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世界秩序与新时代中国发展
李 滨[1]
中国要实现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目前第一目标除了在防范金融重大风险、实现全民脱贫、生态环境治理上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外，其他的大部分指标基本实现，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实现这一战略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两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目前的世界秩序对其战略途径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目前的制度本身给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怎样的便利与挑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世界秩序正处于嬗变过程中，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呈现式微的态势，但是它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今后的变化方向有待于各种势力的变动。但就目前态势来看，它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既存在着机遇，也存在着挑战。最大的机遇是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体制外在的结构性压力减小。过去新自由主义以完全市场化、私有化和政治体制的西方化作为国家的国际合法化基础，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基础正在减退；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国制度的国内外认同度和接受度正在上升。这两个方面形成了中国实现其目标的最大战略主动。另外，由于中国国力的加强，其对外部的抗干扰能力大幅提升，这也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条件。
然而，在一个嬗变的世界秩序下，不确定的因素增加，特别是全球生产链和开放的国际市场可能遭遇变数，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引领全球生产链、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分工的中低端国家来说，存在着来自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巨大潜在风险。另外，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话语权的加强，来自地区和世界秩序传统主导国的战略戒备会不断提高，这对中国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且必须重视的不利因素。如何化解这种经济与政治的负面因素是未来中国在对外战略中需要研究的大课题。
中国制度是实现中国梦最大的内在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中国可以较为从容地在经济上、政治上应对国内外市场产生的负面作用和风险，较好地维护社会稳定，较好地集中力量和调动资源来克服发展中的短板与弱项，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中国已经获得的发展成就为上述这一切积累了巨大能量。
然而，中国的制度本身也存在潜在的风险。中国制度的关键是党的领导，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但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风险可能使党的干部滥用、误用、浪费、侵吞社会资源，无法带领群众克服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困局，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影响人民群众对制度的认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偏离正确的轨道。因此，基于党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素质和能力是克服中国制度内在风险的重中之重。
一、世界秩序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不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还是现代化之路的实现，中国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完善，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成功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政治的民主、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生态的优美。然而，在中国梦实现过程中，中国将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世界秩序是中国梦实现的重大外部环境，它的变化对中国梦的实现不可避免地产生着重大影响。那么嬗变中的世界秩序对中国梦的实现带来了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中国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战略途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一道路的保障。中国制度的国际接受度以及对国内的认同度影响，是实现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风行世界。不符合新自由主义要求的社会制度都处于这一秩序的巨大改造压力之下，中国在这一阶段也处于来自外部制度性压力的最困难期。但因中国历经20多年的努力发展，又因新自由主义秩序自身矛盾凸显，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形势开始发生重大转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贫富分化、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难民等问题以及一些奉行新自由主义国家出现的乱象使得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新自由主义秩序改造世界的动能不断地衰竭，特别是改造异质国家的势头开始退潮。这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疑相对减轻了制度的外来结构性压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实，为其制度赢得了国内外一定的认同度和吸引力，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制度的稳定性，提高了自身的形象、威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发展的有利空间。
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人民的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带动作用，使得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和威望有了极大的改善，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制度在国际上的接受度，也加强了国内人民对这一制度的认同度。中国采用扩大内部投资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如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基础设施修建，高铁建设就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开始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建设也带动了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比如矿石、石油等，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很快从经济危机中恢复，比如澳大利亚。为中国提供技术支持的国家，比如德国也借此度过了危机。中国主要通过扩大内需应对危机，同时也引领全球许多国家走出了灾难。而这一时期的美国通过自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危机，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通货紧缩预期的恶化，但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可能给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风险。
中国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产生的威望使围堵中国的外部势力有所忌惮，变得力不从心，它们贬损中国制度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大大下降。中国建设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在对比中感到，中国并不是一个缺乏人权、缺乏自由、缺乏幸福、政府缺乏合法性的国度。
相对于许多奉行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失衡、政治失序、制度失灵的状况，现在中国的制度不仅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西方社会中也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赞誉。南非重要报纸《星报》2015年12月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国给非洲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及推动工业化的方法是非洲国家必须学习的。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评论的正面性在增加。2008年9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中美这七年》就对中美两国制度进行了比较。文章在谈到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时不吝赞美之辞：
经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
中国今天的政党是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
我曾遇到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呢？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体制更有活力。
中国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的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他们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
坦率地说，中国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2]
弗里德曼几年前对新自由主义是推崇备至的。他行销世界的一书——《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曾把美国的体制作为典范向世界推销。弗里德曼在书中自豪地说，美国的成就是其制度适应全球化的结果，“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就完成了大部分的改造工作，如缩小规模、私有化、联合、放松管制、重新规划、精简、重建等，以适应全球化市场的要求”。他要求各国效法美国，认为“只要其他国家要保留任何东西，如现有的生活水平，就必须进行调整，对照美国、模仿美国，虽然这种调整必然是非常痛苦的”。[3]几年过去后，弗里德曼对美国制度的信心荡然无存，反而质疑美国人自己是否处于第三世界之中，质疑美国制度是否合理合法。
除了外部对中国制度的敌对性下降外，由于国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的增长也是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在联合国中，中国承担了更多的会费和开支，派出了更多的维和人员，在联合国事务中影响力显著加强。2015年底联合国决定的各国在2016—2018年维和预算分摊排名中，中国因经济增长从第6跃升至第2，负担了10.2%的维和摊款，日本则从第2跌至第3；在2016—2018年经常性预算分担中，中国处于第3，即承担7.921%的联合国会费。再如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生效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将特别提款权（SDR）从2385亿增至4770亿，并实现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转移份额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6跃居第3。中国此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份额位列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后。除了这些机构外，在其他的一些国际机构中，中国的话语权也在增大。在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过程中，中国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切都为中国在既定的全球治理中提升了话语权，使得国际制度在今后的实际运行中变得有利于中国，或至少不会对中国形成较大干扰。这也使想损害中国利益的国家更加有所顾忌，而希望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国家大幅增加。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过去一些国家还抱有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骑墙，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投机心态，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国力的提升和威望的提高，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的增加，这种心态在许多国家中逐步淡化，一心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的愿望进一步加强。台湾以及藏独等分裂中国的势力在国际上获得同情与支持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以“弱小受欺凌的弱者”形象来博得同情的做法变得效果越来越差。近年来，中国加大对海外宣传的力度，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北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和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中国的表现以及美轮美奂的场景，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中国制度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另外，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主动出击，建立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举办各种主场外交峰会，主动设置各种议题。在战略中开始发挥主动，这也在积极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新的适宜环境。
可以说，目前在世界上不愿、不敢对中国“惹事”的国家增多，有求于中国的国家增多，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增多。这既得益于中国的发展、国力的强大，也得益于中国长期以来不把制度输出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项出发点，从不对别国的内政评头论足，不似苏联那样对它们的制度产生直接的冲击，而体现着开放和共享的元素。
外在环境向好的方面变化使得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度下降，国人对自己的制度认同度加强。这为中国的发展减少了干扰，坚定了中国人民走自己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定。过去由于中国的相对落后，在一些不客观的宣传下，许多中国人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人间天堂，心驰神往，把它们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变革的方向，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随着新自由主义秩序在世界带来的混乱和中国发展成就的彰显，越来越多理智的中国人开始转变观念，认识到“外国的月亮也不是那么圆”，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外的差异与优劣，减少了对西方的盲目崇拜。这大大提高了制度的向心力，提升了民族的自豪感。过去中国大量的海外学生滞留不归，今天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留学归国学生日益增加。
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开放式发展的重要性，它们对外来资本、技术和商品的需求日益提高，这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也为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创造了条件。以非洲为例，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5年后的十年间，全球营商环境改革进步最快的50个经济体中有19个来自非洲，包括卢旺达、毛里求斯、加纳、尼日利亚、安哥拉、塞内加尔和摩洛哥等。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强劲，由1995年的57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578亿美元，创历史高点，此后因全球经济衰退而短暂下滑，但2011年即开始回升。2012年，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减少18%，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下降的背景下，非洲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却逆势增长5.5%。从流入国看，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和南非等国近10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从来源国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份额不断上升。从行业看，2003年油气矿业占非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77%和项目数的28.5%，但2012年，金额比重降为40%，项目数比重降为7.2%。与之相对应，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流入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电信）以及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非洲的工业化发展需求，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中非各自的发展阶段、禀赋决定了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决定了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互为机遇”。特别是在产能合作与产业转移上，非洲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市场潜力巨大，非洲国家普遍谋求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中国正在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资金、技术、人才、高性价比的装备和优质富余产能等相对发展优势，更有真心诚意帮助非洲实现自主发展的政治意愿，因此，中国与非洲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市场，也为中国在非发挥影响提供重要机遇。在其他一些地区，如中亚、中东、拉美也面临着发展需求，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存在着一定的合作优势，如物美价廉的装备、雄厚的资金、较少的政治纠葛和历史积怨。中国与这些地区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同样有助于为中国提供一个外部的合作共赢的机会，也为中国发挥影响创造重要机遇。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为西方世界提供机会。由于过去多年来西方国家在中国投资，沉淀了大量资本，也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这种沉淀的资本使得西方资本愿意看到中国发展，把它视为进一步获得利润的来源地。2017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比肩的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今后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变得更大。这种诱人的市场前景将会为西方资本提供重要的利润来源。过去近40年的改革开放，外部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2200多亿，这些投资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中国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利润增长源泉。此外，中国开放式的发展会不断地扩大外来商品的进口，这也为西方国家的对华出口提供了更大的出口机会。最后，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人出国旅游人数不断增多，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旅游业一个最大的消费来源国，这为当地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些经济利益是西方世界希望中国发展的重要经济动力。因此，一个开放的不断繁荣的中国也是它们从经济上希望看到的结果。
总之，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巨大发展，中国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国际障碍大大减少。中国梦实现的战略途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成就、实力增长，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经济实惠，必然导致国际上对中国制度的接受度进一步增加，质疑声减弱，干扰性下降。由于从自己的制度中获得感增加，中国人民对自己制度的认同度将进一步加强，加上发展带来的实力增加，中国应对制度干扰的能力更强。这无疑为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供了巨大的可能，这也是中国最大的发展机遇。
（二）挑战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嬗变让世界处于一种不确定之中。这种不确定伴随着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反全球化，这在西方表现尤为突出。另外由于中国发展，旧秩序中的主导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备日益加强，这构成了中国发展巨大的外部挑战。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虽处于相对衰落之中，但它的社会基础仍然强大，未来的发展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这种不确定性给未来的世界市场、未来的全球生产链、未来的国际关系都带来了不可预见性。各种势力都在影响着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但在这种过程中，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的保护主义成为影响未来的重要思潮。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全球化出现反复甚至出现倒退。这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地位有所上升，但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仍处于中低端，中国的企业绝大部分依附在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链上，缺乏核心的技术。在这种地位决定了中国外部市场的脆弱性，对外来技术的依赖性，可替代者相对较多，竞争压力巨大，由此导致分配收益低下。对于十九大提出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来说，这是巨大的障碍。由于经济民族主义导致的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将带来如下的挑战。
1.中国经济依赖的外部市场可能萎缩
中国经济虽然对外依存度在近年来有所降低，但整体仍处在35%以上，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很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整个世界的生产链中并不处于高端环节，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仍然很大，而且人口庞大，就业压力较重。如果保护主义导致的海外市场萎缩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影响甚大，对其经济增长会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尤其是中国的许多产能处于过剩状态，国内市场难以独自消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增长与就业的问题。因此，如何促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扩大中国出口的多元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和加强中非经济、中拉（美）经济合作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2.长期带给中国增长动力的全球生产链逆转
中国经济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得益于其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制造份额。经济全球化的逆转可能导致许多跨国企业重新把生产环节回流到发达国家或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对中国来说，无疑减少了重大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放松管制和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制造业回流，必然导致世界性争夺投资的恶性政策竞争。这种竞争会减少政府通过解决社会公平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这可能为中国这样制度的国家带来新一轮的社会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面开放的过程，为了吸引外资给予了重大的政策优惠，这种优惠带来了下岗工人潮和税收的拮据，政府困难重重。目前由发达国家如美国引发的税收等政策优惠潮迫使中国也不断提出各种政策优惠，由于中国不比20世纪90年代人民处于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政策优惠带来了资本与劳动分配比例的下降，资本对劳动的强势作用增加，中国政府面临的社会问题可能更大，实现发展目标的困难度加大。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依靠经济增长带来合法性，而且是依靠缩小贫富差距赢得合法性。中国梦的实现不仅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且依赖于共享发展、绿色发展。
3.竞争压力增大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从过去主要与发展中国家竞争市场与投资，发展到在低端与发展中国家竞争，在中高端与中等发达甚至最发达的国家竞争市场与投资。这主要是由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从低端到中高端分布状况有关。而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经济的不平衡与综合分布，既有中端产业，也有高端产业。比如目前中国的高铁与日本和法国出现了竞争，中国的商用大飞机在未来很可能与美国与欧盟出现竞争。虽然中国在发展高端产业时也吸收西方国家企业加入，但整体上与西方产业竞争会不可避免地加剧。中国在过去作为西方技术垄断的“粉碎机”引来了西方对中国技术自主创新政策的种种责难，这种现象今后将更为严重，由此带来的西方内部反全球化情绪会更加强烈，特别是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绪会更加强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要求会更严。这会为中国企业发展带来更大的外部限制。比如中国收购德国的一些企业不仅遭到德国部分企业的反对，引发欧盟恐慌，甚至遭到来自美国的阻挠。中国企业收购德国的半导体企业爱思强公司、机器人企业库卡以及照明企业欧司朗遇到的问题都是担心中国竞争力加强的体现。特别是西方国家对“2025中国制造”计划反映出来的敌视情绪，反映的是对中国竞争世界产业链高端地位的担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由于类似竞争的加剧对中国的“羡慕妒忌恨”。因此，随着竞争的加剧，中国产业和企业走出去的境遇不会顺利。已经流产的TPP就是一个想要从制度上限制中国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安排。TPP不仅涵盖传统的国际贸易领域，还对劳工和环境、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领域加强规范。虽然TPP由于特朗普上台而流产，但不排除今后西方国家会再做出类似的安排以削弱中国的竞争力。2018年中美贸易纠纷就是西方试图削弱中国未来竞争力意图的体现。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应努力提高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地位，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有站在全球生产链的制高点上，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彻底摆脱依附式发展带来的各种限制与挑战，才能更有效地与发达国家形成平等的共享式发展格局，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互补式、共同发展的格局。
中国未来在国际上遇到的政治麻烦是来自世界和区域内的长期主导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备。这种戒备一是制度戒备，二是地缘政治戒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其发展壮大与世界影响的增强，无疑会造成资本主义大国的担心。担心中国带来的世界性制度冲击和制度性竞争，出于本能，它们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一种制度性戒备与防范。这种戒备与防范可能会导致一种“隔离”中国的全球化，形成专门针对中国的反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切断中国参与全球生产链的供应（美国对中兴公司的惩罚），迫使中国在制度上做出调整。目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发展已经表现出制度上的失望、政治经济竞争的担忧，要求对华强硬已经在一部分西方政界、学界和企业形成一定的气候。这会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极其负面的外部效应。如何化解这一负面效应是中国今后要极端重视的课题。如何通过合作共赢，通过向世界解释中国不输出社会制度，是化解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制度戒备的重要方面。(https://www.daowen.com)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戒备也会大大加强。这一方面最主要是美国与日本两国。美国担心中国在东亚基金世界范围削弱其领导力，日本则主要担心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力量，影响其历史形成的和长期以来在美国的羽翼下获得的既得利益。长期以来，美国作为东亚安全秩序的引导者，日本作为追随者，主导着东亚的各种安全安排。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在东亚的影响力的加强，在东亚主导秩序上，美国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强的危机感，日本担心自己在战略上被边缘化。在世界范围，美国对中国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的担心日益加剧。这些都成为美日两国在战略上希望牵制中国的内在原因。虽然美日两国都感到中国的发展在经济上可能给自己带来机会，但在战略上都希望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其控制的范围。但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一战略基本落空，因此，两国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戒备日益加大。两国对中国发展的战略干扰今后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战略遏制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强。这一动向近年来在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在中国周边加强军事部署等问题上已经显现出来。而且两国一些势力在各种场合到处散布或附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衰退论”，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卖力地拼凑各种可以遏制中国发展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安排，在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极力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抵消中国的影响。
要破除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战略干扰，就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对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力争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让美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战略意图，坚持与美国做伙伴；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与美国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让美国尊重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与美国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与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合作共赢，积极引导美国摒弃零和思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交往中使双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这一战略应当作为对美的长期战略，绝不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因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预计将伴随着中国梦实现的全过程，美国对中国发展战略干扰的破坏性将大于其他国家。但是对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中国一味地对美忍让和克制，必须软硬兼施，刚柔并济，以斗争求合作，以合作化分歧。否则结果只能导致美国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反而会强化美国干扰中国发展的意愿。强大的国防、积极的合作、开放的市场、明确的底线是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保障，四个方面缺一不可。以实力求合作才会带来真正的平等共处，以互惠促合作才带来真正的长远共赢。
由于与中国的地理位置的相邻，历史上存在着宿怨，领土（海）上存在的争议，加之国内政治生态以及担心自己在东亚被边缘化等因素，日本对中国的发展也抱有强烈而复杂的戒备心态。出于这种心理，日本一面希望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实惠，表示愿意同中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但又要求这种战略互惠完全按日本意愿运作，实现日本利益的最大化。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企图通过淡化过去领导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谈话（宫泽谈话、河野谈话及村山谈话），修改侵略战争的立场，粉饰侵略历史，否认各种等战时罪行，以此使日本在对华外交中摆脱历史负担，从而可以“清清白白”地与中国争权益，可以堂堂正正地争当亚洲和世界的政治大国。在领土争议上，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蓄意销毁相关外交记录，发展到后来在领土问题上坚持不承认存在主权争议、没有谈判余地的“两不”立场，以此希望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把既成收益固定化。为了防范中国发展可能给日本带来的不利影响，近年来日本政府从“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大亚洲”构想，到提出“钻石安全包围”，试图联手东南亚有关南海岛屿声索国，在南海诸岛争议上两翼策应，再到各种场合极力配合，甚至引导美国的对华遏制企图，如TPP、重返亚洲战略，以此来牵制中国的发展，抵制中国的影响，以保证日本在东亚长期以来的优势地位。
面对日本对华的强烈而复杂的戒备心态，化解中日关系的症结、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是落实中日达成的四点共识：第一，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第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第四，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就中国而言，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是要使日本相信，中国的发展不会损害日本的利益，而只会为日本带来发展机会。“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就是要让日本明白，日本任何篡改历史的行为，只会加剧双方民族的积怨，因为它混淆善与恶；中国牢记日本侵华史，并不是为了报复过去“血泪仇”，而是作为民族发展的励志铭，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双方对历史的正视，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引教训，共同走和平友好道路。领土主权争端的管控是为了避免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擦枪走火”，违背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宗旨。重启对话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日本对中国发展的心理阴影。让日本彻底对华放下身段，摆正心态是解决日本对中国发展干扰的基础。恩威并施是发展今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保障。
二、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根本保障
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在于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与发展这一制度，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保障。然而，这一制度实际的运行状态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障。这一制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众多的优势条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市场经济的最大优点在于其效率。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导向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具有增进经济静态与动态效益的动力机制。但同样中国的经济制度又是带有社会主义元素的制度。它以公有制为主体，强调政府对经济调控作用的重要性。这既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又可以有效地防范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这是许多完全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具备的。因为没有公有经济这一基础，它们缺乏有效地调控市场的资源、能力，也缺乏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同时，这一经济制度也优于苏联模式的社会经济体制。苏联模式的社会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排斥私有经济，带有效率不足的特点，抑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正是中国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使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避免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弊端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防止了中国经济发生颠覆性危机，有效地应对了国际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的根本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但不是平均主义；它反对两极分化，但承认合理合法的收入差距。它要求所有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切都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的。可以说，没有这一经济制度，开放的中国出现的社会贫富分化会更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与效率。中国共产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使得国家对改善经济短板、填平科技落差具有极大的优势。它能集中所有的资源，调动所有的人力在较短时间内克服经济瓶颈，缓解经济难题。这是一个强调“守夜人”角色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中国目前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具有了相当的物力、财力与人力，政府有更好的条件集中力量来克服中国经济的短板与弱项。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保证。这种制度是以党的绝对领导为前提的，通过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保障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通过党员干部的引领表率作用、基础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保障着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到位；通过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与基础组织的方面，保证中共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激发和汇聚民智民力，合理调配资源，有效组织、推动和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体的优势如下。
（1）通过党的属性保障促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发展和维护最广泛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也是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的代表，党的“三个代表”属性要求党不断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这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使命，也是衡量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根本所在。
（2）人民代表大会制通过代表的构成体现人民的政治参与，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立法的效率和中央的法律权威；通过议行合一制形成避免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相互掣肘，更好地体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实现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有利于有序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3）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保障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调动全国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巩固国家的稳定、统一和安全，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冲击。
（4）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增强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民主、实践民主的成本低、效益高的大学校，有利于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使得亿万人民群众在稳定有序的基层民主实践中逐步提高自身素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与实践活动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开展的，党的领导是基层群众自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通过基层的民主实践锻炼，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提高了参政议政能力，逐步学会了依法、理性地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渐进推进式的发展，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极端冒进，降低了风险和成本。
（5）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的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广求良策，拓宽了民主渠道，能够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和各阶层的利益，从最大限度上保证了人民民主的实现。能够使执政党和参政党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发展，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消除了政党争夺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有利于维护政治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这一制度之下，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形式参政议政，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这个制度之下通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执政党的监督，能够避免一党专制缺少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执政党的建设。
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避免政党恶斗、民族仇视、阶层对立、宗教纷争，保证政府效率，维护安定团结，增进人民福祉，提供参政渠道，发展民主政治，培养现代公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保证。正如习近平所总结的那样：“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二）内在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潜在问题与风险。不论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这一切构成了对中国梦的实现的最大挑战。克服这些风险与问题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制度，这其中的关键是党的建设与治理问题。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距离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一定的距离，它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上若干的短板与弱项有：（1）虽然科技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但与最先进的科技强国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异，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没有进入创新国家之列，重要产业的自主技术水平仅刚超出50%，对外技术依赖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这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与弱项。（2）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活力仍待加强，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还有待改善。这是中国内在的最大制度性短板。（3）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发展还有待解决。（4）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构建还有待完成，经济现代化水平，特别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5）对外经济中的依附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对外竞争力有待加强。这些经济上的短板与弱势是中国成为全球分工生产体系的引领者，在全球生产关系中成为主导者的最大障碍。这些障碍使得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在全球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压制状态，造成中国一定程度上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排斥，文化上受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获得成功，在经济基础上，中国必须能够在整个世界经济发挥根本性的引领作用，主导全球生产分工，就像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在世界发挥的作用那样。离开了这种决定性的经济基础，很难想象中华民族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政治上存在的问题有：（1）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存在着严重的精神懈怠的问题、能力不足的问题、脱离群众的问题、消极腐败的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上最大的问题，它影响到其他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2）各项政治制度在实现其制度的根本要求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到位的现象，如何切实地实现这些制度目标的途径还都有待探索，比如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知情权、监督权利、民族区域和基础群众自治权，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作用等。（3）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还有许多路要走。中国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方面还许多工作要做，距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有不小差距。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是保证其他制度有效运转的政治保障。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由于上述问题难以发挥有效的制度保障作用，不仅其他制度会失灵，而且会影响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接受。
第三，文化与意识形态上，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中国存在问题较大的领域。中国还没有从根本上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摆脱消极被动的局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价值观和相关的文化还没有深入人心，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还比较弱，各种消极的、不健康的思想仍处处见诸社会，依附性文化特征还没有消除，对西方文化缺乏宏观积极审视与批判的吸收，而更多的是仰视并盲目地接受。在许多时候更多地靠“堵、关、封、停”等消极方式来应对这些有悖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传播。另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尚待提高，道德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面对着这些问题，不断地改革与革新是唯一出路。任何制度在存在优越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风险与挑战。不正视这些风险与挑战而沉湎于已有的成就，就会盲目乐观，导致内在的问题不断加剧，导致各种矛盾不断上升，破坏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的制度也一样，过去优越不等于今后优越，过去先进不等于今后先进，必须与时俱进、发展与完善，才能充满活力，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应对各种挑战与困难。
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与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干部。毛泽东曾说，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是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规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然而，由于过去的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党员面临着严重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风险，极大地影响着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的伟大目标。
（1）精神懈怠风险。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自身没有特殊利益的政党，这是中共长期执政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一些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已经“心不在焉”，忘记了党的宗旨，失去了精神家园。其表现为，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严重扭曲；责任意识淡漠、党性原则缺失，角色认知错位。有些人信奉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甚至封建主义，满脑子私心杂念。“入党是为了当官，当官为了捞好处”成了一些人心中入党为官的“初心”，一切追求以“私”字当先，把执政党干部领导、组织、协调各类社会生产和活动作为个人获得私利的渠道。这种干部已经丧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缺乏共产党人为了民族振兴的使命担当。这种精神状态的党员干部必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组织领导各种事业必然把公共资源私有化，以权谋私方法多，弄虚作假经验足，破坏公平，扭曲竞争，沽名钓誉，巧取豪夺。这种干部只会挫伤广大干部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妨碍创新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完善，导致国家的各种政策与改革走形变味。
（2）能力不足的风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业，也是一个充满荆棘的事业，攀登的是从未尝试的新高峰，遭遇的是错综复杂的新情势。这需要党的干部不断学习，提高能力，不断创新。由于有的干部缺乏市场经验，缺乏世界眼光，缺乏历史感悟，缺乏科技知识，工作能力低下，业务水平低劣。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干部的用人选人机制上的问题，使大量缺乏开创局面、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干部充斥在各种领导岗位上，必然导致各项事业“工作没思路，方法不对路，落实无门路”，迟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更谈不上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3）脱离群众的风险。由于长期占据执政党的地位，一些干部已经弄不清“我是谁，为了谁”，特权意识、官僚作风严重。表现为：高高在上、官气十足，心中只有利，听不得不同意见；把当官作为享乐的条件；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或心中无数或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遇事推诿，怕担责任，办事拖拉，敷衍塞责；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搞虚报浮夸的假政绩，搞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让群众来为其形式主义“埋单”。这些干部的存在扭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合法性认同。
（4）消极腐败的风险。许多干部由于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没有把干事创业作为人生奋斗目标，思想无境界，道德无底线，成为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破坏者。具体表现为业务水平低劣，醉心于“升官经”，沽名钓誉，追名逐利，为官不廉，为人不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部门利益最大化，铺张浪费，任人唯亲，受贿索贿。如果放任这种危险泛滥，中国必然变成一种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社会将出现巨大的动荡。
以上四个风险轻则反映在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上，重则体现在腐败坠落中。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它们正在严重腐蚀党的机体，破坏党的形象，削弱群众对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度和认同度，使党丧失执政的基础，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
中共作为执政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掌控着巨大的资源。能否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驾驭住全局，推动事业发展；能否在各种诱惑面前，保证自己初心不改，本色不变，这既关系到中共作为执政党生死存亡，也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事业，必须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来推进这一事业。改革开放的成败既关系到中共的执政地位，也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制。它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许多相同之处。而且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不可能在国际经济危机的波动下“独善其身”，它需要促进这一经济体系的稳定。如何避免市场经济内在的痼疾，避免受国内外私有资本的绑架，避免发生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又能充分发挥市场的效率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中共来说还是一个必须认真完成的“考试”。
虽然随着国力的强大，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向好发展的巨大前景，但外部环境的考验仍是相当严峻的。只要中国还没有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引领者、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只要世界秩序仍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中国仍将面临外来的种种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甚至是军事的挑战。可以说，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外来的各种巨大干扰和挑战。如何规避这些干扰，应对各种外部挑战，保证中国梦实现不被外部敌对势力打断和外部不确定风险所冲击，是中共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因此，在这“四个考验”下，中共在今后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唯有克服中共自身存在的“四大风险”，提升党的素质，提高党的能力，才能担当这一重任。为此中共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把它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之一：一是要求内容无死角，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二是要求主体全覆盖，强调从严治党不仅是党中央的责任，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贯彻从严治党要求。同时，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意味着一把手不仅仅要“独善其身”，还要把班子成员管好。三是要求劲头不松懈，要把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措施，通过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来克服党内存在的四大风险，这是克服我国内部制度弊端的战略性举措。它们的有效施行将会极大地化解我国内在的制度风险，提升我国制度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
【注释】
[1]李滨，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
[2]Thomas Friedman，“A Biblical Seven Years”，New York Time，August 27，2008.
[3]［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赵绍棣、黄其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