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的兄弟自由了”

“受难的兄弟自由了”

1949年7月的一天，素日冷冷清清的提篮桥监狱门口却是一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热闹景象。住在周边的市民不知发生何事，纷纷赶去围观。过了不多时，只见监狱大门徐徐打开，数十名衣着整洁的“犯人”在上海各界代表的簇拥下，昂首阔步，喜气洋洋地走出提篮桥监狱。眼尖的人一看到这群“犯人”，马上惊呼：“啊？！伊拉（他们）几个月前不是已经从提篮桥放出来了吗？哪能（怎么）今朝又到此地来？”

事实确实如此。这件事的源起还要追溯到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初，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在垂死挣扎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预谋杀戮囚禁在提篮桥监狱里的50名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为了营救这些革命志士，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刘长胜、张承宗、张祺等会同中共上海市警察局委员会（简称“警委”）的有关人员设想过多种营救方案，但考虑到提篮桥监狱地处闹市，施救的胜算渺茫而不得不放弃。

幸亏，中共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林亨元等成功策反了代理典狱长王慕曾。所以，当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下令将提篮桥监狱的政治犯转移到舟山群岛时，王慕曾以种种借口拖延着不办。5月23日，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为了防止敌人蓄意加害，提篮桥监狱的地下党组织根据“警委”的布置，开展武装护监斗争，确保了所有在押革命同志的人身安全。(https://www.daowen.com)

上海解放伊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承宗就嘱咐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张祺尽快将囚禁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同志接出来，还交给张祺300块银元，作为出狱同志的生活费。

5月28日一大早，张祺拎着一袋沉甸甸的银元，前往市军管会找政务委员会负责人曹漫之接洽。一打听才知道曹漫之的办公室在天潼路。于是，他又提着大布袋子打算赶到天潼路。不料，张祺正要步出军管会大门时，却被解放军哨兵拦了下来。原来，张祺身穿长衫，实足一副有钱人的打扮，而且哨兵打开布袋一瞧，满是白花花的银元，让人目眩。这更令小战士觉得眼前此人甚是可疑。幸而，一位熟识张祺、穿着军装的地下党员帮他解了围。后在曹漫之的介绍下，张祺与接管提篮桥监狱的军代表毛荣光等人接上头，并将那一袋银元转交给狱中的同志。经过商量，确定立即释放王中一等45名中共党员；另有5人系农工民主党成员，需取得该党的市级组织证明以后再行释放。

次日下午2点多，张祺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乘着一辆大客车前往提篮桥监狱迎接出狱的战友。等他赶到监狱时，王中一他们早已在监狱员警饭厅等候。3点半，在举行完简短的“慰问与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之后，45人一路高唱《跟着共产党走》，举着用被单和席子制作的、书写着“毛主席万岁”、“感谢人民解放军”等语的横幅和标语，兴高采烈地列队步出监狱大门。见到亲人重获自由，早已等候在长阳路上的亲属和工友们纷纷拥上前去，争相拥抱、握手，脸上挂满喜悦的泪水。“欢迎受难同志出狱！”不知是谁首先喊响了口号，在场人群的激情一下子被点燃，一阵阵的呼号响彻长阳路。

31日，创刊才4天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在显著位置刊发了《军管会接收伪上海监狱，被迫害的“政治犯”当即获释恢复自由》的新闻报道，还配发短评《受难的兄弟自由了》，详细记述了3日前提篮桥监狱那感人的一幕。

不过，出乎张祺意料的是，陈毅同志对这次迎接被捕同志出狱工作很不满意。在听取汇报后，他思忖了片刻，对张祺言道：“这些同志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牢的，现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这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而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对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张祺这才明白自己低估了此事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

于是，根据陈毅市长的指示，张祺又把出狱的大部分同志找回来，重新在提篮桥监狱集合，同时组织申城各界代表前去迎接，并在监狱大门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如同欢迎英雄凯旋一般。苏联电影代表团当时正巧访问上海，他们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生动的场面。这些珍贵的历史场景日后被编入了中苏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新中国》。该片的原始拍摄资料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俄罗斯。

弹指一挥间，20世纪初叶诞生的提篮桥监狱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漫长路。提篮桥监狱这百余年来的风雨沧桑其实很难用文字尽数，更多的历史瞬间有待后人去追寻、去揣摩，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