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二次见到习总书记，则是在2015年9月1日，正好是我二十八岁的生日。那次会见，主要是为了两天后的九三阅兵，习总书记接见来北京观礼的台湾人士代表。整个会见的过程，相比上次较为行礼如仪，主要由习总书记和连战先生分别发言，时间也较简短。
然而，这次会见在台湾岛内引起的震荡，却远远超出上一次。8月30日我刚办完登机手续，走进桃园机场检查行李的区域，却忽然听到外头的大厅一阵喧闹，等到上飞机后，才知道连战先生也搭乘同一时间另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稍早听到的吵闹声，正是“台联党”的青年军来抗议连战，并堵住连战办公室的张荣恭先生，还用抗议布条盖住张先生的头，现场一度气氛火爆。
9月1日上午，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整个会面仅有习总书记和连战先生发言。连战先生提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都对抗战做出贡献，也都是抗战的胜利者。抗战是两岸同胞共同奋斗的历史记忆，两岸应该要同记历史、共写史书，由此开始建立政治共识，化解仇恨与歧异。
与我上一次见到习总书记的会面相比，这次会面时间较短，我也没有发言，却因为是九三阅兵，引起台湾更多关注。当天台湾代表和习总书记一一握手，而我是当中最年轻的，轮到我和习总书记握手时，台湾媒体纷纷从各种角度捕捉画面，我和习总书记握手的一幕，当天下午便在全台湾广为流传、众所周知。
当时，全台湾的新闻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批判台湾人参加九三阅兵，连战尤其成为被攻击的标靶。更不可思议的是，攻击连战的声音，主要还来自马英九当局。从最初连战受邀出席阅兵典礼，就被劝阻不宜参加，国民党前高官甚至辱骂连战“不是东西、丢人现眼、自贬身价”。
在全台湾没人愿意替连战说话的情况下，台湾的媒体找上了我，当天晚上，东森新闻驻北京的记者便和我联络，约了隔天下午来采访我。第二天一早，我还先去了趟卢沟桥，凭吊当年七七事变的现场，然后搭出租车回到我住宿的北京饭店。结果才到饭店旁的王府井大街下车，台湾几大媒体一拥而上，劈头就问我对台湾舆论批判我们这些人来观礼阅兵的看法。台湾主要的电视台记者全都到齐，不少大陆民众也来围观，好奇这么多架摄影机，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我就这样站在王府井大街和长安大街的路口，对台湾记者侃侃而谈。我说，现在台湾攻击连战参加九三阅兵的，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根本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类人实在非常可笑，因为他们既然认为台湾是二战的“战败者”、甚至视日本为祖国，那又有什么资格管中国人怎么庆祝抗战，怎么诠释我们中国人抗战的历史呢？
另外一种人则是走不出内战思维的“老国民党”，他们坚持说只有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共产党对抗战没有贡献。我可以理解他们有这样的情结，但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出力也是事实，不应该否认；而且大陆已经承认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并没有说共产党是领导者，而是最早倡议抗战、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
我反而要问的是，如果今天不是北京举办阅兵，台湾还有谁讨论抗战？台湾连一座抗战纪念馆、甚至讲述台湾人自甲午战争后抗日历史的纪念馆都没有。国民党如果要强调自己对抗战的贡献，那为何又不大肆庆祝抗战胜利，也不重视台湾光复节呢？(https://www.daowen.com)
9月3日上午，我在天安门旁的观礼台，全程观看了九三阅兵典礼。亲民党因不堪台湾舆论的攻击，宋楚瑜一度要求代表他到北京的秘书长秦金生，在见过习总书记后就提早返台，后来又上演了临阵开溜的戏码，对台湾媒体宣称没有出席九三阅兵，在台湾竟成了一场“罗生门”。
然而，同样出席九三阅兵的其他台湾贵宾看不下去，向媒体还原了事实：原来当天上午，秦金生和他们几个贵宾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也在主办单位安排的观礼席坐了下来，但在阅兵式正式开始前，却忽然声称身体不适，离开观礼席，到城楼上另外一处休息区看大屏幕，等到最后典礼结束，又跟大家一起下楼。这位台湾贵宾问媒体：“这样算不算出席九三阅兵呢？”
当天下午，我回到饭店休息，便接到“正晶限时批”节目来电，要用电话连线在节目里访问我。我早就清楚，这就是想利用我不在现场，无法立即做出反驳的空子，制造出众名嘴公审我的样子。所以我断然回绝，表示这种具有历史深度的问题，必须要当面才能谈得清楚。
后来，我回到台湾后隔天，就连上了“正晶限时批”和“新闻面对面”两个节目。只能说，台湾名嘴水平之差，还是超出我的预期。在“正晶限时批”节目，同台的名嘴连台湾光复都不承认，那还管我们中国人纪念抗战、庆祝光复干嘛？到了“新闻面对面”，民进党“立委”结合名嘴，企图偷换概念将“九三”讲成“十一”，也被我当场拆穿。
阅兵完的当天晚上，台湾的《联合晚报》就报道，国民党有高层指出，原本国民党和新党共同推荐我在台南参选立委一事，因为我高调参加阅兵，引起社会观感不佳将生变。有记者事后告诉我，所谓的高层很可能就是马英九方面的意思，但我至今仍无法查证。
我虽不晓得所谓的国民党高层是谁，但我很清楚这些政客、媒体操作的所谓舆论，与民间真实的观感有很大差距。我爸爸许多市井小民的朋友，包括在台南老家碰到的一般民众，都兴奋地向我打探我见到的习大大是什么样子。一位政治立场偏绿的玉石店老板，因为和爸爸熟识，曾经送我一块象征喜上眉梢的玉，在我和习总书记握手的照片传开后，笑着对我说他的玉应验了。还有过去我常去的便当店老板的儿子，一看到我就问我习大大的事，还说很认同我所讲的要跳脱内战情结，希望我有机会能带他一起去大陆走走看看。
甚至过去把我当作丑角消遣的名嘴，如今再提起我时，口吻、态度也都变得看重了许多。网络上还流传起许多分析“王炳忠见习近平现象”的文章，说因为我敢于做少数派，所以反而能够突出、得到礼遇，甚至还有人创造了“王炳忠行销学”的名词。
但他们不了解的是，我对行销学其实完全没有概念，我既没有刻意去推销自己或经营人脉，更没有他们所讲的那样复杂的权谋算计。一路走来，我就是我，我以身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荣，始终没有改变。但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变了。
从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再到2015年的“九三阅兵”及“马习会”，我所处的这个时代，两岸关系已经发生太多历史性的突破。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大事发生，但我知道这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阶段，而我有幸见证这段历史，同时也在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