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医家的学术主张
宋金元时期，众多医家积累的临证经验，为理论提高和学术创新奠定了基础。战乱、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苦，疾病多发，促使医学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士和医家对医药界有很大影响，“古方不能今用”逐渐成为一种见解和共识。这些都孕育着医学理论发展和临证实践的创新。
金元医家的学说独具特色。12世纪形成的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14世纪出现崇尚创新、各家争鸣的良好局面，为中医理论与临证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中，在理论与实践上独树一帜的有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其中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故有“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刘完素与火热论
刘完素（1120—1200年），字守真，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府（今属河北沧州市）人，故后人称他为刘河间，其所创学派称为河间学派。刘完素自幼喜好医书，尤其推崇《内经》，认为“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医术高明。行医于民间，金章宗完颜璟曾3次请他做官均不就，故赐号“高尚先生”。主要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三消论》，前两者最能代表其学术观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标本心法类萃》相传亦为刘完素所作。
刘完素突出的学术思想是提倡“火热论”。在阐发火热与风、湿、燥、寒关系时，认为六气中风、湿、燥、寒诸气在病理变化过程中皆能化热生火；而火热也往往是产生风、湿、寒、燥的原因之一。强调火热在致病中的重要性，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如风与火热关系中，风属木，木能生火，风又可助火，而热甚则导致抽搐等动风症状，即风与火热可以互相转化，风能化热，热极生风，从而主张治疗风热表证需用辛凉或甘寒解表法等。刘氏还提出“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的燥邪病机，补充《内经》病机十九条的不足。强调“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指出五脏之志如太过，既可损伤肝、心、脾、肺、肾本脏，又能躁扰阳气致气血郁滞，化生火热，而火热亢盛反过来又可影响神明。
由于六气皆能化火，五志过极也可化热，故刘完素将病机十九条中属于火的10种病证扩大为23种，属于热的7种病症扩大为34种，共计57种，说明火热为病的广泛性。因此，刘氏突破《伤寒论》温药解表、先表后里、下不厌迟等成规，治疗善用寒凉之剂，将火热病证分为表证、表里同病、里证之类。主张用宣、清、通三法和辛苦寒药开发郁结、宣通气液，发明并总结出辛凉或甘寒解表、表里双解、攻下里热等治法证治火热证。创制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双解散、三一承气汤等清解表里热邪之剂。可见，刘完素对火热病证的治疗“补前人所未见，颇多创见”，故后世称之为“寒凉派”。
但是，刘氏临证并非一味寒凉，仍注重辨证论治，寒热温凉攻补之法，随证而施。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明确提出“病气热则除其热，寒则退其寒，六气同法，泻实补虚，除邪养正，平则守常，医之道也”。刘完素还提出“脏腑六气病机说”“玄府气液说”，阐述和完善了《内经》亢害承制理论，为中医理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尤其对火热病证的论述，被后人称为“热病宗河间”。
对于“五运六气”学说，刘氏一方面主张“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另一方面，也并不认为人体发病完全受五运六气的格式所支配，反对机械搬用，而强调“主性命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汉、唐、宋代对中风病多从外风立论，刘完素不受内虚邪中病机之束缚，提出热极也可导致中风，这是中风病因的重大突破，创制的三化汤、大秦艽汤、地黄饮子等治疗中风方剂，对后世颇有影响。
（二）张元素与脏腑辨证论
张元素（生卒不详），字洁古，金代易水（今河北保定市易县）人，与刘完素同时而略晚。8岁应“童子举”，27岁试“经义”进士，因犯“庙讳”而落榜，遂弃仕而潜心于医，疗效甚高。因治愈刘完素伤寒证，而名声大噪。张氏在这一时期独树一帜，创立易水学派。著述《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后简称《用药式》）《珍珠囊》《药注难经》《洁古家珍》等，前书为其代表作。
张元素以前人学说为基础，在脏腑辨证、制方遣药等方面有独特见解。他重视改革，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这种思想指导他的医学研究和临证实践，开创了金元时代的“易州张氏之学”。
张氏研究脏腑辨证的方法，主要从脏腑性质、功能、特征与经络、六气相联系。如论脾胃则谓“脾之经，脾脉本在肌肉，足太阴、湿、己土”“胃之经，足阳明、湿、戊土”。对于脏腑病变，张氏以脏腑生理特点为基础，根据脏腑本气及经脉循行部位，结合寒热虚实进行辨证，把脏腑病分为“本病”“标病”，并且还有虚、实、寒、热、“是动病”“所生病”等区别。对脏腑病的治疗，从补虚、泻实、温寒、清热等方面提出代表性药物和方剂。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肝欲散者，急食辛以散之，川芎；补以细辛之辛，泻以白芍药之酸等。《用药式》是根据脏腑的本病和标病，识其寒热虚实而分别用药，对各种脏腑病的治疗，除“实者泻其子，虚则补其母”的原则和用药外，还有其他各种用法。如脾，泻实：泻子，防风、桑皮；补土：补母，桂心、茯苓；补气，人参、黄芪等；补血，白术、白芍等；除本湿：燥中宫，白术、苍术等；洁净府，木通、猪苓等；渗标湿：开鬼门，葛根、麻黄等。这种用药式，不但能执简驭繁掌握药物效用，并可举一反三，从而开拓临证处方用药思路。
张元素在临证遣药过程中，根据药物气味厚薄、升降沉浮之性，并结合生长化收藏之理，把常用诸药分为5类，如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这种从气味厚薄论升降沉浮，并结合五行之性作药物分类确为创见。张氏论药物的补泻作用，除在《用药式》中提及补气、补血外，还提出随其脏腑苦欲特性为补泻。同时，还将钱乙的地黄丸、泻青丸等作为五脏补泻的典型方剂，足见其重现药物性味与五脏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于张氏重现脏腑辨证，并将脏腑与经络密切结合，故在前人基础上倡立了药物归经说，使药物专入其经而疗效显著。张氏还主张制方宜注意“引经报使”，若药有向导，则其力可专。张氏还创制不少新方，如九味羌活汤、枳术丸、当归拈痛汤等流传迄今。张元素在脏腑辨证、用药制方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后世中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张从正与攻邪论
张从正（约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曾任太医、军医，后辞归民间行医。自幼攻读医经，尤崇河间学说。撰有《儒门事亲》，凡15卷，其中前3卷为其亲撰，其他内容由麻知几、常仲明润色撰辑而成。张氏对医学造诣很深，其施治方法迥出寻常，以“治病者重在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的“攻邪论”著称，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
张从正目睹当时医界嗜补之弊，精心研究《内经》《伤寒论》等著作，结合本人长期临证经验，提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论点。他认为人体得病都是邪气侵犯的结果，即“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由来虽然不一，或感受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或雾、露、雨、雹、冰、泥六邪，或酸、苦、甘、辛、咸、淡六味不节，其皆非人体所固有。因此，治疗当施以攻法，以速去其邪为首要，“邪去而元气自复”。张氏分析“攻邪已病”机理，提出“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气则交驰横鹜，而不可制。所以反复强调“先治其实，后治其虚”。张氏十分注重血气流通，认为血气壅滞也是邪气侵阻的结果，治疗也须先论攻邪。“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邪去则正安。如寒则血行迟而少者，须先除其致病之寒，寒去则血行，血行则气和，气和则愈。
张从正攻邪方法主要是汗、吐、下三法，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凡具有疏散外邪作用的都为汗法，包括服用辛散解表药、灸、蒸、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等，适用风寒邪气结搏于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者。吐法，不单纯指药物催吐，而是包括引涎、漉涎、嚏气、追泪等上行之法，适用风寒宿食停滞胸膈之证。下法也不局限于泻下通便，凡是有下行作用的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等方法都属下法，适用寒湿痼冷、热客下焦者。张氏使用汗吐下三法除强调必须要辨阴阳、别表里、定虚实外，还告诫必须做到“中病即止”，以防耗伤正气。张氏并列举汗、吐、下三法的禁忌证。(https://www.daowen.com)
张从正在理论上立倡攻邪，临证中善用攻下。但他并不废弃补养正气，提出“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强调应用补法也须视病人之可补者，然后补之，提出有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和房室之补等。尤其重视食补，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此外，张氏运用情志疗法也颇有心得，善于利用情志制约、转移、适应法，治疗因情志过及所致疾病，被后人称为“以情易情”。《金史·列传第六十九》称赞他“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四）李杲与脾胃论
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代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人。出身富豪之家，幼业儒术，因母病被庸医所误，乃发愤学医，拜张元素为师，尽得其传，终成一代名医。他重视脏腑辨证，精于制方遣药，尤注重脾胃功能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作用，创立“脾胃内伤学说”。代表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是李杲的主要学术思想。他继承发挥《内经》“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观点，认为元气为人生之本，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不仅“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而且人身其他诸气也都由胃气所化。因此强调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从而把“土为万物之母”的观点引入更广泛范畴，被后世誉为“补土派”。李杲把升降沉浮作为人体元气活动变化的规律，认为“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强调脾胃是元气升降的枢纽，脾胃不但将水谷精气灌溉四脏，滋养周身，同时也排出废物，从而推动脏腑精气上下流动，循环化生。其中，李氏更注重升发，认为只有升，才有降。反之，便会产生种种病变。
各种内伤病中，阴火证是李杲阐述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元气和阴火具有互相制约的关系。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则阴火独盛；元气充沛，阴火自降敛；故提出“阴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等观点，并具体分析导致阴火产生的种种情况。他还归纳造成脾胃虚弱、阴火亢盛的三个重要原因，即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认为饮食、劳倦、情志三者，在形成内伤病过程中，往往错综交织。其中精神因素常起先导作用，显然与李杲所处时代有关。当时正值中原战乱，百姓饥饱失常，精神恐惧，劳役不断，都严重损伤脾胃元气，所以李氏内伤病因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李杲重现脾胃，强调其升发作用，因而在治疗上注重温补脾胃、益气升阳。尤其对中气不足所致阴火证，创立“甘温除热”法。即用甘温之剂补益脾胃，升其阳气，泻其火热。所谓“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他所创制的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等，成为甘温除热的代表方。益气升阳是李氏的用药特点，但在阴火亢盛时，也每借苦寒药物从权施治，对苦寒泻火、解表泻火法也并不全弃。此外，李氏用升阳汤治疗气虚便秘，用圣愈汤治恶疮亡血之证，用黄芪当归人参汤治妇人经水暴崩，用黄芪汤治小儿慢惊风，用圆明内障升麻汤治白内障等，都反映出李杲的用药特点。
在临证用药方面，李氏主张“主对治疗”，即针对主要脉证制方用药，提出“时、经、病、药”四禁的用药准则，以及温食、减食、养食等食养事宜。其化裁张元素的枳术丸，用以治疗脾胃虚弱兼有积滞者。对脾胃实证，也采用峻剂攻下，可见李杲虽善于温补脾胃，但并不排斥其他治法。李杲创立的“脾胃论”，被誉为“医之王道”，对后世医家产生很大的影响，东垣学说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王好古与阴证论
王好古（1200—1264年），字进之，号海藏老人，元代赵州（今河北石家庄市赵县）人。博通经史，曾以进士官本州教授。早年师从张元素，后又从学李杲，尽得其传，撰有《医垒元戎》《此事难知》《汤液本草》等，《阴证略例》为代表作。
王好古在长期临证实践中，对《伤寒论》感悟颇深，尤其对伤寒内感阴证的理论阐发，有独特建树。王氏认为伤寒是“人之大病”，而阴证害人尤速，此乃“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其所以难辨，是因为阴证“变证”复杂，如阴证似阳、阴盛格阳、内阴外阳等，若辨证不确切，就会以阴为阳误治贻害。其所以难治，是因为阴证由脾肾两虚，尤其是肾虚所致。阴证形成的原因，在外饮食冷物、误服凉药、口鼻吸入雾露寒湿之气；在内则本气虚损，即所谓“内已伏阴”。对于阴证病机，王氏认为邪从口鼻而入，致使“三阴经受寒湿”，而太阴经往往首当其冲。阴证发病或先见太阴证，或先见少阴证，或先见厥阴证，但均有“元阳中脱”之病机，包括阳从内消和阳从外走，前者表现一派虚寒证，后者出现内真寒而外假热之证。对阴证的鉴别，王氏把口渴、咳逆、发热、便秘、少尿、脉沉细或虽浮按之无力等，作为辨证重要依据。对于阴证治疗，王好古主张温养脾肾，所谓“少阴得藏于内，腠理以闭拒之，虽有大风苛毒，莫之能害矣”，特别强调“温肾”的重要性。伤在太阴用理中丸、理中汤，伤在少阴用通脉四逆汤、四逆汤，伤在厥阴用当归四逆汤、吴茱萸汤。王氏在临床实践中还扩大伤寒六经病的治疗范围，打破了伤寒与杂病的界限，既把六经辨证原则用于杂病，又把杂病方药用于六经诸证，统筹伤寒与杂病的治疗。其在选方用药上更讲究加减化裁与灵活变通，使很多方剂扩大了应用范围，充分体现辨证论治的灵活性。
王好古的伤寒内感阴证理论，实质上是将伤寒学说和脾胃内伤学说作进一步有机联系，也是对仲景和易水学说的重要发挥，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六）朱震亨与相火论
朱震亨（1281—1358年），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金华市义乌）人。世居丹溪岸边，后人尊之为丹溪翁。早年习举子业，并粗通医术。36岁从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为师，4年后听从许谦的劝导，又感于亲属多人殁于药误，遂弃举子业而学医，受业于名医罗知悌。尽受其术并旁通张从正、李杲之说，不仅在医学理论研究上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医术高超，很快名贯江浙。朱震亨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金匮钩玄》等，前两书为代表作，而《丹溪心法》系后人将朱氏临证经验整理而成。
“相火论”是丹溪学说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包括人体生命活动都以动为主，而动则是相火作用的结果。所谓“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但相火具有常与变的二重性。在正常情况下，人身相火寄于肝肾两脏，以肝肾精血为其物质基础。但与胆、膀胱、心包、三焦都有联系。故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成为人体生理机能、生命活动的根本。相反，在异常情况下，相火动失其常，则又可成为疾病发生、病机逆转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朱氏一贯强调要保持相火的“动而中节”。对相火妄动的主要原因，朱氏认为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并把“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作为相火妄动致病的病机。由此可见，朱氏有关相火的理论，既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的“阴火说”。
“阳有余阴不足论”是朱氏的主要学术思想，是他关于人体阴阳的基本观点，与“相火论”密切相关。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理论，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状况，观察人身生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理现象，从而得出这一结论。他领悟到人身阴气难成而易亏，人的视、听、言、动都需要阴气供给，故人身在生理状态下已存有阳有余阴不足，更况“人之情欲无涯”，使本来就易动之相火“翕然而起”，必将进一步耗伤阴精，导致阴精虚损之病变。故在治疗中，朱氏创用滋阴降火法，强调补阴即火自降，泻火即以补阴，临证善用大补阴丸等滋阴降火之剂，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阳有余阴不足论”既阐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更认识到是早衰的重要原因，故朱氏把养阴抑阳作为贯穿人生从小、壮到老全过程的摄生原则。如幼年不宜过于饱暖，以护阴气；青年当晚婚，以待阴气成长；婚后当节制房事，以摄护阴精。还要求人们怡养寡欲以聚存阴精，提倡茹淡节食，反对膏粱厚味，保护脾胃以养阴气，对却病延年具有重要意义。
朱震亨虽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善用滋阴降火之法，但注重辨证论治，在杂病证治中总结出许多独特见解，对后世颇有启迪。如对痰证，提出百病兼痰的观点，以二陈汤为治痰基本方。对中风，提出痰热生风理论，主张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对郁证，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具体可分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6种，既可单独成病，又常相兼致病，一般以气郁为先，若郁久则大多化热生火，故治郁重在调气，郁久须兼清火。所创越鞠丸虽曰统治诸郁，然以治气郁与火郁为重点，此法沿用至今。丹溪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理论和临床医学，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许多治疗经验被后人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