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顺德府
公元1368年，明军攻占河北各地，顺德归明。十月，改顺德路为顺德府。明朝邢台县属京师顺德府，清朝则为直隶省顺德府。经过元末战乱和明初“靖难之役”，邢台人口稀少，经济凋敝。后从山西移民，经济渐渐恢复。明朝万历以前，顺德府城一直都是土城。万历年间，改建为砖石土木结构之城。南关城由关墙与关河组成，明代修筑的关城为夯土墙，关城周长7里，高2丈2尺，基厚3丈有余，于西、南、东三面设有六个寨门。关河即今天的围寨河，与护城河相接，又引后炉子村的河水灌入。关墙此后经过多次重修，据记载，清朝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重修，将府城城墙与寨城相连，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对夯土墙复加砖石。
明初移民之传说
邢台境内大部分居民世代相传：祖居山西，明朝洪武年间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元末统治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中原一带群雄割据，战乱频繁，连年灾荒，造成“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惨景。朱元璋创建明朝后，曾数次从山西一带向中原地区移民，恢复农业生产。靖难之役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势，百姓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而此时的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的溢美之词，但也说明山西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稠密。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有189.1万余，河北人口有189.3万余，而山西人口却达403.04万，约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
洪洞县，位于晋南，靠近中原，便于迁徙，故当地多次组织“有丁无田”或“丁多田少”的农户迁籍。传说，当时负责选民的后军都督佥事李恪，采用多种方法，引导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农民。有次扬言：凡自愿迁籍的农民可到广济寺内办理手续，凡不愿迁籍者可到寺左侧的大槐树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经传开，应迁农户多数挤至大槐树下。结果，凡到树下的农户全部被迁徙。据说，当时大槐树上有个老鸹窝，被迁农民望着老鸹窝，触景生情，纷纷说：“老鸹尚有个窝，咱到何时才能安居啊！”由此，广济寺左侧的大槐树，便成了先人泣别故里的标志。洪洞迁民的传说已经历六百余年。邢台一带群众留传下来的一些姓氏、族谱，也多把大槐树下迁来的先祖奉为其始祖。另外有传说，迁移时，被迁农民多把自己初生子女的双脚小脚指甲盖儿咬裂，以示纪念，至今境内多数居民的双脚小脚指甲盖儿仍是两瓣。
山西洪洞大槐树
小黄河与王本固
纵贯邢台市区的小黄河，邢台市民无人不知，而小黄河的成因却鲜为人知。究其历史，它与明朝王本固密切相关。
小黄河
王本固，字子民，邢台县人。他为人厚道，政治廉洁，重于民事，史称“本固历事三朝，伟节丰功，昭人耳目”。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王本固中进士，任乐安知县。这个县苛政如虎，又因近海，自然灾害较多，广大百姓苦不堪言。王本固到任后罢免贪官，惩办豪绅，革除暴政。他还采取措施，奖励农桑，提倡捕捞，兴办学校。数载过后，百废俱兴，“美赞遍于遐迩”。嘉靖皇帝知道了王本固的政绩，拜他为监察御史，调任陕西操办军务。之后他又步步高升，历任南京右佥御史、左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最后官至吏部尚书。万历年间，邢台遇大水，府城顺德附近成了一片泽国。王本固知道后，当即上书万历皇帝，建议调集民众火速治理。皇帝误把王本固奏折中的“黄水”二字看成“黄河”，即刻责成工部、户部筹集费用，组织人员治水。于是，邢台城西，西起谷家洼（大石头村西北八里），东接牛尾河的一段人工河道——小黄河迅速挖成。
这项工程竣工后，王本固受到工部的弹劾，说他治水没到黄河，而是在自己家乡邢台。王本固若道破皇上看错奏折，就要触怒圣上，犯大不敬之罪。于是他顺水推舟，说那条河是小黄河。王本固德高望重，历事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世人给予“德高不骄，位高不尊，功高不傲，矢心报国”之美誉，因此万历皇帝也就对他免于追究。从此，邢台“小黄河”的名称也就流传下来了。现在它仍是市区排涝的主要渠道，并已装扮为城市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北长街原有朝廷表彰他功绩所立的“吏部尚书坊”，今已不存。内丘且停寺慈云桥头现存有王本固撰文的建桥碑记。
明代贤臣朱正色
朱正色画像
朱正色（公元1538—1606年），字应明，号和阳，邢台南和县贾宋镇朱营村人，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杰出贤臣，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宁夏守将勃拜拥兵自重，发生叛乱，一时间明王朝西北边陲出现危机。朝廷无奈悬赏天下，能破叛敌者，赐封侯伯世袭。此时，正在西北宁夏任巡抚的朱正色单骑赴任，协助平叛。他通过水攻，并派亲兵梅万良潜入敌营实施反间，大破敌军。朱正色亲率士兵冲入城内，一举消灭了叛军。时人评价其有“子房之帷幄多筹，仲淹之甲兵夙富”的韬略。平定了边疆叛乱后，朱正色又把心思放在了治理宁夏黄河的水患上。他根据黄河是地上河的特点，利用装粮食的瓷瓮，将瓮底打穿，对接起来，建成联跨黄河的虹吸管道，把黄河水调出堤岸，使千万亩荒地变成了良田。当地百姓称朱正色是“万家生佛”，并为其建立了生祠，以示纪念。朱正色年老返乡后，创办“十方院”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和大唐名相宋璟一样，是南和乃至邢台的一张名片。《四库全书》收录了朱正色读史笔记《涉世雄谭》。在南和县城有皇帝御赐他的“平定边疆”牌坊，以及当地为其父敕建的“天恩覃敷坊”和为其子敕建的“金吾世胄坊”，后遭到破坏，现复建在朱营村朱正色墓地。
樊氏与《五方元音》
樊腾凤（公元1601—1664年），邢台隆尧县西良前村人，以著《五方元音》闻名全国。
樊腾凤是一名秀才，清兵入关后，他积极参加反清活动，自为军师，联合本村人高唐、高殿，邻村人梁路头、贾二杆杖等人，拥护邻村一个叫赵二社的人为皇帝，抗击清兵。后来失败，赵二社等人被杀。樊腾凤在地窖中藏身三年，写成了《五方元音》。这种字典用的是反切法，用十二个韵母和二十个声母来拼音，使用这种方法查字很方便。
樊腾凤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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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裔介画像
他的后代将木版卖给山东省东昌府一家，此人把木版带到上海用石印翻印，流行全国。上海锦章图书局印行的石印本，封面题“五方元音大全，樊腾凤先生原本”，在清代和民国初盛行全国。
乌头宰相魏裔介
魏裔介（公元1616—1686年），柏乡县人，清朝时官至大学士、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他年纪轻轻满头乌发即成为内阁大学士，被称为“乌头宰相”。他曾上书顺治皇帝请求停止圈地害民。顺治皇帝立即下令停止圈占土地，并从国库中拨出二十四万两白银，遣大臣分头对流民进行救助，同时《逃人法》也被宽免了，自此大多流民得以保命。魏裔介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也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因为这触及了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在当时环境下，其他朝臣是不敢如此作为的。他改革“世职袭例”制度，起草“更定世职袭例”之疏，得罪了满族权贵，被革职。但是顺治还是念及与魏裔介多年来的“莫逆之交”，认为他是自己最赏识的汉臣，是难得的有功大儒，于是仅对其处以罚俸一年，并革去太子太保荣衔，令其“戴罪留任，照旧办事”，这是给了魏裔介最大的面子。 魏裔介自入朝以后，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成为顺治、康熙两朝皇帝的得力辅臣。 自魏裔介离朝后，通过朝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魏裔介是有先见之明的。想当初魏裔介的离去也与自己一时误听了他人的谗言有关，失去了一位颇有建树的功臣。为表达对这样一位贤臣的怀念，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南巡陕西，特意路过柏乡县，在已故十七年之久的魏裔介的府上住了一宿。皇帝不住官驿，特住魏府，显然是对这位已故贤臣的追思。
西北开发一先驱
王同春（公元1852—1925年），俗名瞎进财， 邢台县东石门村人，是我国近代黄河后套的主要开发者之一。王同春随父谋生塞外，辗转于宁夏磴口一带，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水渠完成后，最初被命名为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为便于经营，他就在名叫隆兴长的地方筑造房屋，后发展成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后套地区黄河水利的开发使当地农业迅速发展。王同春一生勤奋过人，他终年奔波于田野，察地势、辨土壤，所遇无不精思以求其理。因此，他对后套地区的地形、土壤、水文、地质等情况都十分熟悉。他经常在下大雨的时候骑马奔驰在野外，通过观察积水的流向考察地形的高低。对前往投奔他的邢台人，王同春给以特别的优待。因此在清末民初，邢台人投奔王同春的很多，这也是促进顺德府皮毛业发展的一个原因。1924年， 冯玉祥邀请当时已经72岁的王同春前往商议开发西北。他对冯玉祥拟用军士开挖后套渠道的想法极表赞同，表示给以大力支持。1925年6月初，他再至黄河督修水利，因得病而返家，之后一病不起，6月28日逝世，葬于五原城东门外。当地人以其治河套有功，集资建祠，奉为河神，以示对他的深切怀念。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顾颉刚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对王同春开发黄河后套的事业给予很高的评价。
义和拳议事厅
义和拳议事厅
义和拳议事厅旧址位于今天邢台威县固献乡沙柳寨村，是近代义和团运动旧址。议事厅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一间。东、西分别为耳房和带抱厦的清式民居。明间前廊挂匾，上书“义和拳议事厅”。厅前有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的塑像及纪念碑亭。
小小史学家
搜集“洪洞县移民”的故事，了解自己家族的迁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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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府通判厅记
[明]归有光
归有光，江苏昆山人，世称“震川先生”，明代著名散文家、古文家。其回忆性记事散文《项脊轩志》收入中学课本。他六十二岁时，调任顺德通判，管马政。通判是副职，明升暗降，他为此感到愤慨，曾连上文乞休而被上司搁置。马政虽是闲职，他还是很认真地办了一些实事，并以旷达的心情写了两篇文章记述这一段生活。《顺德府通判厅记》是其中的一篇。
【原文】
余尝读白乐天《江州司马厅记》，言“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设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职尽去，惟员与俸在。”余以隆庆二年秋，自吴兴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莅任，实司郡之马政。今马政无所为也，独承奉太仆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谓“司马之职尽去”，有如乐天所云者。
而乐天又言：“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观游，惟司马得从容山水间，以是为乐。而邢，古河内，在太行山麓。《禹贡》衡漳大陆，并其境内。太史公称“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余夙欲览观其山川之美，而日闭门不出，则乐天所得以养志忘名者，余亦无以有之。然独爱乐天襟怀夷旷，能自适，观其所为诗，绝不类古迁谪者有无聊不平之意；则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虽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
余自夏来，忽已秋中，颇能以书史自娱。顾衙内无精庐，治一土室，而户西向，寒风烈日，霖雨飞霜，无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惯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谓识时知命，差不愧于乐天。因诵其语以为《厅记》。使乐天有知，亦以谓千载之下乃有此同志者也。
【译文】
我曾经读过白居易写的《江州司马厅记》，文章说从唐高祖以后，众多的官员可以考虑事势所宜，自行处理，不必请示，这都不是当初设置各级官职的制度。从五大都督府到上中下郡司马的职务都没有了，唯有官的名额和俸禄还在。我在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秋季自吴兴调到邢州任副职，第二年夏季五月到任，实际上主持郡里的马政，管畜牧及采购马匹。而今马政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收接、转发太仆寺的文件而已。所谓司马负责的那些本职工作，都成过去的事了，真和白居易在文章里说的那样。
而白居易又说：“江州（今江西九江）左有庐山，右有长江、鄱阳湖，山高气清，多有美好的景致。”守土之臣不可观游，唯有司马可以从容徜徉于山水之间，以此为乐。而邢州位于黄河以北，古称河内，在太行山下。《禹贡》提到的衡漳大地全都在其境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邯郸也是漳河之间的一个都会，当地的风俗习惯仍然有赵国之风。我一直想浏览它的山川之美，而终日闭门不出，于是白居易所得以养志忘名的游历山川之乐，我也无由得到。然而我独爱白居易襟怀旷达，能自找适意，看他写的诗，绝不像过去被迁谪的人，流露无聊不平的情绪。那么白居易所描述的江州那美好的地方，也不过是偶尔寄托而已。虽蛰居江州，难道有什么不自得呢？
我夏天来到这里，不觉已是秋季，颇能以读书、史自娱。见官署里面没有书斋，就盖了一间土房，而它的门窗向西，秋雨飞霜，无处可避。小桌子、床也不能置备。每月得俸禄黄米两石。我是南方人，不习惯吃黄米饭，然而能宽容安闲，自以为识时知命，大致不愧于白居易。因此我读着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而写了这篇《厅记》。倘若白居易有知，也可以说千年之后还有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