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玻璃的产地
虽然中国的玻璃原料蕴藏丰富、自制玻璃历史悠久，但是，关于中国玻璃产地却至今了解甚少。西周早期自制玻璃产地现仍待考。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玻璃产地，在文献中难以找到，实地亦无发现。隋以后稍有线索可寻，如隋代何稠以绿瓷制琉璃，估计是在长安。宋代生产玻璃的地点现知有苏州、新安及冉沟。明代有山东青州颜神镇和淮北齐地，且在颜神镇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玻璃生产作坊遗址。清代玻璃产地仍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地点。
(一)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
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成立，隶属养心殿造办处，至清亡为止，其间制造了大量玻璃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玻璃器皿，大多是玻璃厂烧造的。
玻璃厂所用工匠，早期来自广州，但主要来自山东博山，在一个时期里还有少数西洋传教士在厂内工作，如汪执中、纪文等。设备有大窑和小窑两种，大窑是专为烧造大型花灯而建造的，使用时间很短，经常使用的是小窑，烧造年节进贡玻璃活计或皇帝临时指令生产的各种活计。所用玻璃原料与山东博山所用原料相似，可能大部分来自山东。当时，各种原料运往玻璃厂烧成玻璃料，再吹造各种器皿，从烧料到成形全都在玻璃厂完成。工匠们制作玻璃器皿是在高温下进行的，所以每年只在春秋或冬初进行生产，夏季停烧。
玻璃厂随着清王朝国力的消长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玻璃厂自康熙朝成立至雍正末年的50年间是兴盛期，乾隆前期20余年是极盛期，乾隆后期至嘉庆是停滞期，道光以后是衰落期。康熙时期玻璃厂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套料，制出水晶玻璃。雍正年间，玻璃厂迁到圆明园六所。玻璃厂生产发展的高峰时期是在乾隆前期。当时因扩大圆明园修建西洋楼需要制作玻璃灯，从而促成玻璃烧造高潮的到来。西方传教士汪执中、纪文二人曾参与这一时期的玻璃烧造。乾隆晚期，玻璃厂无大作为，开始走向下坡路。嘉庆时期，生产逐渐萧条。嘉庆初年，玻璃厂每年年节活计贡进玻璃盘、盌、盅、碟一百八十一件，玻璃鼻烟壶一百二十件，共三百零一件。嘉庆二十五年，改定年节活计玻璃盘、盌、盅、炉、瓶等一百件，玻璃鼻烟壶六十件，共一百六十件，所做活计更少了。道光年间，虽然恢复年节玻璃活计三百零一件，但质量显著下降，远远不及乾嘉时期。这些活计由从山东招募来京的吹造玻璃匠二人，于五月至八月间完成。匠人完工后即返回山东。后又改为正月来京，春季烧造。这一时期玻璃厂仅两个工匠只用一季时间就烧完全年的活计。玻璃厂的惨淡景象可见一斑。
(二)山东博山
博山县系清雍正十二年设。县治在颜神镇。这里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具备玻璃制造业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颜神镇玻璃生产起于何时?从《孙氏家谱》和已发现的炉址、实物来判断，至迟在明洪武三年已经形成，而且上溯至元代也是不成问题的。明末，因灾荒该镇玻璃工匠死亡9/10，严重地摧残了玻璃制造业。清初，社会趋于安定，生产迅速恢复。乾隆年间，颜神镇大街渡流而西多业玻璃，布满西冶街。光绪年间，当地一般家庭约7/10的男女幼孩都从事玻璃制造业，出品有屏片、匾幅等，向外地输出7000余担(约合现在的35万千克)。后因受到外国资本压迫和官办公司的排挤，颜神镇的民间玻璃手工业惨遭沉重打击。
博山玻璃的原料都是出自颜神镇及周围山区，就地取材。主要原料有马牙石、紫石、凌子石、硝、铜、铁、丹铅等。成品加工方法有“实之属”和“空之属”两种。产品以“青簾”(青色透明的玻璃簾子)为贵，其次有佩玉、华灯、屏风、罐盒、果山、碁子、风铃、念珠、壶顶、簪珥、泡灯、鱼瓶、葫芦、砚滴、佛眼、轩辕镜、火珠、响器、鼓珰等，都是一些实用价值较小的物品或装饰品。清代孙廷铨称之“无用器也”。博山玻璃产量较大，行销国内“北至燕南，南至百粤，东至朝鲜，西至河外”方圆万里的广大范围。
(三)广东广州
广州是清代南方的玻璃生产基地。该时期，关于广州制造玻璃的文献记载多了起来，至迟在康熙时期有了玻璃制造业，并向内廷派送优秀的玻璃匠。雍正六年内廷已有“广玻璃鼻烟壶”。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提到乾隆二十一年“粤海关万寿贡进玻璃盖碗”等项，说明清代广州还向宫廷交纳贡品。但广州所产玻璃质量不佳，质“薄而脆”，称为“土玻璃”，亦称“广铸”。对于广州玻璃的质量不佳问题，不仅市人有所了解，就是乾隆皇帝也知其一二。如乾隆曾对粤海关所进万寿贡内的玻璃盖碗深为不满，传谕“不准报销”，说明“广铸”玻璃制品“无论在质量上、艺术上都有缺陷”。清人梁同书《古铜瓷器考》记述中国玻璃“质脆，沃以热汤应手而碎”的弱点之后，提到苏州、广州和山东青莱等三地铸造玻璃。
(四)北京
北京玻璃俗称“料器”。这是山东博山玻璃料制品的省略语，也是博山大炉匠的行话，被商行所接受并加以应用，传至北京后沿用至今，成为北京传统玻璃的同义语。从清代晚期至民国，北京制作玻璃器皿的原料来自博山。据英人布歇尔说，清末有似白玉之货品及玻璃瓦片等物，多为北京商人所收买，号曰“京料”，而实则山东博山县人所制。“京料之真者乃取博山所制之玻璃棒及玻璃片，至京熔化，制成货物。故其构制及价格，均远过于在博山制成之京料也”。所以，清代北京玻璃业只不过是玻璃加工业，其所用玻璃料来自博山，价钱低廉，每斤仅值“百钱”。(https://www.daowen.com)
杨伯达先生认为，北京玻璃加工业的兴起可能为时较早，生产规模亦不会太小，否则无法适应元明清宫廷和皇戚贵族、达官富人的需要。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中所说“东之玻璃厂”所卖的盛朱鱼的“琉璃瓶”，为民间消费之物，应是北京所产。然而，清代北京玻璃产品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北京民间作坊所产的烟壶坯。随着贵族和官商界逐渐嗜好鼻烟，兴起了玻璃鼻烟壶的制造并大为发展。乾隆时期，北京三家著名的玻璃鼻烟壶作坊互相竞争，争艳斗胜，轰动一时。若没有较长期的生产准备，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繁荣局面的。
清代北京所产玻璃器除了鼻烟壶，还有其他产品。清宋荦《筠廊偶笔》记载，北京琉璃厂有卖“响葫芦”又名“扑扑通儿”的，极轻薄，若以车辆远运京城，则必为齑粉。因此，响葫芦应为北京所产。清魏坤《倚晴阁杂钞》记载更为明确：“(北京)琉璃厂……所制，一曰鱼瓶，贮红鱼，杂翠藻其中。一曰葫芦，小者寸许大或至迳尺，其紫色者居多。”这就肯定了这些玻璃鱼瓶和玻璃葫芦为北京所产。这三种“空之属”的玻璃器，都应是在“水响货炉”上用“琉璃管”制作的。可见，山东博山的水响货炉在清代已传入北京。
由此可见，清代后期，山东博山圆炉技术已传入北京，只因北京玻璃生产规模不大，产量甚少，尚未形成行业，故影响不大。
(五)江苏苏州
关于江苏苏州制造玻璃的历史，文献记载甚少。南宋时期，苏州所制玻璃灯名“苏灯”。元末张士诚母墓出土涅白玻璃圭，是出土玻璃器中最大者，但是否为苏州制造有待进一步考证。清代，苏州制造的玻璃简称“苏铸”。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吴县人顾禄所著《桐桥倚棹录》记载了苏州玻璃灯的制作：“以碎玻璃捣如米屑，淘洗极净，入炉重熔，一气呵成。灯盘、灯架以铜锡为主，反面以五彩黝(釉)描凤穿牡丹之类。”清梁同书《古铜瓷器考》中偶尔提及，且言“苏铸者更不及广铸”。可见，清代苏州玻璃制作也不甚发达。
最后，关于清代玻璃生产问题，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在此略作分析探讨。
1.清代皇帝的意愿与玻璃生产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限于玻璃业，在清宫造办处各作生产上都普遍存在。造办处各作活计一般是秉承皇帝旨意进行生产，所以必须合乎封建意识和皇帝的爱好。工匠的创造智慧与技术才能只能在满足皇帝要求的范围内得以发挥，这就是宫廷造办处的特殊情况。而皇宫之外的地方玻璃生产是受社会需求和价值法则支配的，与皇帝的要求可以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的技艺和产品对各地玻璃业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博山玻璃匠进入皇宫制造玻璃器皿，之后又通过博山玻璃匠将宫廷样式传回博山，这就会影响到民间玻璃生产。所以说，清代皇帝的意愿直接影响到了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的生产，之后又间接影响到了地方玻璃生产。
2.清宫造办处玻璃厂与各地方玻璃生产地的关系
造办处玻璃厂的创制与发展建立在各地玻璃业基础之上，各地玻璃产地为清宫玻璃厂提供了技术力量和原料。在个别时期，造办处玻璃厂的发展远远超过各地的玻璃生产水平。如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的清宫玻璃厂即是如此。而处于极盛时期的清宫玻璃厂的基本原料和技术力量又主要来自博山。同时，清宫造办处玻璃厂对各地玻璃业又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康乾盛期，各地玻璃业纷纷模仿“御窑”玻璃。然而，到了清末，这种影响又倒转过来，外地玻璃生产虽然不能直接影响清宫玻璃烧造，但其产品却大量进贡皇宫内廷，供皇帝享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说，清宫造办处玻璃厂对地方玻璃生产地有一定的依赖关系，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3.国外玻璃生产技术与中国传统玻璃生产技术的关系
清代玻璃生产是以中国传统玻璃生产技术为主，引进的国外玻璃生产技术处于次要地位。国外玻璃生产技术在某一时期对中国传统玻璃生产的改革和促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国传统玻璃的生产技术，也没有改变清代玻璃的民族风格和优秀传统。清代皇帝为了发展宫廷玻璃生产，对西方传教士、技术人员的使用和玻璃制造技术的引进功不可没，也因而造成了国内外两种玻璃制造技术并存于清朝玻璃生产的局面。国外玻璃生产技术对中国玻璃生产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清代玻璃生产的兴旺和繁荣，但是，它并没有取代中国传统玻璃生产技术，更没有撼动中国传统玻璃生产技术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玻璃生产的民族风格和优良传统。中国的传统玻璃生产技术在世界玻璃生产技术中仍然独树一帜，甚至还影响到了国外一些地方的玻璃生产，为世界玻璃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