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赣粤边地区历史沿革和自然地理
赣粤边地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重要的游击区之一，位于江西省南部与广东省北部交界处，包括江西省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11个县或其部分区域。中心区域在江西信丰、大余和广东南雄等3县交界的油山[1]地区。赣粤边的区域范围，因斗争时期不同和战争形势发展变化而变化。由于红军“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2]，红军游击队还派人到上犹、崇义交界的湖南省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开展过游击活动，因此，资兴、汝城、桂东等3县部分区域也属于赣粤边游击地区的范围。
赣粤边地区东部绵延武夷山脉，西与诸广山相连，南边耸立九连山脉，北边有南山、北山，这几个地区不但在地理上相互毗连，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历来也十分密切。这一地区历史悠久，春秋战国后，逐渐为祖先开发。秦朝开始设县，唐朝宰相张九龄凿通大庾岭[3]梅关驿道后，赣南成为中原地区从陆地连接南粤的重要交通要道，赣州成为这一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都市。赣粤边地区既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又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之一。其祖先大多数是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
赣粤边地区境内多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地形复杂，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不少地方有原始森林，虎豹出没无常。地貌特征可概称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地势自南向北逐次低倾。境内河网密布，发源于赣粤边界九连山脉饭池嶂的桃江，贯穿境内。赣粤边地区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森林茂密，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生存发展、回旋辗转、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地。
赣粤边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稻谷、番薯、甘蔗、花生、茶油、烟叶、银杏等农产品；出产大量木材、毛竹、香菇、木耳、茶叶等山林土特产。药材资源比较丰富，信丰油山是一个“天然的药材宝库”。当地流传这么一首歌谣：“油山七十二个（山）窝，窝窝都有宝，一（山）窝没有宝，不出黄连就出甘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该地的药材很多，甚至有一些稀少名贵的中药，而甘草、黄连之类的草药就更多了。据《南康县志》记载，南康县野生药材近400种，主要的品种有：金银花、黄枝子、女贞子、白扁豆、前胡、防杞、黄精、丹参、南沙参、百合、土茯苓等。[4]这些野生草药，有特别的疗效，能医治一些西医无法治疗的疑难杂症。
赣粤边地区地下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有钨、稀土、煤、锡、铜、钴、石灰石等百余种矿藏资源，其中大余的钨蕴藏量十分丰富，有“世界钨都”之称。1907年大余县西华山的钨矿发现后，“农民先拣地面之钨砂。从1912年开始，逐渐转为沿矿脉露头向下采挖，或在溪沟淘洗冲积的钨砂。”[5]继西华山发现钨矿后，又在大余、崇义、上犹、南康、龙南、全南等县发现洪水寨、漂塘、荡坪、大龙山、杨眉寺、下垄、岿美山、大吉山等20处钨矿。由于大规模开采，钨矿年产量近万吨，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赣粤边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较强的自供自给能力，为赣粤边游击战争提供了经济给养和物质保障。
二、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赣粤边地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中央苏区的“西南门户”之称
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创建的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6]。
中央苏区斗争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红军游击战争结束，前后历时十年。大致经过奠基开创（1927年8月至1930年10月）、正式建立（1930年11月至1931年11月）、发展鼎盛（1931年12月至1934年9月）、浴血坚持（1934年10月至1937年10月）等4个阶段。
赣粤边地区革命斗争历史源远流长，经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赣粤边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开展工农运动，配合和支援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赣粤边地区属于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随后，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运动。这一时期赣粤边地区的革命武装是中央苏区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赣南的安远、信丰、大余、崇义等县时，进行了著名的“赣南四整”[7]，大力开展党的革命斗争宣传活动，鼓舞人民斗志，给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留下了部分枪支弹药，有力推动了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1928年春，中共赣西南特委先后发动了南康潭口、赣县大埠、信丰及于都里仁、铺前岗等地的农民武装暴动。同时，中共南雄县委也领导了南雄农民武装暴动。虽然这些农民武装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农民武器装备简陋，最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甚至失败，但是，在各县工农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各地方党组织，有的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有的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有的成立了工农革命政权，振奋了革命群众的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所有这一切，为创建工农武装和建立游击根据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井冈山，先后向赣南、闽西进军，途经上犹、崇义、大余、南雄、信丰、龙南、全南、定南等县，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进一步促进了赣粤边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开展。1930年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分兵游击赣南，活跃在赣粤边地区的工农革命武装，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先后攻克南康、大余、南雄、信丰等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巩固和扩大了苏区。中共信丰县委派共产党员曾人超[8]率三四十人的暴动队伍，从黄泥排到达新水塘，先在长安圩发动群众打土豪，接着成立长安乡苏维埃政府，继之在坑口、上乐、上坪、下坪成立苏维埃政府。陈毅率部从东河地区到达西河[9]地区，在信丰犀牛[10]举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政治和军事干部。随后，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先后成立了西河红军第二十六纵队[11]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第三十五军、第二十一军。这些革命武装是中央苏区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军事“围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至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正式建立。赣粤边苏区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赣南和粤北赤色区域已联成一片，于是，赣粤边地区就成为中央苏区的西南屏障。
1932年3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粤军陈济棠派其第一军余汉谋部自南雄向赣南侵犯，信丰、赣县、南康三县桃江以东地区先后被国民党粤军占领，至此，信丰、赣县、南康、大余、南雄、龙南等地，成为红军游击区域，赣粤边苏区受到蹂躏。7月，广东南雄、水口战役后，中央红军撤离赣粤边苏区，国民党粤军占领赣南，余汉谋坐镇大余，派其第一师进驻赣州、第二师驻信丰，大肆“围剿”赣粤边苏区。在敌人强大兵力攻势下，苏区到处冒黑烟，遍地有血迹，许多村庄被烧成废墟，许多革命战士相继牺牲，许多无辜群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但是，敌人的枪、炮、屠刀是吓不倒赣粤边苏区人民的，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同年9月，撤往信丰河以东的信丰、南康党的组织，在信丰县委领导下，派工作团到信（丰）（南）康（大）余（南）雄边界开展游击斗争。11月，信丰县委从东河苏区的干部和游击队中抽调12人，组成一支武装工作队，命名为西河挺进队，石德胜任队长。赣粤边苏区逐渐变成游击区。1933年3月下旬，赣粤军区第一分区游击纵队在信丰五洋坑成立西河游击支队，并在信丰、赣县、南康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同月，中共南雄县委书记李乐天[12]派遣南雄游击队队员陈兴辉、刘甫源等，率80多名游击队员开抵帽子峰，收编当地绿林武装杨木生部，成立北山游击队，开辟了以帽子峰为中心的北山游击区，打通了南雄与上犹、崇义苏区的联系。同时，李乐天召集曾彪[13]、赖水石[14]等，组成油山游击大队，曾彪任大队长，成立中共油山区委。6月，红二十三军政治部派康登良等人在信丰县黄泥乡蓑衣坑成立了中共信康赣县工作委员会。9月，在信丰县黄泥乡中村黄竹庵里屋背召开中共信康赣县工委委员和各区党组织及游击队负责人会议，正式成立中共信康赣县委[15]，肖尚志任书记。同时，信康赣游击大队成立，康科淮任大队长，康登兰任政治委员。他们以半公开半隐蔽的活动方式，领导信康赣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于1933年9月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对各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1934年4月21日，粤赣省战略要地会昌筠门岭被国民党军占领，粤赣省辖地仅有会昌、西江、于都、登贤等苏区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根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的需要，5月17日就军区和军分区的划分及目前的任务发布训令：“在与敌人五次‘围剿’进行决战的最紧张时期，各军区的基本任务应分作两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是要在敌人的远后方，创造和扩大远殖的游击区域，在那里发展游击战争，牵制和吸引敌人最高度的兵力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苏维埃运动，繁殖新的游击队，扩大和成立新的红军，创造新的苏区，并最大努力的瓦解白军士兵。有些远殖游击区域，是要军委直接领导，但军区应负责指挥邻近的远殖游击区域，并应创造和扩大某些远殖的游击区域。在每一区域，应有不少于一营实力的独立团，为其作战的基本部队，建立自己的行动中心，并要有健全的军事政治领导，能自主的独立的行动。第二方面是要在敌人的近后方翼侧及局部的正面上，建立有力的作战分区……”[16]为此，中革军委对中央苏区的各军区、军分区及其任务作了调整，决定在赣南的于都、登贤、赣县、杨殷等4县范围内设立赣南军区，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兼任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并将信康和南雄两个地区列为远殖游击区，一起划入赣南军区直接领导，“使之能进行威胁粤敌翼侧后方并向信南和汝城发展的任务”[17]。赣南军区机关驻于都县。
为了与赣南军区的军事任务相适应，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议，决定在赣南军区的辖区内设立赣南动员区，项英兼任赣南动员区主任。由于赣南动员区所属于都、登贤、赣县、杨殷等4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根据赣南的任务和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于6月下旬作出决定，在赣南动员区的基础上，成立赣南战地委员会，隶属于中共中央领导。赣南战地委员会主任由项英兼任。此时，李乐天被调往中央苏区接受任务。为加强和统一赣粤边区的党政军领导，“中央决定建立军政委员会统一党军的领导，并派几个干部和一连游击队去扩大游[击]区，以准备野战军出发时之各种有利条件”[18]，并派刚从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提前毕业的王龙光和刘符节[19]等及一个连的游击队，随同李乐天到信丰油山扩大游击区。赣粤边军政委员会由此成立，机关设在信丰油山潭塘坑，由李乐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赣粤边的革命斗争，隶属于赣南战地委员会领导。其活动范围包括信丰、南康、赣县、大余、南雄、龙南、全南、定南等县。
三、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斗争的中心转移到油山，赣粤边游击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油山是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在地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此前后，活动在长江南北其他苏区的主力红军也都退出了原来的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8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以下简称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及各级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分别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等15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是在信康赣区、北山区、油山区、南山区[20]、上崇区[21]等5个地区进行的。油山区在信丰、大余、南雄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松杉竹子满山遍野，羊肠小道，险峻难行。北山区在大余南部与南雄西部以北交界处，山高林密，大多数是原始森林。信康赣区，即信丰、南康、赣县的交界处，包括牛颈、龙回、大龙等十几个圩场，大部分为丘陵地带，人口稠密。南山区，即信丰南部地区，以及信丰、南雄、龙南、全南、定南的交界处，大部分是山区。上崇区主要在上犹、崇义及资兴、汝城、桂东交界诸广山区。这里交通闭塞，人烟稀少，这个地区因离油山较远，1935年9月间，与赣粤边游击区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系。
总之，赣粤边地域十分广阔，它以油山为中心，又有向四面八方发展的广阔天地：向东北可以直通信丰、大余边界的上坪、下坪、雌山、莲花窝、赣县大龙；向南越过（南）雄信（丰）公路，可建立信南（信丰、龙南、定南、全南）游击根据地，又可进入九连山区，和粤东、闽西南的游击队联系起来；向西越过（南）雄（大）余公路，以帽子峰为中心，可以建立（南）雄、（大）余、崇（义）、仁（化）游击根据地，由此再向北挺进，可以与湘赣苏区（井冈山地区）取得联系。这里还有一条沟通江西、广东两省的韶（关）赣（州）公路，南接粤北重镇韶关，北连赣南心脏赣州，是广东、江西两省的交通要道之一。游击队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既威胁着赣南、粤北敌人的反动统治，又影响和鼓舞着赣南、粤北的广大人民的革命斗志。1935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项英、陈毅突围转移到赣粤边油山地区，直接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所在地，而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却是在信丰、大余和南雄三县交界的油山地区。
总的来说，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4月。这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苏区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苏区。在党的领导下，赣粤边游击区广大军民在战略上积极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钳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中央红军长征后，按照中央分局的指示，成立了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22]为副书记的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以刘建华[23]为书记的少共信康赣雄特委，从于都转移到信丰油山，领导赣粤边人民坚持游击战争。
第二阶段，从1935年5月到1937年7月。这是粉碎国民党“清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巩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的阶段。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以及一些失散人员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共约300人，同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会合。项英、陈毅随即把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改名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这一阶段，从大规模的“清剿”来讲，国民党粤军和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分别发动了三次大的“清剿”。在极其险恶环境里，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新革命高潮”的方针[24]，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在当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他们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利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此外，他们还要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作坚决斗争，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游击区。这是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阶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迫于全国抗日形势和连续遭到红军游击队英勇抗击，于7月11日停止了军事“清剿”。至此，赣粤边游击区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第三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38年2月。这是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实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阶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进行谈判。正如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25]经过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国民党军队被迫停止进攻游击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告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赣粤边游击区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之一部。1938年2月，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领下开赴抗日前线，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四、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历史地位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人民军队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创造的丰富经验、培育的革命精神，是党和人民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所作的《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所说：
政治局听了项英同志关于南方各游击区的报告之后，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现在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在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日寇。政治局相信南方过去各游击区的同志同样能够在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之下，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神圣的任务。[26]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充分肯定：“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27]
毛泽东在高度评价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时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28]
1948年5月14日，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陈毅等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时，高度评价他们“在国民党的‘清剿’非常残酷、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了三个年头，保持了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光荣的一页”[29]。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指出，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30]。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后，经过了许多星期，南京的军队才终于占领红军的主要城市。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少数正规人员领导下仍继续坚决抵抗到底。这些红军领袖不怕牺牲，自愿留下来，他们许多人的英勇事迹今天仍为红军所津津乐道。”[31]
应该说，毛泽东、朱德及决议、史书等所作的上述评价同样适用于评价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在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赣粤边地区军民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清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战胜了一切困难，终于赢得了胜利。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赣粤边地区军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敌人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有些游击队被困在山林里，没有粮食吃，就靠挖野菜、摘野果、捕捉野生动物充饥；没有房子住，就在深山老林里，或野外宿营，或搭茅棚暂住，或住山洞避风雨；缺少衣被御寒，大家就靠相互的体温依偎着过夜；缺医少药，就靠采集草药给伤病员治疗。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长期的“清剿”，在党的领导下，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面对国民党军队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心连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表现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何叔衡[32]、贺昌[33]、阮啸仙[34]、李乐天、蔡会文、曾纪财[35]、方维夏[36]、叶明魁[37]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都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38]、刘伯坚[39]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岁月里，为了支援和掩护红军游击队，许多群众忍饥耐寒，风餐露宿，甚至牺牲个人和全家生命。青年妇女朱乙妹就是为了掩护红军游击队脱险，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40]在他们身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得到了生动诠释，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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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山是五岭之一大庾岭绵亘的余脉。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3]大庾岭系五岭之一。五岭指横亘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4省之间的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
[4]《南康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5]《江西省志·江西省钨钽铌工业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7]“赣南四整”指安远整队、信丰整纪、大余整编、崇义整训，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赣南四整，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新篇章。
[8]曾人超（1890-1932），信丰黄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信丰特支书记、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赣南特委委员。1932年6月从游击队驻地下山，被国民党粤军杀害。
[9]本书中的西河地区指章江流域和桃江流域各县；东河地区指贡江流域各县。
[10]信丰犀牛即信丰西牛，位于信丰北部。
[11]西河红军第二十六纵队是1930年4月，由信丰、南康、南雄等县赤卫队、游击队在信丰编组而成的。同年6月，在福建汀州整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基干队伍。详细内容见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共产党信丰历史》第一卷（1924—192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12]李乐天（1905—1935），广东南雄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干事、南雄县委书记、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1935年12月底在信丰县上塘村坳背人山仔（现址为信丰县铁石口镇上塘村人山仔）牺牲。详细牺牲经过见本书第99—100页。
[13]曾彪（1903—1936），又名曾广生，广东南雄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油山游击大队长等职务。
[14]赖水石（1908—1956），原名赖发良，广东南雄人。曾任三南游击支队副支队长等职务。1956年在家乡病逝。
[15]1933年9月至1934年7月，中共信康赣县委隶属中共粤赣省委，1934年8月至12月，隶属中共赣南省委，1934年12月起，改属中共赣粤边特委。
[16]《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关于划分军区分区及其目前的任务》（1934年5月1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1辑，1988年5月，第205页。
[17]《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关于划分军区分区及其目前的任务》（1934年5月1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1辑，1988年5月，第205页。
[18]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19]刘符节（1909—1939），江西吉水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赣粤边军政委员会委员、信康赣县委书记、信丰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职务。1939年12月，遭叛徒与国民党特务暗杀。
[20]南山区，又称信南区。
[21]上崇区又称上崇资汝桂区，包括江西省上犹县、崇义县和湖南省资兴县、桂东县、汝城县等5个县或其部分区域
[22]杨尚奎（1905—1986），曾用名杨上魁，化名老穆，江西兴国人。192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赣粤边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赣南特委书记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务。
[23]刘建华（1916—2004），又名刘新潮，江西寻乌人。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赣粤边特委委员兼少共特委书记等职务。刘建华、朱赞珍、李绪龙三个人被称为“油山三老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24]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25]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26]《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2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28]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2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页。
[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页。
[3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3页。
[32]何叔衡（1875—1935），湖南宁乡人。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内务人民委员等职。
[33]贺昌（1906—1935），山西离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34]阮啸仙（1898—1935），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地区青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
[35]曾纪财（1908—1936），信丰西牛牛颈人。1928年2月参加信丰农民武装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乡农民协会文书、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区委委员、区委书记、信丰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红二十二军政治工作干部、代英县委书记等职务。
[36]方维夏（1880—1936），号竹雅。湖南平江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力红军长征后，在湘南领导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曾任中共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
[37]叶明魁（1902—1936），又名朗熙，广东南雄人。曾任油山工作组组长等职务。
[38]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长），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务。
[39]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写有《带镣长街行》等诗。后人有诗赞他：“西北军中驰令誉，红军帐里足良猷。百战何尝计苦乐，劳生为解万民忧。”
[40]朱乙妹（1894—1935），又名朱叶妹，信丰油山人。朱乙妹事迹详见本书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