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印度记忆

◎佚　名

印度的名称第一次传到中国，是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那时的印度被称为“身毒”，是与中国西南毗邻的大国。直到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只身西行，求法天竺并撰写了一部伟大的游记——《大唐西域记》，用“印度”代替了“身毒”的旧称，印度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https://www.daowen.com)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早在南越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外贸易，随着对外贸易的兴盛，对外文化交流也很密切。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使者往来频繁，海外僧人接踵而至。有寺庙等文物建筑以及典籍为证，最早从海路到广州传教的是公元281年天竺国（今印度）僧人迦摩罗，他来广州建三归、王仁两寺，传播佛教。其后，公元306年天竺国佛教名僧耆域泛海至交广，后抵洛阳；公元401年，即东晋时期，宾国（今克什米尔）佛教名僧三藏法师昙摩耶合来广州建王园寺（今光孝寺）传教，奉敕译经；南朝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天竺僧达摩远渡重洋，在今上下九路的西来初地登岸，开坛传数，“西来初地”之名由此而来。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产生禅宗，六祖慧能是不可不提的南禅大师。唐宋开通了从广州至波斯湾、大食国，再向西达东非、红海的这条当时世界最长的“广州通海夷道”。当时来往于广州港口的有婆罗门、波斯、狮子国等外国商船，始建于隋代的位于广州外港的南海神庙就是其很好的物证，庙内尚存店韩愈撰文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

◆第27辑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