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养　　生

宋金元时期的养生在晋唐积累的基础上，受理学、运气学说的影响，使养生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历史阶段。

宋代帝王大多究心医学，笃好养生，如宋太宗赵炅曾命丞相李昉、医官王怀隐等分别编纂《太平御览》和《太平圣惠方》，两书搜集记载不少养生资料。又如医官赵自化撰《四时养颐录》，宋真宗赵恒改名《调膳摄生图》，推动了药膳发展。宋真宗还亲自选定唐郑景岫《四时摄生论》和宋陈尧臾《集验方》两部养生治病著作，颁行天下。宋徽宗赵佶执政前后，养生研究发展到高潮，其下诏编著的《圣济经》对养生学贡献颇大。

这一时期，道教养生家已完成由“外丹”向“内丹”过渡的研究过程。以张伯端为首的内丹南宗学派创立了较完善的内丹理论体系。张君房等于大中祥五年（1012年）奉诏编成《大宋天官宝藏》，后又撷取其中精要，包括服食、炼气、内外丹、方术等1万余条辑成《云笺七籖》122卷。另有《修真十书》《道枢》等先后问世。同时，周敦颐、程颢等儒家进一步建立理学思想体系，其“主静”理念对儒家养生有重要指导意义。此时运气学说的研究进展颇大。刘温舒于元符二年（1099年）撰成《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专论五运六气及其在医学上的应用，成为阐述《内经》运气学说比较系统的专著。一些养生家多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和运气学说为依据著书立说，阐述养生之旨，如周守中《养生月览》、姜蜕《养生月录》等。尤其是陈希夷的“二十四节气坐功法”，载有多种功法修炼，分治24类病证，后世流传甚广。(https://www.daowen.com)

当时不少文人学士也热衷于养生研究和实践，如苏轼对气功颇有体会，留下不少养生论述。《苏沈良方》记载的“观鼻端白”，对静功炼气颇有作用，以后陆游、朱熹等对此都深有体验。曾任宋泰州兴化县令的陈直，继承《内经》《千金方》之旨，约在元丰八年（1085年）撰成《养老奉亲书》1卷，重点记述老年治病理论和方法、四时摄养措施及老年病的食疗，所录四时通用的老年人常用药方和食疗方，大多方法简便，切于实用。朱熹作为集理学大成者则强调一切事物都离不开理与气，提出“居静”“持敬”说，主张修性必须要动静相济，以静为本，从而使理学成为正统的儒家哲学，进一步渗透进医学领域。

金元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医术各擅胜场，在养生方面也颇具成就。刘完素最重顺四时的养神，对补养之法，宗《内经》之旨，提倡用农畜菜果进行食养，而不徒持药石。张从正的养生理念，主要基于《内经》惟以血气流通为贵，“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的论述，反对滥用补法，强调“养生当论食补”。李杲提出保护脾胃以养生的观点，强调省言惜气，并告诫人们养生必当远欲，淡泊名利，若以身徇物，得不偿失。朱震亨的养生观集中反映在《格致余论》中，其中“阳有余阴不足论”“饮食箴”“色欲箴”“慈幼论”“茹淡论”“房中补益论”“养老论”等篇中，无不蕴含其养生理念。

宋金元时期，出现众多养生著作，如蒲虔贯《保生要录》、陈直《养老奉亲书》、周守中《养生类纂》、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王珪《泰定养生主论》、汪汝懋《山居四要》等，都是这一时期养生得到显著发展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