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档案，历经艰难找线索

旧档案，历经艰难找线索

在治安总队领导的指导下，查找小组经过仔细分析后，迅速调整了查找思路。他们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这对小姐妹的父亲蒲缉庭很可能已经去世，这样在现在的上海市常住人口查询系统里是反映不出来的。看来只能从国民党时期遗留的户籍资料中去寻找，在那里或许能寻到有价值的线索。

但困难却是接踵而至，因为，这些国民党时期遗留的户籍资料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移交给了上海市档案馆保管，如需查询，需由人工在浩繁纷杂的户籍卡片中一页页翻查，但他们决心迎着困难而上。在高度的责任心的驱使下，民警王凤、汪波立即与市档案馆取得联系，将查找的原因告诉了他们后，同样得到了市档案馆的大力支持。然后民警顶着高温，风尘仆仆地赶到坐落在上海远郊的佘山，那里有个存放国民党时期遗留户籍资料的档案馆仓库。她俩不顾库房里浑浊的空气和闷热的环境，凭着女性特有的细心在堆积如山的户籍档案资料里不停地查找着。

根据以往的查找经验，民警采用了先同时查找“蒲缉庭”和“浦缉庭”的家庭住址，然后再查其后人的办法。7月8日，一个名叫“浦缉庭”的名字终于跳了出来，民警们的心中不由一喜。国民党政府户籍资料上记载其解放前曾住在上海市的黄陂北路25弄2号，供职于旧上海的滋康钱庄，但有关其家庭成员的记载资料却一无所有。这对于查找爱英、爱美小姐妹仍然起不到一丝作用，更何况“蒲缉庭”与“浦缉庭”是否为同一人还吃不准哩。好不容易寻到的一点线索又断了。

但是，民警们并没有沮丧，想到《八路军》摄制组的殷切期待，想到如果能让当年的那一对可爱小姐妹早日“浮出水面”，那对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少年来说是多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无疑是为中国现代革命史揭开了一段历史谜底。

查找小组经过一番商量后认为，对已经查找到的浦缉庭其人不能轻易放弃，不妨先把“蒲缉庭”与“浦缉庭”视作为同一人，然后，根据资料上记载的浦缉庭解放前曾住在上海市的黄陂北路25弄2号的这一线索，再到黄陂北路25弄2号所在的黄浦公安分局人民广场警署保存的解放后的户籍资料去找找看，或许能在那里扩大和查找到新的线索。

说干就干。当天下午，民警王凤、詹肖军就抱着一丝希望火速赶到了人民广场警署，会同户籍民警在堆积如山的老户口簿册中查找“浦缉庭”这个名字。“啊，找到了！找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查找，王凤终于在库房的一个角落里找寻到了浦缉庭的老户口簿册。她欣喜地翻开蒙着尘埃的老户口簿册，只见上面记载着浦缉庭此人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他确曾在黄陂北路居住过。他也确有两个女儿。但户口簿册上记载的其两个女儿的名字分别为浦美英、浦佩英，并不是她们急于查找的叫爱英、爱美的小姐妹。还让民警焦虑的是他们一家人也早已搬离了黄陂北路25弄2号，根本没办法找到她们当面核对。(https://www.daowen.com)

“蒲缉庭”与“浦缉庭”是否为同一人？浦美英、浦佩英究竟是不是当年捐赠给八路军正、副司令员朱德、彭德怀军用望远镜的那两位小姐妹？她们现在是否还健在？如果健在又居住在什么地方？

一个又一个问号在查找小组民警的脑海里盘旋。面对种种困难，他们毫不气馁。他们猜测，会不会当年报道此事的《大公报》记者把“蒲缉庭”与“浦缉庭”和他的两个女儿的名字搞错了？但猜测终究是猜测，一切结果只能让事实证据来说话。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查找到浦美英、浦佩英这两位老人的下落，和她们当面核对当年的历史事实。

于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查找小组和上海市电信部门取得联系，在电信部门帮助下，查找小组得到了浦美英、浦佩英她俩的家中电话。他们无不盼望着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盼望着奇迹真的能够出现。

7月9日，当民警王凤拨打起浦佩英家的电话时，心情的激动是显然的，通过前一个阶段的艰辛查找，其结果的成败全在于这一举了，甚至当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的一刹那，她拎电话听筒的手都有些颤抖了：“喂，你好，请问你是浦佩英吗？”

“是的，我叫浦佩英。”当电话那端清晰地传来肯定的答复时，王凤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尽量用沉稳的口吻和对方一一核对有关情况。当听到浦佩英说道：“对，我父亲叫‘浦缉庭’，不是‘蒲缉庭’，大概是姓搞错了。是的，我就是65年前那个捐赠给八路军军用望远镜的叫‘爱英’的5岁小姐妹，参加工作后改名叫‘佩英’；当年与我一起捐赠的还有我8岁的姐姐，她叫‘美英’，不是‘爱美’……”

奇迹果然出现了。这么多天以来查找小组的艰辛工作终于没有白费。一时间，王凤紧握着电话听筒，激动得半晌没说出话来。至此，抗战时捐给八路军正、副司令员朱德、彭德怀军用望远镜的一对小姐妹终于找到了。纪录片《八路军》终于找到了他们想寻找的故事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