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发展历程
分布在迪庆州境内金沙江沿线的11个乡镇，占了全州乡镇数的38%，这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和历程与迪庆州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要考察和探究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和全域旅游经济带建设问题，就必须将其放到迪庆州全局发展的框架里面来探查。
（一）迪庆州6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
回顾将近60年迪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其经历了40年左右的曲折探索和20年左右的创新前行两个阶段。从“木头财政”到逐步确立 “生态立州、文化兴州、产业强州、和谐安州”的“四州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一代代的迪庆人走上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之路。在“四州”战略的指引下，经过几代迪庆人不懈地努力，迪庆州逐步摆脱了“有资源、无财富，有文化、无品牌，有群众、无基础”的困局，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迪庆特点的发展道路。
1．40年的曲折探索
从“一五”到“九五”40多年间，迪庆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艰难探索的前行阶段。从1950到1972年迪庆州一直归丽江托管，财政不独立，机构不稳定，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境内没有一寸硬化的公路、没有一所完整的医院和学校，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极为困苦。“一五”至“七五”期间，迪庆主要完成了平叛、支援西藏解放、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经济上基本上是“一清二白”，其中有几年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负增长。这一时期，迪庆经济发展基本上随着国家“大跃进”的浪潮被动地走了一条依靠出卖森林资源来换取低程度的经济发展的道路。曾经有20多年的时间迪庆的财政收入80%靠木材，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头财政”。植被破坏严重，环境不断恶化，为后续的发展留下了沉重的负担。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增速缓慢，迪庆一度成为云南省贫困地区的代名词，长期处于“看山难、看水愁”的困境。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全州人民生存的难题，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迪庆的“木头财政”步入了越砍越穷，越穷越砍的怪圈。
从“八五”开始，迪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期，面对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压力，迪庆州委、州政府痛定思痛，走上一条艰苦卓绝的探索之路。一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逐步从“等、靠、要”的思想向“争、干、要”转变，提出了“吃透两头”“双向跑步”的理念。“吃透两头”是指：一方面，准确把握和领会国家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认真调研，正确判断迪庆州发展的优劣势，发挥资源优势，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双向跑步”是指州委要求干部向上跑“百厅百部”，争取国家和省对迪庆全方位的支持，向下跑“百村百户”，摸清家底，做到有的放矢。二是提出“十六字”发展思路。1993年，省政府第一次在藏区召开现场办公会后，州委政府提出了“基础先行、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协调发展”的“十六字”发展思路，实施了“1112”重点工程，即“一江、一河、一坝、两区”的产业布局。三是确定“四大支柱产业”。1998年，州委召开了四届四次全会，确立了“113341”发展思路，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旅游业为龙头；加强环保、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科技、非公经济；建设旅游、畜牧业、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开发四大支柱产业；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这个思路第一次把旅游作为先到产业提出来，并把全州的产业重点锁定在“四大支柱产业”上，为“四州”战略的提出奠定了现实和理论基础。
迪庆“一五”至“四五”期间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迪庆“五五”至“九五”期间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2．20年的创新前行(https://www.daowen.com)
1998年，国家禁伐天然林以后，“木头财政”也随之消失，且一时找不到替代产业，迪庆经济濒临崩溃。面对前行的困境，州委、州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思路，成功地将“香格里拉”品牌落户迪庆，并申报了“三江并流”自然遗产，逐步确立了“生态立州、文化兴州、产业强州、和谐安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培育了旅游、生物、矿产、水电四大支柱产业，明确了“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责任，提出了“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区、守护和提升香格里拉品牌”的三大使命。在“四州”战略的指引下，迪庆不断在创新中前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地探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四州”战略的指引下，近20年来，迪庆州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进一步巩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全州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四个主要目标实现了“两个翻番和两个倍增”的好成绩。即生产总值由2010年的77亿元跃升到2015年的161.14亿元，年均增长13.8%，经济总量大幅跃升，实现翻番，增速高于全国、云南省平均水平，位于全国10个藏族自治州前列；市场消费平稳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0年的20.99亿元跃升到2015年的41.54亿元，年均增长14.6%，实现翻番；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由2010年的99.26亿元跃升到2015年的285.15亿元，年均增长23.5%，累计完成1008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2.5倍；财政实力明显增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2010年的5.97亿元跃升到2015年15.53亿元，年均增长21.1%，是“十一五”末的2.6倍。
（二）金沙江沿线各乡镇60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迪庆州金沙江沿线大部分区域处于封建社会早、中期阶段，由于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较好的自然条件和老百姓勤劳的耕作习惯，金沙江沿线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迪庆州其他地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今金江镇安乐村就有开采铅矿的记录，这是香格里拉境内最早的开矿记录，1910年(清宣统二年）在金江沿线就有大面积推广种植核桃树的记载，当时的品种至今尚有少量存活。1911年( 清光绪三年) 金江吾竹村就有种蚕业学校，设置课程图文、算术、历史、地理，并用省立农业学校讲义讲授种桑养蚕的技艺和方法。第一批学员共25名，于当年8月入学，学制三年，当年春夏两季共收蚕茧9千克，随即向全区推广。新中国成立前金沙江沿线区域一直是东部藏区有名的“鱼米之乡”，经常成为东旺、稻城、乡城等地土匪的洗劫之地，据史料记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抢劫是在1926年夏，定乡、东旺、稻城土匪三千余人联合抢劫金沙江沿岸，返回途中，汪学鼎协同格咱千总在小中甸吉沙伏击，截获大部分财物，毙匪六七十人，将稻城匪首木拉等二十余人押解县城斩首示众。金沙江沿岸区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频繁被洗劫的状态，多年的辛苦劳作和积累的财富，往往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根本的转变。回顾解放以前的历史不难发现，金沙江沿线区域一直是迪庆州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和较快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州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沿线各乡镇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艰苦探索和平稳发展两个阶段。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沿线11个乡镇的经济发展情况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故在此不作一一赘述，而是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金江镇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论述。
1．40年的曲折探索
从“一五”至“九五”40多年的时间，迪庆州境内金沙江沿线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处于曲折探索的阶段，主要做了反霸、土改、“四清”“文革”、恢复生产等事情。这一时期沿线各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进程跟全州基本一致，经济主要是以农牧业为主，因为农业基础较好，成为了迪庆州很多政策推行的试点，生产力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都普遍比迪庆州其他乡镇强，可以说这一时期，金沙江沿线是迪庆州经济发展的窗口和前沿，其生产力水平基本上可以代表迪庆州的发展水平。
以金江镇为例来看：1950年1月5日，中甸县金江特区人民政府成立，设上、下两个办事处，并重新组建特区人民自卫队，随办事处开展清匪锄奸，组建个乡镇村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同年2月成立了中甸金江特区工作委员会，并开放所有的渡口，是年金江特区开始向国家上交公余粮，成为中甸县最早交公余粮的地区。1951年，金江特区在迪庆首先开展了“减租、退押、反霸”运动，拉开了中甸县全面阶级斗争的序幕，后因此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了不稳定因素增加，次年被叫停。1953年，金江区成立了中甸县第一个供销社，1954年，金江吾竹承办了中甸县解放以来的第一个物资交流会，集贸成交额为2.9万元。1955年，金江区开始“调田匀”拉开了中甸县土改的序幕，1957年，中甸县首先在金江区搞农业合作社试点，共建立了5个初级合作社，入社农民为128户，同年金江区成立了信用社。1958年，县政府投资7.8万元，投资开办定山、安乐铅厂，当年安乐铅厂挖出铅100余吨，后因技术缺乏没有冶炼成功。1959年，金江创办了滑石厂；同年，全长86千米、涨水流量1.5立方米的金江大沟竣工通水。1962年，迪庆州在金江区开始试点施用化学肥料。1964年，投入8万元装机55千瓦的龙潭电站投入使用；同年，金江引进良种，粮食每亩单产第一次突破500斤，为全州良种推广做了有益的尝试。1967年至1978年之间，金江经历了“文革”，建立和撤销了“金江五七干校”、制造和平反了“金江国民支部”和“金江反革命杀人案”等冤案、建成了兴隆电站、尝试发展了棉花、花生、烤烟等产业。“文革”期间，金沙江沿线种植、养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79年，金江安乐大队试点实行包产提留到户，是全州第一个实行包产提留到户的生产队；同年，长20米、宽7米、高4.5米的金江第一座大型石拱桥吾竹石拱桥建成使用。从1980年开始，金江开始全面恢复生产。1981年，金江公社7个大队，91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交提留生产责任制，1984年，金江建成了中甸县第一个沼气池，拉开全县能源建设的序幕；同年，金江成立客运站。1985年，金江出了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建成了2700平方米、475个座位的礼堂一幢，车轴村创办了“新民酒厂”，该厂1987年开始生产“康巴汉子”“藏极”牌粮食酒。随着恢复生产和包产到户的推行，金江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有效的调动，种植和养殖业很快恢复，粮食产量迅速提高。
从“一五”至“九五”40多年的时间，金沙江沿线的各乡镇一直是中甸县甚至是整个迪庆州改革的前沿和试点，许多政策都从该区域铺开。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此区域在迪庆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尽管如此，由于国家大环境和整体政策原因，“文革”期间该区域仍然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总体来说，此时期该区域内基础设施非常滞后，大部分乡镇没有一寸硬化路面，98%以上的农民都是单纯地靠土地收入度日，农业生产过程技术含量低，机械的利用率也较低，大部分是靠祖辈留下来的经验来耕作，粮食产量低，畜牧产品的出栏率也不高，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依靠种植业也畜牧业也维持自身生产生活需求，几乎没有富裕的农产品进行交易，大部分老百姓生活状态处于温饱线左右，如羊拉乡、五境和奔子栏镇等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的乡镇，由于自然条件较恶劣，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基本处于温饱线以下。“文革”结束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对农村进行改革，进一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机械化程度、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等都有明显提高，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2．20年的平稳发展
从“十五”开始，迪庆金沙江沿线各乡镇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基础设施投入、产业布局滞后，该区域一直延续着农耕经济发展模式，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家庭独立完成主要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生产限于家庭劳动力的范围，农民所耕种的土地，以全家力量所能耕种的面积为限度，经营规模狭小，农民的生产通常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以满足自己衣食的基本生活需要，相对独立地解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参与商品交流少，社会交流也少，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对土地有很大的依赖性，这种经济形式几乎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得到根本改变过。二是生产条件简单，仅仅依赖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生存和生产，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但缺乏积累和储备的能力，难与市场对接。靠“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除了少数人因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家庭生活负担较轻，或适逢市场有利的情况外，农民很难致富，多数人往往常年保持着一种亘古不变的生活状态。
“十五”以后，金沙江沿线各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也随之加快，国家投入加大，公路、桥梁、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农业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明显增强，机械的利用率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和畜产品的出栏率也在逐年增加。农业产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占了一定的比例，部分劳动力也逐步从第一产业里面脱离出来，参与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农民的收入渠道得到了拓宽，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改善，社会变迁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但从总体上看，近20年来，金沙江沿线各乡镇的发展速度没有全州整体速度快，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迪庆州的水电、矿产、旅游、生物四大支柱产业中，只有生物产业对该区域的大部分乡镇有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被誉为阳光产业的旅游业，仅仅对区域内的虎跳峡、奔子栏和塔城等少部分乡镇的经济发展有较强的拉动作用，而其他乡镇的旅游开发几乎是个空白。水电业也仅对区域内的虎跳峡镇有明显的带动作用。金沙江沿线的各乡镇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矿藏，例如虎跳峡镇和金江镇的铅锌矿、羊拉的铜矿等，但是绝大多数的矿藏都分布在植被较好的水源地。金江镇曾经因大规模开采铅锌矿后污染了水源，2000多名群众被迫停止使用祖辈留下来的水源，造成了得不偿失的后果。所以，该区域的矿产开发仅对羊拉乡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其他乡镇则不宜进行大规模矿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