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兼论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历史使命
门洪华[1]
全球治理由全球化所开启，它以相互依赖为基础，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2]以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为路径选择，是推动时代变迁的重要力量来源。尤其是，每一次全球治理危机的爆发与应对，都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契机，也往往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契机。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双刃剑”效应的进一步显现，大国兴衰进程加速，世界迎来一个全球治理发展与转型的新时代。尤以欧美金融和债务危机的应对为契机，全球治理变革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战略议题。这一波全球治理变革以危机应对为主线，其中不仅涉及国际权力、国际利益的再分配，也涉及国际责任的再分配，以及不同全球观念的折冲，导致大国竞争激烈。欧美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实力对比出现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由局部性向全局性扩展，加之新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既有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受到严峻挑战，新问题领域的治理则迫切需要制定规则和进行制度安排，全球治理危机与转型、发展并行，给各大国战略均带来巨大挑战与难得机遇。
全球治理的危机、转型与发展，为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也是中国推动全面崛起、谋划崛起之后的重要国际条件。当前，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日益深化，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创新，在全球性事务、地区性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当前各国所秉持的治理思想和治理模式偏好差距甚大且竞争激烈，应对危机的同舟共济堪为“同舟共挤”所替代，展望未来5—10年，我们仍处于不同治理模式激烈竞争的时期。[3]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目标应是，抓住全球治理危机、转型与发展的契机，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成为塑造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设计师，对新型治理范式的形成做出建设性的贡献，[4]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一、全球治理危机应对：历史与理论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指出，治理是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持续的过程，人们通过这样的过程可以调和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并且采取合作的行动，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体制，也包含非正式的各种安排。基于此，全球治理是一种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制，为应对共同的问题与挑战、寻求共同利益而进行制度化合作，共克时艰，共享权益，共同管理、规范我们生存的世界。[5]全球治理天然与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联系在一起：唯有形成国际规范，才有可能约束各国意愿与行为，通过谈判和妥协达成合作；唯有建立国际机制，才能保证全球治理的制度化运行。由于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权威，全球治理从本质上不同于国内治理，它缺乏普遍承认的权威制定治理规则和有效的执行。因此，全球治理一方面是一个多样性主体参与的多层次体系，另一方面又是以主权国家相互合作和竞争为主导的权力与权威框架。[6]尽管如此，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依旧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堪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挑战，因为全球治理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全球治理由全球化所开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肇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和工业革命时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并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7]胡键就此指出，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进程后而兴起的全球治理则是为谋取最大的剩余价值服务的，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是一种基于非道德价值取向的畸形秩序。[8]任剑涛则认为，广义的全球治理伴随着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以及由此产生了跨国界、跨民族的关系而出现，当今所说的全球治理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疏离，既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资源贫困状态，也存在着价值上的严重亏空。[9]
全球治理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全球治理危机应对而发展，前者催生了战争的全球化和国际体系从欧洲到全球的扩展，后者则催生了全球性的国际制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制度化安排，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出现。然而，全球治理的开篇之作却是霸权政治，尤其是美苏争霸体系，这实际上为局部全球治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即只有部分国家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只有部分问题领域纳入全球治理，参与者和问题领域均受制于霸权政治，西方国家、霸权国家借此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等方面占得先机。[10]20世纪60年代，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昔日的边缘地带纷纷走向独立，第三世界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既有的两极霸权格局，也使得全球性问题激增。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鉴于联合国越来越沦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工具，美国经济主导力下降导致的全球经济治理危机频发，国际事务的处理需要新的国际机制，七国集团（G7）应运而生。
冷战时期，七国集团受到两级体系的制约，一直以讨论经济问题、协调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联合对抗苏联为主要目标。它虽也关注全球问题，但影响主要局限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七国集团逐渐从保持和受制于两级霸权结构，转变为推动和塑造国际体系新结构成形的角色，为弥补自身在面对各种国际挑战中的不足，七国集团通过成员扩大、议程增设和机制深化的方式进行制度改革，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商机制的建设，力求向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的定位转变。[11]与此同时，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渐成气候，地区主义勃兴，国际格局酝酿巨大变革；联合国改革被推上日程，而伴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应对，既有国际制度无法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发挥有效作用，[12]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上日程。这些变革为新的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应对，是全球治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证明，在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今天，现有国际体系和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新时代全球治理需要探索新思路、新路径。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了全球治理改革的先河。自此，中国等新兴大国进入全球治理核心决策圈，各国在全球发展合作、经济治理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领域达成一些重要共识，进一步确立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定规则、定重点、定风向的主要平台作用。以此为基础，全球治理危机应对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全球治理转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当前全球治理架构承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各种国际制度，曾由美国领衔打造，现由美国娴熟经营。[13]但各国皆有其不满和修改完善的冲动，美国亦然。冷战结束以来，多极化进程加速，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在重新绘制，尤其是拉美、俄罗斯、亚洲乃至作为发达国家核心地区的欧美相继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华盛顿共识”受到普遍质疑，新自由主义造成全球动荡，全球治理的模式变革势在必行。随着昔日边缘地带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并进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决策机制之中，既有的以美欧主导为基础的传统治理机制难以为继，新型全球治理范式尚未形成，全球治理危机并未完全消除。
全球治理危机四伏的现状和新型治理模式的前景，给了我们反思既有理论解释、构建新理论模式的契机。首先，全球治理危机频发，尤其是美欧危机的爆发，促使我们重新解读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分析自由贸易维持的条件和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时提出来的，因而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的解释。[14]金德尔伯格指出：“要稳定世界经济，就需要稳定者，一个稳定者。”[15]他强调，霸权领导国的无私和远见是确保世界利益的核心条件。[16]霸权稳定论的基本主张是：霸权国家建立其自己的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是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国际制度的重要前提；霸权国利用这些机制维持霸权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持该体系，它愿意向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容忍“搭便车”行为；霸权国衰落或急剧变化导致该体系的国际制度发生相应变化。[17]霸权国首先为自由贸易提供稳定的国际制度，进而主导各问题领域之国际制度的建立，从而造就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全球不稳定。[18]霸权稳定理论主要基于权力的物质资源，未能解释更多的权力维度，故而经常受到批判。[19]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深受霸权政治的困扰，也常常为霸权国家所绑架，这是联合国全球治理地位弱化和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更显霸权自私本性，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大大降低，对参与大国协调、共同应对挑战也表现得三心二意。霸权自身的不稳定影响全球的不稳定，这种情势困扰着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全球治理难以摆脱彻底危机的核心根源之一。
其次，全球治理危机的爆发及其应对，凸显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彰显了大国协调的战略价值和国际制度重塑的必要。罗伯特·吉尔平指出，霸权衰落和新兴国家成长导致一场决定性的权力再分配。霸权国家可采取两种行动路线恢复体系平衡：寻求增加用于保持国际体系地位和承担义务所需要的资源，或减少现在承担的义务，以不致最终危害其国际地位。进一步说，为防止霸权转移，主导大国可以采取如下具体的战略：首先，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反应是消除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即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其次，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第三，减少承担的外交义务，包括直接放弃承担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对新兴大国退让从而寻求对其野心进行绥靖等。[20]他进一步提出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policy coordination）并存的理论，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21]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则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强调如果国际制度适应的话，合作并不需要一个霸权领导。后霸权合作也是可能的。[22]他提出国际制度稳定论的观点，认为国际制度拥有自己的独立生命，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国际制度将不断发展，其发展并不完全依赖霸权国的意愿。[23]基欧汉深刻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全球化有赖于有效治理，但有效治理并非必然的结果，局部全球化世界的有效治理需要更为广泛的国际制度，要防止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就需要发展促进合作、有助于解决冲突的治理安排。他开出的药方是，将理性战略行为与信念和价值观相结合。[24]
最后，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呼唤新的理念和规则，为新理论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一方面，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现实，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25]另一方面，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并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核心动力，但在国际体系尚未获得应有的地位与影响力。上述因素加上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经验积累，一种基于全新理念的国际合作理论呼之欲出。它建立在近年来国际协调和全球治理重塑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强调风雨同舟的现实，强调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命运，强调共克时艰、共享前景的可能。
二、当前全球治理危机及其应对
冷战结束迄今，世界转型主要体现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权力转移（power shift）指的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及其权力组成发生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大国兴衰、权力资源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从国家向非国家流散。权力转移最重要的表现是大国兴衰，即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中印崛起举世瞩目，美国主导力下降，欧洲重心作用淡化。其次，国家集团化既是权力转移的结果，也是权力转移的来源，欧盟、东盟通过联合影响世界格局和地区格局，成为大国战略设计必须纳入的核心要素。第三，国家的传统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地区组织、全球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均力图分享部分权力。“问题转移”（problem shift），即国家面对和关注的问题重点发生了变化，权力转移导致国家战略的必然调整，生存不再是国家唯一的关注核心，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意识形态竞争不再像冷战期间那么剧烈，而是退居幕后，表现在前台的主要因素是：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愈加丰富，这些问题与各国利益相关，单边方式难以解决；安全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导因素之一；大国兴衰使得美国、中国的发展及其战略调整都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心，中国研究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趋势；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进一步凸显。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转型，而中国崛起与这一波世界转型并行，推动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中国的战略调整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心，而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关系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这具体表现在国家间合作变得至关重要，这一基本诉求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质性增强，全球治理理念得到强化；与此相关，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出现积极成效乃至共赢，而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上述要素既是导致2008年以来全球治理危机的重要根源，也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2008年以来爆发于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地区的全球治理危机由来有自。当前全球治理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期，种族冲突、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以及新一轮的全球挑战正逐渐来到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金融和经济危机、粮食和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全球移民等全球性挑战和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全球性问题和全球风险的出现，也对国家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挑战，[26]全球治理体系日益体现出碎片化和多元中心的特征，全球治理的整体性方案难以确定和落到实处。[27]全球各种峰会、力量组合风起云涌，国际社会力求凝聚共识，共同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终因各国利益诉求不同，全球治理机制陈旧落后，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迅猛发展势头，全球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到了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的地步。[28]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分野，如今深陷债务危机而难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29]全球治理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长期低迷、新兴大国持续高增长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这个此长彼消的历史进程带来了现行全球治理机构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意味着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旧全球治理模式无法延续下去，这就是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困境。另一方面，传统全球治理机制主要应对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等传统治理议题，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传统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问题，从而产生了传统治理体系的进程性困境。其中，必然伴随着全球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全球治理价值日益分散化，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观念性困境也凸显。以此为指向，全球治理困境逐步钝化，既有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30]
上述困境是导致全球治理危机的主要根源所在。应对2008年以来的欧美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深刻地认识到变革的必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昔日居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正逐渐失去绝对优势地位，更多国家开始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理念得前所未有的重视。此次金融危机和随后各国相继陷入加剧衰退和经济发展的困境，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之间的深刻矛盾，人们普遍认为解决这一内在矛盾的唯一途径是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国家层面的善治以及国际层面的协调和合作，这一共识来之不易。另一方面，各大国全球治理理念和方略上的竞争依旧异常激烈，在如何处理国际议程上不断增多的新的和长期的问题方面，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导致世界政坛更加严重的分裂。[31]美欧大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大为降低，[32]并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矛头指向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认为后者从免费搭车中获益太多，尽管主动邀请新兴国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害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进一步整合全球秩序，但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越发成为其应对战略的出发点，从而使得传统大国继续维持全球治理现状和新兴大国试图促进全球治理发生变革的矛盾愈发凸显。[33]
既有发达国家深刻认识到共克时艰的必要，力图通过满足新兴大国在关键性全球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诉求来维持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主要国家展开一系列政策协调与合作努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召开由发达工业国家和新兴大国领导人共同参加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G20峰会的讨论主题从最初为应对紧迫的金融危机而相互协调经济刺激方案，发展到讨论中长期全球经济问题和设计国际经济组织改革方案，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核心，并在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达成了初步共识。[34]G20的主要功用是设置议程、建立共识、协调政策、交流知识及制定规范。[35]新兴大国在议程设置方面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是G20治理取得的关键性成就，[36]也是其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G20不以意识形态画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例平衡，且以主要大国相互协调为核心功能，又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论坛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作支撑，比较适应现阶段世界经济多元发展、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经济全球化新形势，[37]正在发展为受到各成员国高度重视的俱乐部、全球治理网络的中心。[38]展望未来，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向转型为全球经济长效治理机制发展是G20保持长期有效的关键。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危机初步得到缓解之后故态复萌。美国受到实力相对衰落和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下降等因素的制约，[39]但通过重新制定规则和加强国际制度安排维系主导地位的战略意图未改，并未放弃在传统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15%以上份额所确定的否决权），同时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致力于将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排除在新的制度建设之外。欧盟则倡导多边主义、尊重全球制度、承认文化多样性，促成合作性世界秩序，以确保欧盟在国际规则方面的霸权地位，并为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解决或至少缓解提供可行选择。[40]欧盟的方案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其自身陷入的危机更深，而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地区主义退潮的某种迹象，促使我们对地区治理机制的成效进行深入反思。
新兴大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中国、印度等因为没有追随“华盛顿共识”议程而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也为这些新兴大国寻求独有的路径提供了反例。[41]它们一方面积极参与G20治理，寻求自身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在金砖国家峰会和地区性合作联盟方面大显身手。[42]金砖国家集团没有地区特征，它走出亚洲、覆盖全球数个大洲，是真正的全球网络。与G20相比，金砖国家集团没有西方势力，其议程不仅限于经济及相关事务，其未来的议程可以涉及全球治理的各方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43]为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发挥了引领作用。
上述情势表明，在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进程中，各大国既有深度合作，也存在着激烈的博弈。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各国分歧甚多，方案不一，既有治理困境的根源并未拔除，并具体表现为全球治理代表性不足、责任性不高、包容性不强、有效性不够等方面。戴维·赫尔德指出：“当今全球治理所存在的根本性困境就是参与的赤字和责任的赤字。就参与赤字来说，一方面现有的治理结构未能充分表达许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见，许多行为体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的渠道；另一方面，许多行为体也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愿望。就责任赤字来说，在不存在任何超国家的实体来调节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使用的情况下，对于诸多紧迫的问题，许多行为体往往采取免费搭车而不是寻求持久的集体解决的行为。”[44]此外，各国治理理念和治理价值之争激烈，由于全球治理在实践上具有不同于国家治理的历史性、具体性、复杂性和流变性，使得全球治理面临尚待解决的理论困境，[45]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受到质疑。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争取全球治理改革话语权成为各国的主要考虑，直接影响全球治理的效率。
三、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战略举措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治理转型发展同步，这既是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亚洲治理危机的应对和2008年以来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被视为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理想为基础条件，中国追求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国家理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的战略目标，这一大国理想的前景与全球治理的未来休戚相关，而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大力推进国际合作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必然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呼之欲出。[46]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就此指出：“中国俨然已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负责任的贡献者，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积极主力。”[4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将中国发展放到全球视野中，就世界和平发展的诸多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方案”[48]。“中国方案”，以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核心目标，以伙伴关系网络为全球视野，以东亚和中国周边为地区重点，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抓手。“中国方案”深刻把握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辅相成造就的新格局，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为开辟新全球化时代贡献了中国智慧，是开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更美好世界的密钥。
（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9]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中国决策者锐意创新，提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付诸实践，这是中国领导人立足国情、世情，预防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和“修昔底德陷阱”风险而进行的战略判断和积极筹划。一方面，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自2010年以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在世界市场舞台的中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治理的重要成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大而不强的底色仍在，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等诸方面仍体现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总体基本方向没有变，但必须清醒认识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以及现实所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期、社会矛盾凸显期、人与自然矛盾凸显期，必须积极应对、妥善处理。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入更加密切、更加敏感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在加速转型，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走向更为敏感，随着中国新的大战略框架的逐步显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国际制度的构想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国是否正在试图改变既有国际秩序，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乃至挑战者，被视为国际社会观察和看待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尺。[50]当前，世界面对着一个快速崛起和更加自信、开放的中国，中国面对着一个形势更加复杂、变化更加深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51]“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存在着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发达国家加紧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堵中国的意图明显。中国周边环境趋于复杂化，部分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加紧与美国的联合。可以说，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其面临的疑虑、担心、困难和挑战也在增多。为直面国内外挑战、抓住国际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在构建以融入—变革—塑造（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如何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参与塑造全球治理的未来，成为中国超越和平崛起、丰富和平发展、规划崛起之后的战略着眼点。[52]
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中国成为世界变革的重心。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猛提升，中国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现了中国的国家理想，中国梦以其丰富内涵和宏伟愿景为中国勾勒出一幅理想蓝图，成为引领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更高阶段的新动员。随之，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积极的世界理想情怀。中国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一手抓全球利益拓展，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战略谋划已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关注重心。[53]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思想与顶层设计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上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各种疑虑也不断上升，甚至还夹杂着猜忌，如何正面解释和回答这些疑虑和猜忌，减小我们发展的外部阻力，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更大的发展，从根本上还要依靠改革开放。[54]另一方面，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已变得空前紧密。基于此，中国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55]在中国迅猛崛起与世界快速转型并行的时刻，中国明确自己的全球战略定位：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建设者、贡献者，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和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具体地说，中国不仅要抓住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机遇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也应当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善尽义务、多作贡献，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各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治理议题。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建设，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深化新兴国家治理合作，重视发挥区域治理作用。习近平高度关注全球治理，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明确提出中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定位和责任，并提供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中国方案”。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16年9月27日，习近平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2016年10月16日，习近平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谋发展》的讲话指出：“继续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继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继续做国际和平事业的捍卫者，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指出治理赤字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呼吁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提出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战略主张。[56]以上述战略判断为基础，中国确立了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基本定位：理念引领者、智慧贡献者、方案提供者和积极行动者。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标签。它以合作共赢为基础，致力于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57]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提炼升华，指明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崭新思路。[58]在世界处于转型之际，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领导人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代表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的理想与愿望，深刻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可以说，塑造新型国家关系代表着中国对自身与世界互动关系认识的新高度，是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力量。
（三）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战略举措
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基础性举措。中国与世界密切互动，而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国内治理本身就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治理。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治理好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还可以把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介绍给世界，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中国深刻认识到国情的巨大变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其具体部署是：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同时，致力于铁腕反腐，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在经济社会战略上，中国提出“经济新常态”判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社会健康稳定；在文化建设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强调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性；在安全战略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致力于国家安全机制的完善。以此为基础，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59]
同时注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60]积极担当发展中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在全球层面推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落实，是中国应对治理危机的全球方略。中国一方面强调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通过增进互信、聚同化异、避免对抗、互利合作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系中互不信任、相互敌视、相互排斥、相互为敌的消极因素，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合作共赢，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健全风险管理机制，为国际关系发展输入正能量；与此同时，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致力于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坚持不懈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发挥更大作用。[61]中国致力于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并通过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参与二十国集团机制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型国际关系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62]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不断深化完善，迄今与180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地区、双边和国家层面均取得积极成效。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作为战略方向，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赖、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作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的拓展。它以实现共同利益为基准，以促进互利共赢的目标，以国际合作为路径，代表了中国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最直观的全球意义在于，提供对话合作的战略框架，从而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作为一项基于双边而遍及全球的战略部署，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对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大国与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互动的范例，发展这种双赢乃至多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63]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克时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坚定帮助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应邀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增资，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必要的国际制度来保障，完善确保和平发展的国际制度，是中国外交重要的价值追求，中国在二十国集团的积极作为体现了上述意愿，“一带一路”倡议的付诸实施体现了中国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努力，并成为以地区为基础、以全球为视野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国强调，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全球经济治理应以合作为动力，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全球经济治理特别要抓住以下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64]
中国深刻认识到所在地区的治理对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性意义，致力于促进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中国崛起带来地区震动，中美日等大国竞争围绕东亚展开，地区治理出现“九龙治水”的博弈格局，对中国的深刻挑战不容小觑。中国积极推进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65]亲、诚、惠、容堪称重塑中国周边关系的“四字箴言”，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概括，体现了党中央外交理念的新发展。中国决策者为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制定了宏伟蓝图，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大力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从区域层面、周边角度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一则着眼于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二则着眼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中国拓展对外开放的重点、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目的地、资源能源的重要来源地，“一带”着眼于加快西进战略的实施，“一路”着眼于海洋强国建设，两者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布局的先手棋，体现了中国主动、主导推动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战略意图。“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是加强同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中国抓住了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主导亚投行（AIIB）的创设和实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担负着诸如社会发展、减贫、融资等多种责任，而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可以有效地弥补现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在减轻现有金融体系负担的同时推动国际金融休系的改革，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各国的金融需求。[66]在东亚秩序建设上，中国深刻认识到东亚地区机制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中、美、日、东盟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当前东亚秩序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上述四股战略力量之间正在展开新的博弈，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甚至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有鉴于此，中国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致力于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开放的东亚共同体建设，通过制度化合作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奉行开放地区主义，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抱持战略耐心。东亚地区治理历史渊源深厚，现实利益交织，大国博弈激烈，中国以建设性姿态维系其开放包容的态势颇为关键。
四、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战略取向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符合中国的战略诉求。近年来，中国抓住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契机，大力推进国家战略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国际战略思想创新，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经济治理层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发动机作用，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提供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中国方案”，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积极作为引起了举世关注。中国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视为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视为中国推动全面崛起、谋划崛起之后的重要国际依托。未来5—10年，是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崛起的关键时期，我们应秉持知行合一的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深化对新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研究，在全球治理理念、理论、战略设计等方面形成完整的“中国方案”，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东亚地区治理、全球治理和某些有优势的领域治理上重点发力，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旗手和实践引领者，为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有鉴于此，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如下。
第一，深化对新全球化的研究，强化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球化的两面性均在彰显，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潮流体现出人们对既有全球化效应的深度忧虑。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故而不存在全球化退场的可能，但面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在扩大。[67]有鉴于此，推进新全球化，中国既要和世界诸大国协调合作，联合进行顶层设计，又要勇于承担起推进新全球化的历史使命，自觉高举新全球化大旗，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便利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以发展赢繁荣。
第二，深入全球治理研究，将中国外交思想创新落到实处，形成符合世界潮流、国家战略利益的“中国方案”。在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中国致力于推动战略思想创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框架，这就是：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理想指引；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恪守和平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平发展的思想，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础；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目标，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以合作共赢为战略路径，强调发展和安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健康稳定为引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以亲、诚、惠、容理念为引领重塑周边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引领推动多边合作。上述外交思想创新亦可视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路线图，要将其落到实处，真正形成关乎全局的全球治理方案，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进一步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夯实中国全面而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国内的国际化进程，跨国合作全面开花，[68]中国高度重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基础条件。当前中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道路为主线，其战略布局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述国家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和落实，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核心内容。
第四，确定中国推进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全球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议程倡议者的身份愈加彰显。在此基础上，中国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全球治理能力的不足，明确构建一个与综合实力相适应、权力和责任基本对称、发展共同利益和促进本国利益相结合的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框架，[69]确立与其他大国实现在全球治理议程上的合作共赢目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进程中，要积极倚重联合国、G20这两个中国居于优势地位的全球治理平台，通过菜单式合作、议题式结盟等方式积极构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统一战线。[70]中国一方面要加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明确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目标管理，注重推进大国在全球治理议程的协调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新兴大国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均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第五，稳定东亚诉求，稳步推进东亚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提出东亚治理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东亚合作的进程已不可逆转，但向高层次推动地区合作的政治共识不强，可以继续推进功能性合作，保持和发展地区的合作对话框架，就重大问题进行对话、沟通、协商和改善地区关系。中国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东亚战略倡议，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致力于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发展开放性全地区合作，缓解东亚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区认同。中国要深刻认识到东亚开放性高、渗透性强的现实，以及经济、安全既有所分离又高度相关的矛盾存在，以经济合作为抓手推进地区治理的深化。中国要深化对地区公共物品的认识，与各国一道确立地区和平发展的目标，客观评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诉求，既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又能够实现共享繁荣，从而深化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东亚秩序的重塑。
第六，抓住重点，在中国熟悉、有优势的领域推动全球治理深化。全球治理转型发展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中国全面推动其变革既不可能，又缺乏经验。基于此，中国应在自己熟悉和有优势的经济、金融领域优先推进。2016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在这一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核心地位，而经济金融治理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治理任务，我们应大力推进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的平台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移、从侧重短期政策向与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主动权和主导权。中国抓住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通过主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中国应在此领域继续深化耕耘，积累经验，进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优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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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洪华，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
[2]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4—106页。
[3]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19—39页。
[4]薛澜、俞晗之：《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76—91页。
[5]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6]庞珣：《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外援合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8]胡键：《资本的全球治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9]任剑涛：《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5—12页。
[10]相关分析可参见张茗：《全球公域：从“部分”治理到“全球”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57—77页。
[11]1997年俄罗斯正式被G7吸纳，扩员后的G8向推动形成和塑造新的国际体系角色转变的力度更大，朝着构建新权力中心方向迈进的步伐更快。随后，G8加强了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对话，2005年形成较为固定的“G8+5”对话机制，成为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新形式。但“G8+5”机制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从属”的不平等格局。参见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第30—32页。
[12]［加拿大］约翰·J.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郭树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5—486页。
[13]庞珣：《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外援合作》，第56页。
[14]Isabelle Grunberg，“Exploring the Myth of Hegemonic Stabil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4，Autumn 1990，pp.431—477.
[15]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London：The Penguin Press，1973，p.305.
[16]Arthur A.Stein，“The Hegemon's Dilemma：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2，Spring 1984，pp.355—386.
[17]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86.
[18]Charles 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1981，pp.242—254；Duncan Snidal，“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9，No.4，Autumn 1985，pp.579—614.
[19]G.John Ikenberry，“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4，Fall 1989，pp.375—400；Arthur A.Stein，“The Hegemon's Dilemma：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p.355—386.
[20]［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146、158—191页。
[21]［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411页。
[22]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0.
[23]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p.130—131.
[24]Robert Keohane，“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1，March 2001，pp.1—13.
[25]蔡拓：《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载《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08—113页。
[26]杨雪冬、王浩主编：《全球治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导论第7页。
[27]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第19—39页；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
[28]庞中英：《重建世界秩序：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第4页。
[29]李扬、张晓晶：《失衡与再平衡——塑造全球治理新框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7—8页。
[30]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4—18页。
[31]朱立群、［意］富里奥·塞鲁蒂、卢静主编：《全球治理：挑战与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代序第1、25页。
[32]黄仁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21—22页。
[33]［美］迈尔斯·凯勒：《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游腾飞译，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第48—53页。
[34]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将6%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转移的方案，2016年1月新的份额分配正式生效，美国依旧保持超过15%的重大决策否决权，中国份额升至第三位，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份额都跻身前10位，标志着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有所上升。具体分析参见辛本健：《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35]［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298页。
[36]［加拿大］约翰·J.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第484页。
[37]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第37页。
[38]［加拿大］约翰·J.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第19页。
[39]［美］斯图瓦特·帕特里克：《全球治理改革与美国的领导地位》，杨文静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3期，第54—62页；刘丰：《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困境》，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9—16页。
[40]彭云、刘伟：《合作性世界秩序：欧盟的全球治理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74—79页。
[41]［英］戴维·赫尔德、凯文·扬：《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朱旭译，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11页。
[42]［美］迈尔斯·凯勒：《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第48—53页。
[43]庞珣：《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外援合作》，第23页。
[44]［英］戴维·赫尔德：《驯服全球化：管理的新领域》，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45]吴畏：《全球治理的理论困境》，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6—22页。
[46]中国的国际合作思想以变革自身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路径，以渐进为核心方式，以内外兼修推动国际合作的展开与深入，体现出后来者应有的谨慎和大国应有的气度。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向、以共同利益为前提、以共赢为目标、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为重要条件。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合作者的地位平等，并致力于分享发展红利，适当让渡非战略性利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
[47]［阿根廷］卡洛斯·马格里诺斯：《G20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仝直译，载《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23—27页。
[48]周文、包炜杰：《中国方案：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回应》，第1—9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50]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63—93页。
[51]胡鞍钢：《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52]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53]门洪华：《开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兼论未来十年中国的大战略走向》，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第60—65页。
[5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55]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1版。
[56]《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第1版。
[57]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1版。
[58]王毅：《风云激荡中开创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6日，第17版。
[59]胡鞍钢等：《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李君如：《发展新理念和中国大趋势》，载《理论视野》2015年第12期，第14—15页。
[60]Caio Koch-Weser：《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七大建议》，载《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4期，第38—39页。
[61]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第7版。
[62]习近平在2014年11月28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参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63]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64]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1版。
[6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97页。
[66]辛本健：《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第52页。
[67]黄仁伟：《从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有选择的全球化》，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第40—42页。
[68]蔡拓：《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1—10页。
[69]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未来10—15年》，载《改革》2014年第5期，第51—67页。
[70]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