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由来
笔者1954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本科毕业。那时毕业前便分为外科重点、内科重点等，笔者分在外科重点，实习时在外科相关科室轮转时间较长。毕业后即留在附属中山医院外科工作，1957—1967年参加血管外科临床与研究工作，曾和杨东岳教授共同完成“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的创举。20世纪50年代末响应号召，研究中西医结合，曾参与并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 Med J，1960）发表“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116例”的论文；曾作为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组（由著名针灸专家陆瘦燕教授领衔）秘书，写过“学习内经后对‘经络现象’的初步认识”的论文。说也奇怪，笔者这个主张用手术治疗急性阑尾炎的外科医生，竟亲历了针灸治好儿子、妻子和母亲的急性阑尾炎病例。特别是91岁母亲，急性阑尾炎穿孔导致弥漫性腹膜炎，仅用针灸合并1/4量的抗菌药物治疗9天而愈，直到她96岁去世未再复发，给笔者留下针灸确能治病的印象。
学习《黄帝内经》写的心得文章
早年阅读1954年版《黄帝内经》的标注
1968年至今，笔者从事癌症（特别是肝癌）临床与研究，发现“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并用”截然不同。早年观察到，如果西医用化疗攻癌的同时，按中医的观点也用攻下之剂（清热解毒、消积软坚），病人出血率高（肝癌结节破裂出血和食管曲张静脉破裂出血）而死亡快；反之，如合并用中药调补，则出血率低而生存率高。笔者曾发表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体会—探讨攻法与补法对出血和生存率的影响”（《肿瘤防治研究》，1977）一文予以证实。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西医学习中医的于尔辛教授，也认为肝癌治疗用“健脾理气”中药较好。这些都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也许中西医结合真的可能提高疗效。
在多年的肝癌临床工作中，笔者不时和老伴李其松教授讨论，对手术后的肝癌病人用过一些调补类的中药作为巩固治疗，后来制成只含三味中药（黄芪、丹参、枸杞子）的“三易饮”，虽然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但仍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些病人后来大多比较稳定，较少复发和转移。一些外宾病人，至今仍点名要笔者看病，要笔者继续给他开中药。记得有一位印尼的病人，1997年首次来看病，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伴有甲胎蛋白低浓度持续阳性（简称“甲胎蛋白低持阳”，甲胎蛋白50 ～ 60微克/升，正常值应低于20微克/升），但不伴有肝病活动证据。通常这样的“不伴有肝病活动证据的甲胎蛋白低持阳”病人，大多在一两年后出现肝癌。然而，该病人服用逍遥散加减的中药后，至今21年未发现肝癌，而2018年末次来诊时，仍然为没有肝病活动证据的“甲胎蛋白低持阳”（62微克/升）。这些“偶然”病例，让笔者思考，中医中药是否还有一定的预防肝癌和预防肝癌复发转移的作用呢？
上述这些点点滴滴，加上西医至今还有不少未能解决的问题，终于让笔者下决心研究一下中西医结合是否可能提高疗效。2006年，笔者76岁时组织了一个小组，进行“消灭肿瘤疗法的负面问题及其干预的实验研究”，其中使用了老伴所拟含五味中药的方子“松友饮”。结果发现这个调补为主的中药小复方，有助实验性肝癌切除后、化疗后生存期延长和肺转移减少。原来这个小复方具有改善癌所处的缺氧、炎症微环境，下调肝癌干细胞标志（使癌的分化较好，恶性程度降低）以及提高免疫力等的作用。
笔者有幸当过几年（1988—1994）上海医科大学（简称上医，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校长，自然也对医学的发展有所思考。例如想到上医创始人颜福庆教授，1924年在中华医学会（1915年成立）第五届大会上演讲的一句话：“西医必须大众化，必须中国化。大众化和中国化不应依靠外国医生，而应该由中国的医生自己来实现。”近年又进一步思考，做过“中国特色肿瘤临床研究的思考”的报告，在《科技导报》发表过“汇东西方思维精髓，发展中国特色科技”的卷首语（第6页图） ；也发表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癌的思考”的述评，2012年还应邀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Chin J Integr Med）发表过“中西医结合抗癌”的编者按（第7页图）。(https://www.daowen.com)
如前言中所说，“西学中”的“中”字是一语双关的，即西医既要学习中医药，也要学习中华文明精髓。这样也许有助扩展东西方思维，例如早年电影中西洋拳不敌太极拳的情节，亦即“以硬碰硬”和“以柔克刚”之别。于是，在老伴仍在监护室之际（本书于2016年11月动笔写，2017年9月份第一稿完成，2018年4月定稿。老伴于2017年2月离世），毅然动笔，以企完成老伴遗愿。
在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论坛上的报告
发表在《科技导报》上的卷首语
在《临床肝胆病杂志》上发表的述评
发表的“中西医结合抗癌”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