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感到医学的发展，除必需的“硬件”（诊疗利器）外，“软件”（医学思维）也不能或缺。2007年笔者出版了《医学“软件”—医教研与学科建设随想》，但那不是一本系统严谨的著作。笔者从事临床与研究六十余年，深感发展中国新医学，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它关系到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健康，也涉及中华民族能否在医学上对世界做出贡献。在主要从事的癌症领域，笔者在耄耋之年相继出版了《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2011年第一版，2015年第二版），《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2014年）和《控癌战，而非抗癌战—“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控方略》（2018年）的高级科普读物。这些都是对付癌症的“软件”（思维），正如下象棋，双方都有车马炮，兵力（“硬件”）相当，而胜败则取决于棋手的智慧（“软件”）。毛泽东思想（“软件”）在“中国站起来”中起了关键作用；邓小平理论（“软件”）在“中国富起来”中同样起关键作用。我方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软件”常常是取胜之道。《孙子兵法》（“软件”）之所以蜚声中外，就是因其当年能助只有3万兵力的吴国战胜有20万兵力的楚国。那么医学的发展，是否也同样需要“软件”的支撑呢？

从历史来看，东西方的医学都是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西方医学由于显微镜的发明，已逐步从宏观走向微观，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出现，促进了现代医学的突飞猛进。然而，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关注了微观，自然就难以兼顾宏观。西方医学也逐步聚焦到“病”的局部，而难以兼顾“病人”的整体，在治病过程中，常常将病人看作一部机器来修理，而难免忽视了人是有情感有思维的、社会的人，人体还有巨大的“潜力”，包括精神的作用（主观能动性）。东方医学（笔者只能谈论中国传统医学），同样在实践中发展起来，并且几千年来继续在实践中深入。它在宏观方面的观察，远胜于西方医学。最近二十四节气列入“非遗”名单就是我国宏观观察胜于西方的一例。中医学通过实践的积累，逐步上升为理论，《黄帝内经》就是我国中医学理论的概括。这些理论始终没有离开宏观、没有离开整体，没有离开实践。然而，东方医学在微观方面则远不如西方医学。东西方医学就好比，一个从后面看人，说人有头发和耳朵；另一个从前面看人，说人有眼睛、鼻子和嘴巴。它们都没有错，只是都不全面，如果合起来就能更全面地反映客观，这就是笔者之所以要写这本册子的初衷。

笔者只是一名普通的肿瘤外科医生，照理没有资格写这样题目的书。然而，因为有下面一些背景，所以斗胆落笔，以求抛砖引玉。① 20世纪60年代，笔者曾写过30万字的《发展中的现代医学》（惜因“文革”，放在出版社15年，需要更新而未能出版），对医学的古今中外有粗略了解；有幸担任过上海医科大学（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校长（1988—1994），对医学发展也有过思考；主编过三版《现代肿瘤学》（1993、2000、2011）；在国际抗癌联盟（UICC）担任过8年理事，对医学的一个重点—癌症也有所了解。② 笔者老伴李其松教授是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大学同窗，1954年本科毕业后于1956年曾在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学习工作，1959年曾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跟师上海当年的名中医（黄文东、裘沛然、张耀卿、张伯臾等），是中西医结合内科医生，后又参与针灸麻醉机制研究；半个多世纪目睹了她所治好的一些疑难杂症。③ 笔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曾接触中医和针灸，看过一些中医的古籍，如《黄帝内经》等；在进入癌症临床后，总结过中西医结合的“攻与补”对癌症病人生存率的影响；21世纪初又对老伴的一个含5味中药的小复方“松友饮”做了较多实验性研究。④ 2007年老伴与笔者曾计划写一本《中西医结合—创有我国特色医药事业的重要途径》，惜因老伴先后患乳腺癌、心房颤动、脑梗、腰椎骨折、肺炎等，而未能实施。这本册子就是为完成这项计划而写，老伴已无法参与，但书中事例均为老伴和笔者亲历亲为的。

鉴于笔者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曾考虑将书名改为《汇东西方精华，创中国特色医学》，也许有助于扩展东西方思维，例如西方处事常常是“以硬碰硬”，而东方则常“以柔克刚”。为什么现在采用“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呢？顾名思义，“西学中”可理解为西医学习中医。但这个“中”字是一语双关的，“创中国新医学”，既要学习“中华文明精髓”（有古代和近代的）；也要学习“中医药”，因为中医药正是中华文明精髓在我国医学上的体现。后面所加的副题，是强调这只是“一家之言，供参而已”。

我国有几千年中华文明，再加上学习西方，“洋为中用”，必能创建中国新医学并贡献于世界，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历史使命。完成这项历史使命，需要几代人的奋斗，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作为一名中国医生（西医），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医学，也不能无视祖先留下的“宝库”。要达此目的，除现在中医药大学已经有西医课程外，需要有造诣的中医进一步凝炼中医理论的精髓。笔者以为，中医的理论精髓，正是中华文明精髓在医学上的反映，是我国古代高深哲学在医学上的体现。但要创建中国新医学，更需要有造诣的西医师学习和研究中医，西医学习中医是关键所在。只有更全面地了解西医和中医，才会给我们在发展新医学方面提供更为广阔的新思路。

关于“中国新医学”（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毛泽东在1954年就已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258页］著名学者钱学森也曾说：“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1990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0553页］笔者只是不自量力地参与呼吁而已。(https://www.daowen.com)

“中西医结合”并不同于“中西医并用”，前者是根据中西医各自的长短，结合病人情况，从整体考虑选用合适的中医疗法和西医疗法，以达到最佳的互补。“中西医并用”则是各自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给病人选用疗法，例如对付癌症，西医已用化疗攻癌，再请中医会诊，中医也重用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的攻法，结果不是互补，而是重复，好比用了加倍的化疗剂量，病人无法耐受。为此，中西医并用，搞不好会互相重复，互相抵消，而不是互补，结果可能更坏。

这本册子所谈论的“中国新医学”，主要是谈论医学理念方面的问题，不打算也不可能覆盖医学的全部。笔者是西医，热爱自己的职业，但这本册子涉及不少西医所存在的问题，这并不是否定西医，而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只有看到自己所从事领域的问题，才可能找到补救的办法，才可能进一步提高，其目的是补台，不是拆台。

如果一口气看完这本册子，会感到有不少重复。实际上这是笔者刻意所为，目的是强调笔者对某一观点的管见。

笔者深知，发展中国新医学，是一个既引起重视，又肯定存在不少争议的领域。站在不同的立场，可能出现不同的看法。笔者站在西医的立场，但限于在中医理论和哲学方面水平的限制，偏颇在所难免，只是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思考，尚祈指正。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