货”的短期投资，并造就了所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是历史与预见的失矩。相较于罗斯福总统，杜鲁门对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缺乏更为长远的预见。开罗会议时，中国还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二等国家，在反法西斯盟国中，只有罗斯福坚持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的政策，使之充当“四大警察”之一。他更深远地预见到“中国至少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而且可能出现类似19世纪后期的日本那样的发展。他还警告说：“最好是把四亿中国人民当作朋友，而不使他们可能成为敌人。”[76]他在雅尔塔会议前夕说过的一段话令人回味：“我们的政策是基于如下信念，那就是尽管中国暂时还贫弱，而且有可能发生革命和内战，但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总有一天会统一和现代化的，总会成为整个东方的最重要的因素。”[77]
然而，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具有决定性的预设是美国决策者认为，在其支持下，尽管是有限对蒋支援，蒋应会在内战中赢得胜利。但这一为时过早的预设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果。这反映出二战中和二战后美国设计并实施其全球战略的目的与各民族和国家把握自己命运的正当愿望之间的深刻矛盾，反映出美国全球性战略的决策者对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全球性现象视而不见。在此之前的历史已然呈现如此的趋势，在此之后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则证明了这一历史大势已然形成。而这一历史与预见的失矩注定了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外交上的进退维谷。
在这一段关键性的历史时期，不妨以道义的视角对美国进行信誉评估。
其一，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雅尔塔举行会谈，并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定。罗斯福同意了斯大林对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权，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以此换取了斯大林对战后支持由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的承诺。
其二，194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赫尔利在成立联合政府协议草案上签字之后，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背信弃义地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此举使他再难以得到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
其三，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之后，日本投降之际，美国剥夺共产党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集中力量运用它的空军和海军，帮助远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本占领的华北和华东。由他们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共四十至五十万人，此举被当时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称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78]。美国军舰还大批开入中国港口。这些无疑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明确建立在巩固蒋介石统治的基础上，所谓的“国际主义”只是掩盖其谋求其国家利益的霸权目标的华丽幌子。
历史告诉我们，美国习惯于谋求平衡，却总是引发不平衡。今天的“亚太再平衡”亦是其巩固全球霸权的亚太地区战略，但是历史上不平衡的结果是否还会重演？那些美国曾经的对华外交道义层面的信誉差评是否还会逆袭？这些都还是问题。(https://www.daowen.com)
二、《上海联合公报》发布前后的美国对华军事外交信誉评估
事实上，《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前，在1955—1967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就达133次。中间有所中断，但在1970年两国又恢复了会谈。中国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就解决不了。这里的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小问题则是中美互派记者及在经济、科技、教育、人员、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等。中国对美国政府的一贯要求主要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在中美正式签署《上海联合公报》前，美国因“台湾问题”已经尝到了一次外交失败的滋味。1971年8月和9月，在名义上支持台北的国民党政权保留其席位的同时，美国同意北京的代表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美国提出的保留两个代表席位的动议并没有获得多数国家的赞同。而阿尔巴尼亚所提出的以北京替代台北的动议却获得了通过。
1972年2月14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华盛顿已经向“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one China，but not now）”的政策转变。美国正式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中国要求“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表示“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并与印支战争相挂钩。这是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起步。中美之间在战略层面上的军事交往在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前就已经展开，这其中就包括：美国间接地私下地鼓励其盟国抛弃台湾地区，承认中国；美国拒绝苏联倡议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美国含蓄地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美国着手拟定应付中苏战争的秘密计划；在美苏关系中美国尽可能地拒绝赋予这种合作以针对中国的意味；美国用“一个半战争”战略取代“两个半战争”战略；双方同意不让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敌对妨碍战略合作；美国承诺从印度支那彻底撤军；中国承诺不以武力威胁美国的所有盟国；在《上海联合公报》中明确反对第三方在亚洲谋求霸权的企图；开展军事情报交流。
随着联美抗苏战略的逐渐形成，1973年后，在台湾问题僵局中，毛泽东做出了“台湾事小，世界事大”的论断，没有因为在台湾问题上的失望和不满发展到危及中美战略合作的地步，避免了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从而陷入严重国际孤立和不安全处境中，当然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容忍美国事实上继续玩“两个中国”游戏。1973—1976年，这一时期由于客观情势上美苏关系较为缓和，因而也决定了美国对联华制苏的需求相对最弱，对于毛泽东来讲，与美国谈台湾问题的外交筹码是较少的。
在《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后，主要的军事外交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双方军事高层开始接触。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与随访的美总统军事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举行会谈。
二是延续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就已经开始的情报交流。情报的供给，美国较为主动——不定期地将认为中国感兴趣的或者是苏联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如苏军在中国边境的部署等方面的情报提供给中国。每当美国将采取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军事外交决策时，美国都会事先向中国方面进行通报和解释，甚至征询。譬如在美军于1973年10月为阻止苏军进入中东以拯救被围的埃及第三军而宣布全球美军警戒，事发当天，基辛格专门向中国相关部门通报此事并加以解释。
三是在1973年越战结束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后不久，美国国防部特别小组开始秘密制定中苏战争中美国大规模援助中国并参战的计划和行动预案。1973年2月初，尼克松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在内的8套惯性制导系统。1976年10月，福特批准向中国转让2台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高性能计算机。这一时期，虽然中方对购买美国的军用高技术表现出较高兴趣，但美国方面并不积极。总体来看，直到1973—1976年，中美在军用高技术交流方面成果较为有限。较少的军火采购就是最好的说明。基辛格将其称为“奇特的伙伴关系”[79]。
1974年8月，刚上任的福特致信毛泽东，称对他来说没有比美中关系“加速正常化”更优先的问题了。他于1974年10月25日签署了国会通过的“终止总统使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力法案”，撤销了美国国会1955年1月通过的“关于防卫台湾的决议案”。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期间向邓小平承诺，他会在1976年连任后，着手按日本方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越战结束后，驻台美军明显减少，到1975年年底时，已减至1 000余人。但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福特总统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都没有最终兑现。
笔者对这一阶段美国军事外交的信誉评估具体如下。
（1）对承诺有选择地兑现。促成中美形成并发布《上海联合公报》始于尼克松任总统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之所以在外交上渴望与中国打交道，在当时的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下其目的有三：一是帮助美国从越战中“体面”地撤出；二是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杠杆；三是加速美军撤出东亚，这样美军就无需准备在欧亚同时打大规模战争[80]。1973年年初，尼克松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后，曾试图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是1973年11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后，尼克松政府却逐步放弃了这一努力，其承诺没有能够兑现。福特任总统后也曾希望遵循前定的路线，按照《上海联合公报》的原则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事实上他与尼克松总统一样，都只是口头上承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却并不能兑现承诺，按照“日本模式”与北京建交，并从台湾撤出美军，废除“美台条约”。在发布《上海联合公报》后，美方一度刻意放缓了从台湾撤军的步伐，并试图通过对台军售提升台湾自身的军事能力[81]；在进行军事外交时，有选择地履行了其承诺，进行了有限的高层军事交往，保持军事情报交流，但对中国虽有军售，却在军用高技术交流方面极为保守谨慎。
（2）策略上的“两个平衡”。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举措则是坚持“两个平衡”原则。一个是在改善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与安抚“中华民国”之间保持平衡，尼克松政府指望在与北京建交的同时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某种形式的官方关系，福特政府则指望北京能作出在台湾问题上将放弃武力手段的保证。另一个是在改善对华关系和缓和对苏关系上保持平衡，一方面美国希望利用苏联威胁推动中美合作，包括利用苏联威胁迫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妥协，反过来，利用中美合作迫使苏联让步；一方面与莫斯科实施公开缓和，另一方面与北京进行平行的战略协调[82]。第一个平衡的注定破产是因为美国低估了中国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统一的国家意志，第二个平衡确实在一段时期发挥了其预计的策略作用，之所以难以为继，是由于美中两国关于反对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观念和政策方面逐步出现了分歧。因此，美国策略上的第一个平衡是失败的，它延迟了中美两国的建交时间；第二个平衡曾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成功，但由此而引发的中美关系跌到基辛格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也表明了这一策略的负面效果。
（3）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消极影响。1973年2月，中美两国联络处都已经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已经为下一步升格为大使馆做好了准备。然而，处于弹劾边缘的尼克松为避免被弹劾越来越依赖保守派议员，而这些议员中的许多人正是蒋介石的支持者。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不得不因尼克松要确保其总统职位而拖延下来。与此同时，国会、媒体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因素的束缚都弱化了尼克松和福特兑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承诺的能力，也降低了美国在中国的外交信誉。
三、中美正式建交后的美国对华军事外交信誉评估
1978年5月，美国国防部官员首次访华，向中方做了苏联相关军事情报的通报。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中建交发表声明：1979年1月11日美国将通知台湾，与之结束外交关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按照规定予以中止，将“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走全部余留的军事人员”。第二天，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并互设武官处，互派武官。
但在紧接着的4月10日，卡特政府又签署批准了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再一次上演了作为一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出尔反尔、无视国家外交信誉、有辱其国家身份的一幕。
同样，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继续在台湾问题上玩“两面手法”，《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当天，在里根声明要与中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的同时又宣称，对台售武将依然根据《与台湾关系法》进行。这一时期的美对华军事技术交流亦往往是有限交流，在稍具战略性的武器现代化合作项目方面始终存有戒心。
“和平珍珠”歼-8Ⅱ型战斗机改造项目中美方就明显无意履行承诺，迫使中方宣布中止这一合作。
《中美建交公报》公布之后，美国的对台售武违背了与中国的谈判精神，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而这一有损其军事外交信誉之举直至今日仍在继续。
理解美国国家利益需求同理解中国自己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求同样重要，从博弈的视角来看，如孙子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是“知己”之前提，不“知彼”难以真正地“知己”。在“知彼”的问题上，中方需要去一元化思维。只看到在亚太地区美国存在的负面意义，而忽视其积极意义，功利性地追求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联美反日”是一种战略短视行为；同样，简单将反霸等同于反美，只会将自身置于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被动地位，加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激发其遏制情绪。中国需要更为深刻地了解并把握美国外交战略决策的核心考量，把脉其对华战略规律，学会在其富有连续性的对外战略中通过影响其视角、手段、途径、策略等可变因素逐渐形成有利于合作的战略态势。从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合关系将呈现出“非对称性”，美国将长期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中国尽管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主动作为的空间。
通过对上述三个关键性历史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外交行动的信誉分析，可以发现，除了在基于共同战略需求的前提下，在《上海联合公报》发布后，美国有选择地履行了其对中国的部分军事外交承诺——虽然是有限的兑现，但其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产生了一定正面影响。但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的美国军事外交和中美正式建交后的美国军事外交信誉都存在重大不良记录。后两个关键性时期都涉及台湾问题这一关系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因此，其在中国人民集体记忆中产生的深刻负面印迹也是必然的。这也就不难解释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担心和顾虑。理解了这一点，美国在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应主动作为，在新的机会之窗打开之时努力提高当下以及未来的军事外交信誉，吸取历史教训，提升战略互信。
当前，美方的焦虑主要来自中国和平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上升对其世界主导者地位的影响，中国在这一点上可以有所作为，让美方增强对中方国防政策的了解。中国不想与美争霸，也不想与美进行军事竞赛，并真诚希望与美建立新型军事关系，共谋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因此，只要中国坚持与之一致的军事外交政策，美国对中方的不实猜测就有可能逐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