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科学哲学往何处去?
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指出，科学合理性问题之所以引人瞩目，主要是因为它与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息息相关。最近，在选辑编译《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2014)的过程中，为了在有限篇幅内让读者了解当前科学哲学已显示出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笔者挑选了六篇论文置于此书最后部分[1]。其中，诺丽塔·柯特吉(Noretta Koertge)在《“新时代”科学哲学》(“‘New Ages’Philosophies of Science”［2000］)一文的“结论”中说:“过去的50年里，科学哲学——在科学研究中那些被视为有哲学兴趣的方面——持续拓展着自己的领域。在证实、意义、理论的逻辑结构等问题之外，现在已经增加了关于概念形成、科学发现的本质、形而上学和诠释的作用等问题。一些传统论题的讨论，像科学解释和归纳，已经拓宽到能容纳语用因素，比如替代理论在真实历史情境中是否能够获得。在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the historical turn］之后，紧跟着发生了认知转向［the cognitive turn］和对自然化认识论［naturalized epistemology］兴趣的持续增长。尽管这些新方向常常受邻近领域的激发，但大多数时候增长的动力都来自内部。何种发展至为重要或最有指望?这些问题常有争议，但是，这些分歧不会导致科研机构的解体或者促使那些不开心的哲学家组建新的专业机构。”(张志林2014:428)[2]
这里明确提到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我们在“引言”中已经说过，库恩本人十分清楚，他自己就是引起这一转向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他指出:“那条从根本上改变了公认科学形象的新进路，本质上是历史的方法，但最先提出这一方法的，却没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相反，提出这一方法的是哲学家，其中多数是专业哲学家，少数是业余爱好者，后者通常受过科学训练。我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就像我的革新者同仁的情况一样，最初激发我的是当时主流科学哲学中那些已被广泛认识到的困难，最主要是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困难，不过在其他类型的经验主义中也有这些困难。随着我们转向历史，我们大都认为我们正在以对科学生活的观察为基础构建一种科学哲学，而历史记录为我们提供了资料。”(Kuhn 2000:106-107)以这些论述为背景，便可加深对萨尔蒙《科学中的合理性和客观性》(“Rationality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ce”［1990］)一文的理解了。我们在前面的5．2节中已经分析过为什么萨尔蒙会认为，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他本人的探索必将有助于“消除标准逻辑经验主义与科学哲学历史进路之间在此基础问题上的大部分争论”(Salmon 2005:93)。
正如库恩多次说过的，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势必与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并肩而行(例如，Kuhn 1977:Ch．12;2000:Ch．5)。柯特吉在《“新时代”科学哲学》一文结尾处举例展示了一些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例如，“关于科学的社会结构强化或削弱科学的认识目标的诸种方式的分析;关于科学的社会结构影响科学政策的诸种方式的分析;科学和技术相互作用的本质;实验设计中，伦理、实用和认知考虑的相互影响;成熟科学的逻辑结构与认知者认知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图表、模型、隐喻以及计算机模拟在成熟科学和发展中科学中的作用”(张志林2014:429)。根据库恩的观点，可以说，诸如此类对科学所做的历史-社会研究，都在尝试以一种动态的合理性观念来取代原来那种静态的合理性观念(Kuhn 2000:111-112)。有一点还需稍加说明:《“新时代”科学哲学》一文的副标题是“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ism，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因此，正如笔者在关于该文的编者引言中所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相继经历了‘历史转向’和‘认知转向’。到20世纪末，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被柯特吉看做预示了‘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出现。本文考察了其中三个富于争议的研究路向——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概述了它们的智识影响和社会影响;对大量的研究文献做了一个书目式的介绍，对未来研究开展的可能方向给出了建议。本文还劝诫科学哲学家，要通过纠正这些新路向在科学探究方法论上产生的误解来‘服务社群’，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张志林2014:411)
如果说所谓“历史-社会转向”侧重于关注科学共同体的结构特征和行为模式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认知转向”更加看重个体科学家。对此，可在罗纳德·吉尔(Ronald N．Giere)的《科学的认知进路》(“Cognitive Approaches to Science”［2000］)一文中找到明确的说明:“现在，‘认知进路’主要关注个体科学家的活动当中展现出来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这些结构和过程的一般本质是新近出现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s)的主题。科学研究的认知进路诉诸这些认知结构和过程的特殊特征来解释个体科学家的模型和选择。人们常常认定，要解释科学的总体进步，终须诉诸社会因素。因此，认知进路和社会进路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但它不是指认知进路排斥社会进路。对于充分理解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科学而言，两者都是必要的。”(张志林2014:407)[3]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倒是吉尔的如下论述:根据吉尔的提炼和概括:“在认知进路阵营内，主要的讨论议题有三个:(1)表征(representation):科学家通过什么(内在的和外在的)手段来表征世界?什么是科学理论?(2)发现和概念变化(discovery and conceptual change):科学家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比如使用模型和类比的能力)来建构新的表征?(3)判断(judgment):科学家如何判定一种表征比另一种表征更具有优越性?”(同上)
科学研究的认知进路真正排斥的东西，是任何诉诸一个特殊的合理性定义的企图(这一定义会使得合理性成为科学的范畴特征或先验特征)。当然，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科学家都有一些目标。而且，他们都会运用效用不一的手段争取实现这些目标。因此人们也许会利用一个“工具的”或“假设的”合理性观念来解释各般科学行当里的成功或失败。但是，问题在于，恰恰是各种目的导向的活动的效果——而不是似乎看起来更崇高的理性——能够提供一个区分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比如商业或战争)的划界标准。使得科学区别于其他东西的，是它特殊的目标和方法，而不是理性的任何形式。因而，科学研究的认知进路是科学哲学中的一种自然主义(naturalism)，它将认知科学用作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及其产物的一种资源。(张志林2014:407)
与“历史转向”和“认知转向”并驾齐驱的，还有一种“实践转向”(the practice turn)[4]。我们所选卡尔·霍费尔(Carl Hoefer)的《新经验主义与斯坦福学派》(“Neo-empiricism and the Stanford School”［2008］)一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这一趋势。文中写道:“斯坦福学派由成员间偶然的时空相近和一个家族类似的哲学风格形成，描述它的最佳方式就是罗列其成员:P·苏佩斯(Patric Suppes)，约翰·迪普雷(John Dupré)，伊恩·哈金(Ian Hacking)，玛格丽特·莫里森(Margaret Morrison)，彼特·加里森(Peter Gallison)，当然还有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令全体成员统一起来的，是对科学实践——实际的科学实践，如在科学发现和科学创造的最佳例子中展示的——强烈尊重。如果科学产生了关于世界的真正知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那么对实际的科学实践的研究就是理解知识获取方式的一个最可信的指南。科学哲学中案例研究不可缺少，尽管它们不是终点，但是为了保持我们对实际科学的形而上学和方法论的思考，它们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张志林2014:388)[5]
最后两篇论文集中反映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现状。关于斯塔西斯·塞洛斯(Stathis Psillos)的《科学实在论的争论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cientific Realism Debate”［2000］)，笔者在编者引言中将其主要内容作了如下概括:“本文首先评估科学实在论的争论现状;然后，集中讨论科学实在论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最后，讨论实在论者的认识论乐观主义的基础。作者给出的三个构成实在论的命题——形而上学命题、语义学命题、认识论命题值得注意，其中每个命题都有助于将实在论与特定的反实在论区分开来:形而上学实在论与现象主义和实证主义相对立，语义实在论反对取消式的工具主义和还原式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实在论拒斥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版本的经验主义。”(张志林2014:277)看来塞洛斯在论文结尾处的总结值得一引: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会把以下议题看成是近年来的中心论题。第一，科学实在论与真理概念之间的关系。第二，科学实在论的争论与更加主流的关于知识和证成的认识论理论之间的关联。第三，各种解释理论在a)阐明IBE[6]和b)为实在论作回溯式辩护(abductive defence)中的作用。第四，对理论变迁(theory-change)中实质连续性这一原则性理论的推进和辩护。第五，对范·弗拉森较为随意的合理性(rationality)观念的评价。我在本文中进行的考察尚未触及的第六个论题是由范·弗拉森(van Fraassen 1989)、萨普(Suppe 1989)、达科斯塔和法兰奇(da Costa and French 1990)以及吉尔(Giere 1999)所提出的如下主张:实在论的争论最好是在那种新的“语义学理论观”(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heories)框架内来进行。(Psillos 2000:78)
在反实在论的阵营中，范·弗拉森提出的建构经验论(constructive empiricism)独树一帜。坚持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区分，主张将“真理”与“经验恰当性”(empirical adequacy)区别开来，力主切断科学解释与实在论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建构经验论的三大特点。阿兰·马斯格雷夫(Alan Musgrave)的论文《实在论与建构经验论》(“Realism versus Constructive Empiricism”［1985］)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三个特点的分析和评论。该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的角度上建构经验论都比早期反实在论更弱，相对的就更接近于实在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结论(我希望并不是教条)就是实在论在遭遇建构经验论时受了一点伤害，但并没有被打倒。”(张志林2014:347)[7]
希望以这里简述的六篇论文作为全书的结语，既能提示科学哲学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也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这些主题与科学合理性之间关系的思考。至此，在全书结束之际，不由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1991年11月19日，库恩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他的结束语既轻松有趣，又意味深长:“我的总结到此为止。对那些渴望结束的管弦乐队的队员们，我用一个标准的指令来作结语:重奏乐曲，循环往复(da capo al fine)。”(Kuhn 2000:120)
【注释】
[1]这六篇论文的标题，以下将以仿宋体字加以显示。
[2]在《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中，《“新时代”科学哲学》一文由刘小涛译、陈辉晖校，这里的引文即取自此译文。以下引此文处亦同。方括号里的英文为引者所补充。
[3]在《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中，《科学的认知进路》一文由刘小涛译、张志林校，这里的引文即取自此译文。以下引此文处亦同。
[4]例如，可参见Theodoer R．Schatzki＆Knorr-Cetina(2001):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New York:Routledge。
[5]在《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中，《新经验主义与斯坦福学派》一文由倪明红译，这里的引文即取自此译文。
[6]即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7]在《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中，《实在论与建构经验论》一文由谭力扬译，这里的引文即取自此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