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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国民党逐渐退让了，群众顿时群龙无首，人数开始减少，最后只剩下“中正纪念堂”绝食学生这一群。

5月4日，学生们也决定退场，但一个多月来陪着学生的民众们却不愿意撤，最后只剩下几个学生继续主持，并请我也帮忙助讲。一次时间太晚，我不知该怎么回家，一位退休公务员余妈妈即时替我出计程车费，才解决燃眉之急。当时，有不少像她这样的普通人民，自愿奉献心力维护住“人民广场”，两年后的红衫军，他们又再次上场奋斗。

因为广场的经验，使得当时才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群，可以说是我的另类社会体验。在民进党政府的一再施压下，我们连“中正纪念堂”的最后阵地也被要求撤离。

最后，国民党答应让我们，利用中央党部前的空地继续集会，也就是景福门前的一块空间，我在那里，有了人生第一次对着群众的户外开讲。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当我演讲结束，现场竟响起“王炳忠万岁”的口号，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要我替他在帽子上签名。我必须坦白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被群众簇拥，真的有一种只能以“爽”形容的感觉。但我也立刻提醒自己，想想像阿扁那样的政治人物，底下不知有多少更热烈的吹捧赞扬，难怪他们一得到权力就不愿放，为了抓住权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2004年5月20日，在罕见的倾盆大雨中，陈水扁就职了。由于雨势太强，就职典礼的舞台，甚至还垮下了一边。不到五年后，他从“总统”变成了入狱的贪污犯，似乎一切都已有定数。

我在“人民广场”又继续坚持到了七月，才因为马上高三，必须要准备升大学考试，不得不离开。算起来，从四月一直到七月，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力都投入了抗争。当时我因为参加建中青年社，负责编辑建中的校刊《建中青年》，时常可以用编务需要的名义，向校方请公假不去上学。（后来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学生领袖陈为廷，高中时期也是建中青年社社员，是我的学弟。）

但随着请假次数愈来愈多，后来我竟连请假都懒了。最后，校方一度以我旷课过多要开除我，并请爸爸到学校开会，结果爸爸一到会场，就先对教官大吼：台湾已经危在旦夕，竟只剩下一个高中生去捍卫，你们身为革命军人，有何颜面去见革命先烈？因为爸爸这么一吼，镇住了校方人员，最后经过讨论，决定再给我自新的机会，让我继续留校察看。(https://www.daowen.com)

我离开广场后，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的景福门，那个正对着“总统府”的位置，仍然一直有普通民众坚持轮班摇旗呐喊，他们不信公义唤不回，不容真理尽成灰。其中，包括因此惹怒经常乘车经过景福门的吴淑珍，而受到警方不断刻意骚扰的陈金珠。这位才三十出头的平凡女子，最后以自杀明志，陈尸在台北市政府顶楼半年，才被发现。

2008年3月21日，台湾大选前一晚，被诬指为“319枪击案”凶手的陈义雄家属向马英九下跪，希望马英九当选后，一定要重启调查，还已死去的陈义雄清白。

但直到如今，真相仍旧未明，马英久的声势，则早已大不如前。

2004年的那场群众抗争，后来也逐渐被台湾媒体淡化，国民党自己也不看重，不像民进党永远有一个又一个的抗争故事，成为他们永远颂扬的神话。

2004年的抗争，因为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对民进党妥协，国民党后来的怯弱，以及连战、宋楚瑜听信美国人的调停，整场抗争注定失败，只剩下勇敢的人民。2006年，施明德又率领群众发动“红衫军”运动，但仍然无法使阿扁下台，蓝军的强硬派从失望到绝望，从此一蹶不振到今天。

我不知道，和我一样有过当年抗争记忆的人，现各在何方？但我确信，2004年的那段日子，永远会在我记忆深处，为历史作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