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上海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如上海音乐学院的马革顺、张民权教授，笛子名家陆春龄，还有电影界的名人张瑞芳、孙道临、乔奇等也都到文化宫来给工人们上课作辅导。文化宫里活跃着一批工人文艺积极分子，从这些文艺积极分子中又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首被称为新中国经典的红歌《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由上海玻璃厂技校教师王森作词，大华仪表厂工人作曲家陈锡元谱曲，它在1959年市文化宫的迎春赛诗歌会上一炮打响，这首歌好唱好听，很快成为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作为上海工人的艺术杰作，从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一直唱遍神州大地。

上海有名的说唱演员黄永生，那时也是工人文化宫文工团的团员。黄永生说：“那时我一个星期到工人文化宫活动两次，星期二、星期五的晚上，文化宫是人满为患，有沪剧班，曲艺班，舞蹈班，故事、快板、单弦、大鼓、评弹、滑稽等创作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在工人文化宫创作班完成的，所以说我和文化宫有不解之缘。”

今年90岁高龄的龚万里先生曾是一名中药店的药工，他特别喜欢弹琵琶，工人文化宫成立后，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后来工人文化宫成立文工团，他担任了文工团民乐队的队长。龚万里先生是民乐队里面的多面手，吹、弹、击、拉、指挥，样样都在行，伙伴们都称他为“百搭”。当年活跃在工人文化宫文工团的文艺骨干，他们除了要下工厂、部队演出，有时还要向国家领导人作汇报演出。

有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龚万里正想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不断地敲门，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赶快去开门。原来是工人文化宫的副主任翁振东，通知他和文工团的团员有紧急任务，快点出发，到锦江小礼堂去参加演出。他匆匆忙忙地跑进锦江小礼堂，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刚刚把乐器准备好，这时大门敞开了，没有想到走出来的是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总理。毛主席等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工人文工团的演出，还在文工团员的伴奏声中跳起了舞，实在太难忘了，毛主席喜欢跳四步头，周总理喜欢慢四步。五十多年过去了，90岁高龄的龚万里先生还清楚地记得眼前的这一幕幕场景。当年，为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为了保证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一定要保密。多年了，这件事情他没有和任何人说，只是实在太高兴了，有一次悄悄地告诉了他的妻子，“我那天晚上见到毛主席了”。连当时送他们到锦江小礼堂去的文化宫副主任翁振东，也是现在刚刚听说这个消息，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

刘荣宝是上海手表三厂的工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也是工人文化宫文工团舞蹈队的成员，在他的家里珍藏了一张50多年前的老照片。1960年5月份，上海工人舞蹈队代表上海市工人阶级到北京参加全国比赛。那天，组织单位要求他们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的草坪上排好队。这时候从门口进来两个人，开始时大家一激动，喊毛主席，毛主席，后来一看不是毛主席，是谁呢？仔细一看，是彭真和贺龙，大概也是太兴奋了，大家把他们两人看成了毛主席。那一天，朱德、周总理、邓小平、李先念、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和他们集体留影。还观看了他们表演的节目。看着照片，刘荣宝告诉我：“当年舞蹈队的节目有很多，题材都选自劳动生产第一线，有《船台激战》《钢铁红旗班》。那时候，我和我现在的老婆还在谈朋友，文化宫所有的舞蹈节目她都看过的，看下来觉得我这个人是有才能，所以她也嫁给我了，哈哈。”

那张照片上面的许多领导人物，在十年动乱时期成了走资派、反党份子、黑帮，刘荣宝夫妇感到这张照片放在家里很不安全。怎么办，夫妇二人悄悄地把它卷起来，放到工厂里的工具箱里，躲过了一劫。

1966年的秋天，那是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这天下午，工人文化宫红孩子艺术团奉命去国际海员俱乐部，即现在的外滩东风饭店进行招待演出。当他们正在认真走台彩排时，上海“工总司”造反派的头头突然窜到剧场，随即召集大家“训话”。他说：“工人文化宫的艺术团队是‘封资修’的代表，必须砸烂，你们今天演出结束立即解散。”说完便扬长而去。

随后，工人文化宫也被迫停办了。这时候，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揭发陈毅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马路上也开始出现了要打倒陈毅的大字报，并且有造反派扬言要冲进工人文化宫，把“工人的学校和乐园”这块匾砸掉，风声越来越紧，当时文化宫的几个职工听到这个风声以后，马上秘密地把它藏在木匠间的地底下，只有几个人知道。当时造反派曾经来找过，没有看到这块匾，也就灰溜溜地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化宫要重新开放了，文化宫的职工首先把这块匾找出来，十分隆重地挂在老地方。这时，文化宫的摄影师高宝鑫把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拍了下来，成为了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