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第一监狱”是怎样炼成的？
1903年6月10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依照常规举行例会。当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工部局工务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份内容庞杂的报告里，虽然只是非常简略地提及“一座可容纳最高数量囚犯的新监狱将在8月1日竣工”，但这短短廿余字却引得主持会议的总董贝恩不住地颔首，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的确，对于再度当选总董的贝恩来说，应对租界内五花八门的棘手事务已是得心应手，可巡捕房拘留所人满为患的问题还是令他挠头。早在工部局成立之初，警务处便在中央、老闸等巡捕房附设拘留所，拘押违法的外侨。在租界里犯法的华人则交由中国官府处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工部局曾推行苦役制度，强制华籍囚犯从事砸石块、筑路等重体力劳动，巡捕房由此开始羁押中国犯人。随着人口激增，公共租界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导致捕房拘留所时时“爆棚”，连会审公廨的狱所里都已拥挤不堪。与之相伴的是，狱中的敲诈勒索、打架斗殴乃至凶犯骚动屡见不鲜，传染病也在狭小的监房里肆虐。
无奈之下，工部局只得于1889年初租下英国领事馆厦门路监狱的北侧监舍，暂时抵挡汹涌的“犯人潮”。然而，“寄人篱下”终不是长久之计。1901年10月，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在华德路（今长阳路）上建造大型监狱。英国驻新加坡工程处在该项工程招标中拔得头筹。不到两年时间，一座拥有两幢4层监楼的新监狱就完竣了，这让整天为关押场地不足而烦心的贝恩长舒了口气。
这所新监狱的全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亦称华德路监狱。不过，上海市民更喜欢唤其作“提篮桥监狱”。因为在距离监狱不远处的海门路古时曾是下海浦的一部分，浦上原有一座木桥通向下海庙（今址为昆明路73号）。据说，当年常有善男信女提着盛放香烛的篮子，过桥前往庙内进香礼佛，此桥遂名提篮桥。后来，下海浦被填没，木桥也遭拆除，但“提篮桥”三字却被保留下来，成为那一带的片区名。提篮桥监狱即因此得名，且在坊间沿用了近百年。有趣的是，尽管历史上提篮桥监狱多次“改名换姓”，从解放前的“华德路刑务所”、“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到解放后的“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上海市监狱”，可它的正式名称中从未出现过“提篮桥”这一地名。直至1995年6月，监狱正门挂上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牌子，提篮桥监狱方才算是名实相符。
实际上，工部局工务委员会向董事会报告的日期是预估的竣工时间。提篮桥监狱的第一幢监楼（AB监）于1903年5月18日就已启用。第二幢监楼（CD监）和配套的办公场所、医院及看守宿舍等则在是年的8月28日投入使用。早期的提篮桥监狱全部由青砖和石块垒成，占地面积约10亩，计有美式监房480间。监狱的拱形大门开设在华德路117号（今长阳路111号处）。
正如那句俗语所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提篮桥监狱在落成后的数十年里，至少经历3次以上的改扩建，才基本达到如今的规模。1929年，著名作家阿英在租界被捕，一度关押于提篮桥监狱。据他回忆，那时的提篮桥监狱有东西南北4座监楼，“每监是5层，每层背靠背建筑两排房间，每排间数约有40个，每间少则收3人，多则收4人。每间占地宽4尺，长8尺，三面墙，一面铁栏——铁栏边就是门。”“从铁栏到狱窗约有一丈五尺左右，用中国式的跑马楼的建筑形式，中间是天井，可是这天井看不到天，上面是有屋顶的，每层天井而且是用铁丝网平兜了，以免犯人跳楼寻死。”囚牢里生活虽不免“挨饥忍饿，甚至于水都不能多得一点”，但阿英还是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晚饭后的一两个钟头之间是狱中生活最惬意的时候。“那时早班的西捕是全退去了，晚班的还没有来，只有印度阿三（即印籍看守）在守着。我们在这时，可以说是很放肆的，唱歌，说故事，唱戏，唱小调，做政治报告，一切都是自由的……”
阿英出狱以后，提篮桥监狱仍在不断“扩张”。当1935年的扩建，也就是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扩建落下帷幕时，提篮桥监狱的占地面积已经扩大到60.4亩，11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监楼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关押体系，各类监室接近4000间，其中不乏橡皮监（防暴牢房）、绞刑房和“风波亭”（禁闭室）之类的特种监房。此外，监狱还附设女子监狱和童犯感化院（专门收押少年犯）。
与此同时，监狱正门也从华德路117号迁至147号。那是一座形状方正、并无出众设计可言的大门。若不是四周5米多高的围墙及门楣上刻着一行英文：“SHANGHAI MUNICIPAL GAOL”（意即“上海工部局监狱”），普通路人很难想象此门背后就是一所设施精良、壁垒森严的监狱，而且这所监狱最高在狱囚犯人数超过8000，远胜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一筹，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