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沉浮

几度沉浮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时期的文化广场沦为造反派和“四人帮”揪斗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干部的“主战场”之一，就连它的名字也一度被改作“文化革命广场”。不过，处在政治风暴漩涡中心的文化广场偶然也会闪出一丝艺术的明光。“卖花姑娘要来了！”1973年四五月间，朝鲜平壤万寿台艺术团即将在文化广场献演歌剧《卖花姑娘》的消息不胫而走。因为一年前同名的朝鲜电影已在国内公映过，所以民众对此次公演充满期待。更关键的是在那个几乎能将样板戏倒背如流的年代，普通大众是多么渴望能接触到真正的艺术。

5月31日晚，文化广场内座无虚席，万余观众为花妮一家的悲惨遭遇所动容。当晚的演出还进行广播和电视现场转播，“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红花多鲜艳……”一曲凄婉动人的《卖花歌》通过电波从文化广场传遍了申城的大街小巷，成为那代人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沐浴在改革的春风下，文化广场的“文化味”愈来愈浓。音乐、舞蹈、杂技、戏剧等轮番上演。有人做过一项粗略统计，1979年文化广场共接待观众超过548万人次，相当于当年每两个上海市民中就有一人走进文化广场。

40岁朝上的人大抵还记得李燕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的李燕杰以其深入浅出、富于感染力的演讲，成为蜚声大江南北的风云人物，被誉为“点燃青年心灵之火的铸魂之师”。1982年5月12日上午，李燕杰在文化广场开讲，万余青年慕名而来。两个半小时的报告，文化广场里笑声、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https://www.daowen.com)

以传播高雅艺术为主的文化广场有时也会客串引领时尚潮流。1985年，法国时尚大师皮尔·卡丹在文化广场举办流行时装发布会，400多套靓丽的男女时装让素来自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也大开了眼界。

可是，在繁荣的背后，文化广场的隐忧也日益显露。1982年全年的文艺演出仅为84场，创利2.6万元，还不及1979年利润额的5%。究其缘由，空调设备缺失、音响效果差都是“硬伤”；设计方面也存在瑕疵，如地坪缺乏坡度，观众视线不佳。渐渐地，大型演艺活动开始转向设施更加精良的万体馆等处，而在文化广场这样大的场子举办小规模演出又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文化广场的经营在矛盾中艰难前行。

在1982年的上海“两会”上，袁雪芬和司徒汉针对文化广场利用率低的情况，建议把它改建成包括两个剧场和一个音乐厅在内的文化艺术中心。时任市长汪道涵十分重视这一意见，专门指示市文化局、规划局等有关部门进行可行性论证。

大约是从1988年起，文艺演出基本淡出文化广场，而诸如房屋交换会之类的会展活动倒是日益增多。市场经济的大潮将文化广场推向了另一个“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