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带兵去打日本
诗伯从宜昌回到万县的第三天，牟嫂引上楼来一个军官。这人看上去三十多岁，高个子，穿一身黄呢子军服，佩少将军衔，显得很是英俊，诗伯一见他，忙说哎呀雷旅长，啥子风把你给吹来了？
这个人就是久闻大名的雷忠厚雷旅长。
雷旅长坐下来，长长出了一口气才说：“玉屏，你让我找得好苦啊！要不是遇到了老萧，我还不知道你居然在这万县进了监狱呢。”
我给雷旅长端上茶去，雷旅长看看我，问诗伯：“你的儿子这么大了？”
诗伯笑了：“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这是林佩尧的儿子。能干得很呢，人家都成名记者了。”
雷旅长一听，连忙说：“嗨，原来是先礼啊，据说你的网球打得好啊，我早就给你父亲说了，让你给我做干儿子，他没告诉你吗？”
我早就听父亲说过，雷旅长的夫人网球打得挺好，是四川著名的女网球高手，多次向父亲说起要接我过去给她当陪练。只不过当时也是说说而已，我和父亲都没有当真，不想今天雷旅长还记在心里的。
雷伯伯这次四处寻找诗伯，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雷伯伯与我的父亲一样，一直很钦佩诗伯的为人，认为她能文能武，有胆有识，不但在中国女界，就是在男人中也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那些年哪怕是自己被杨森撤了职，在一边坐着冷板凳，也一直都在帮助诗伯，比如帮助她往华蓥山上运送枪支弹药，又比如拿出钱和机器，帮助她在重庆办起了服装店，不但解决游击队的经济来源，还打探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敌情。那个时候在重庆，雷伯伯简直就是诗伯的“靠山”。不过他毕竟是个军人，以前参与军阀混战，打来打去觉得没什么意思，加上杨森对他不重视，也就淡了心肠。可是自从抗战爆发，地处大后方的四川救亡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的，他在家里也就坐不住了。这个时候，杨森的队伍也要出川去抗日，四处招兵买马，就重新委了他一个旅长的空衔，叫他自己去招足了兵，就上前线。雷伯伯对诗伯说：“他不给我一个兵，我也不怕，想来就凭着我过去在川北一带的影响，再加上你和廖大哥手下的那拨游击队弟兄我都熟悉，招上个几千人没问题，于是我就在广安岳池一带扯起了招兵旗。果然不出所料，你们过去的部下纷纷前来应招，其中就有你最得力的干将陈良佐和李仲生。他们见到我以后，就四处劝说旧时的弟兄和朋友跟着我出去打国仗，很快就募齐了三千余人。”雷伯伯说得高兴，意气风发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回可不是自相残杀，而是去打日本侵略者。你说是不是应该高兴？”
他坐下来，把椅子往诗伯跟前拖了拖：“玉屏，我有一事相求，还请你万万不要推辞。”
“你说。”
“我要请你出山，同我一起出川，上前线去打日本人。”
雷伯伯不给诗伯说话的机会，接着说：“玉屏，过去我只是帮你在重庆买过枪支弹药，还帮你开过服装店，虽然听说过你能够带兵打仗，却以为不过是传闻而已。这次见到你的那些弟兄们，听他们说到你在华蓥山上的那些故事，才真的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看这样吧：反正这次有不少人是你的旧部，我就委你一个团长，陈良佐和李仲生带的那两个营，就归你指挥如何？”
诗伯听了这些话，沉吟良久，才说：“雷旅长，这么大的事情，你容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给你个答复，好不好？”(https://www.daowen.com)
雷忠厚满怀希望地说：“也好，下午我让陈良佐他们来见你，你们好好商量一下再说。”
雷忠厚走了，诗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抽得满屋子烟雾沉沉。
下午，陈良佐他们果真来了，几个牛高马大的汉子，见了诗伯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抱头大哭，说的都是廖伯父牺牲后他们游击队员受的那些苦难，和敌人杀害他们的残酷手段，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便去楼下，直到天黑了才又上楼来，帮着牟嫂摆好了饭菜，请他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将他们送走了。
等我回到诗伯的房里，诗伯对我说：“先礼，我这回真的要出川去抗日了。”
“你答应他们了？”
诗伯看着我，点点头：“只不过还要等他们在那边办好了再去。”
雷伯伯很快就从陈良佐他们那里得到了这个喜讯，第二天一大早又来了。一见面，诗伯就告诫他说：“杨森这个耗子精鬼得很，他不会很放心你的，你千万要提高警惕，谨防上了他的当。”雷伯伯满不在乎地说：“这个我已经想好了，要是他真的对我阳奉阴违，不打日本打内战，那我也不会跟他客气。大不了把我的队伍拉到八路军的根据地去，不去投靠陈毅，就去投靠朱老总，他们总不至于不要我吧？”
诗伯点着头说：“有打算就好，狡兔三窟嘛，要不然我们会吃亏的。”
雷伯伯朝着楼下喊了一声，一个副官模样的人就叫人挑着一挑蔑篓子上楼来。副官小心地从蔑篓里提出两个口袋，再把口袋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封一封的用牛皮纸包好的东西，放在桌子上。
雷伯伯指着那些牛皮纸封对诗伯说：“玉屏，这是一千八百两上好的云烟土，折合大洋一千五百块钱。你找人把它卖了，就算是我给你的前期费用。你拿着这些钱，买些该买的东西，再给留在重庆的孩子们寄些回去做伙食费，等我到了驻地，还会给你寄钱来的。”
临走时，雷伯伯握着诗伯的手再三地说：“玉屏，你尽快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等我那边安排好了，就来立马上任啊。”
雷伯伯走了，诗伯倒有些不安起来。这些年，她毕竟在外面奔波的时候多，坐下来读书的时候少。现在要出去为国家打大仗了，这可比不得过去在华蓥山上打军阀的那些烟灰兵。日本人有的是飞机大炮，打的是现代化的战争，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占了大半个中国，对他们可是不能小看的。雷伯伯走后的第二天，诗伯就让我和她一起，到二马路正街上的生活书店去买了一大包书，其中既有军事方面的，又有政治方面的，多得我提都提不动，最后只好叫了一辆黄包车才拉回来。与此同时，我又从《万州日报》给她借回来了大量《新华日报》和有关文章。在那些日子里，她不分白天黑夜地看这些书，特别对八路军的一些战例，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很感兴趣，看得津津有味，还常常和我一起讨论。
至于雷伯伯给她的那些烟土，她立即找来陈吉庆，托他拿去卖了，拿出一千元给抚养两个孩子的曾三姐寄了去，并在信里一再叮嘱，千万不要把孩子们送回老家。一是怕受她兄弟媳妇的虐待，二也是害怕那些趋炎附势的人拿着孩子们去向敌人报功，被“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