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历史的复杂和吊诡就在于它往往包含多个指向不同路径的事件和要素，看起来杂乱无章，处处歧路丛生。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有试图解释真相的努力，都可能包含言不及义或者过度阐释的双重危险。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拨繁去冗，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提炼最最核心的要素；另一方面，需要特别小心地从细节分析入手，穷尽所有已知的材料，才有可能发现隐藏在表象下面的事物之间内在和本质的联系。
中国曾经历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在其间的重要性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古代文明无可比拟的。要理解中国文明的创生和源起，青铜器是无法绕过的关键语汇。《左传·成公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就是青铜礼器和兵器。
阮元曾说，“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觐燕享，则见天子之尊，锡（赐）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孝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1]这里所说的“器”，是专指青铜礼器，又称“彝器”，它不仅体现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而且还表征着社会阶层与等级尊卑，是商周时期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
先秦的青铜礼器，由于其承载着政治和宗教功能，因此直接影响着重大的国事。一个国家毁灭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是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的。《左传·宣公三年》，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对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姧。……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它既是技术的也是艺术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记录着技术发生发展的历程，也书写着政治、宗教和礼仪的变化。
对于曾长期居于中国考古学中心地位的殷墟而言，它的地位是其他遗址难以企及的。这不仅由于它是第一个被科学发掘的遗址，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和其后几代考古人，又是世界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的考古发现确凿无疑地使商代成为信史。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建立，青铜器、甲骨文等分支学科的发展都与这里密切相关。殷墟时期，不仅青铜器的数量、种类都比以往大大增加，而且奠定了青铜器陶范铸造的基本方法和技艺，对后代的金属技术影响深远。
从1928年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以来，八十多年间重大的发现层出不穷，有数以千计的青铜礼器出土，重要的研究文章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对青铜礼器的种类、器形、纹饰、铭文以及组合的变化研究上，侧重于分期断代和艺术风格的讨论，对技术的关注较少。以技术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涉及了合金成分、成形方式、铸型工艺、纹饰和铭文的做法、芯撑等辅助工艺的应用、制范的材料选择和处理工艺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从近年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来看，这些研究因材料和视野的局限仍有不够准确和全面之处，很多技术生产的细节，比如铸型的设计、铸后加工的细节、纹饰和铭文的做法、芯撑等辅助工艺的应用等，殷墟青铜礼器制作的技术发展历程，它的技术源流和演进的方向，都有待深入研究。
近年来，殷墟重要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洹北商城的发现改变了传统上对商史的一些看法；孝民屯大型冶铸遗址的发掘，为探讨殷墟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和冶铸业的发展补充了大量以往稀缺的材料；M54贵族墓、黑河路小墓群等青铜器群的出土，提供了更多可供研究的资料。这些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对殷墟青铜礼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为打破以往的某些成说，解释某些长久困惑学界的问题以及了解铸造工艺的细节都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迄今为止，缺乏一部对殷墟青铜礼器制作技术研究的专论，这是与殷墟在中原地区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殷墟青铜器制作技术在中国金属史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有必要对以往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研究进行汇总和梳理，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对殷墟青铜礼器制作技术在早期中国金属技术史上所处的位置给予一个客观的评价，厘清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体系形成的脉络。(https://www.daowen.com)
本书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和汇总全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的资料，总结、梳理以往的研究，深入研究一手出土材料，特别是新材料，点面结合，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力求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殷墟青铜礼器制作技术较为清晰的轮廓。
另一个方面是探讨殷墟青铜礼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来源。殷墟时期出土的青铜礼器的数量之众、种类之博、工艺之精，远远超越早中商阶段，以至于不断有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指出在商代早中期的二里冈阶段与殷墟之间存在缺环，并试图寻找中间的过渡阶段，从而给出一个从二里冈时期到典型的殷墟风格青铜礼器的清晰的变化轨迹。艺术的精进是伴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而来的。然而，这些技术进步是否是完全内生的中原传统直线发展进化的结果，值得深思。
近年来，随着中原以外商代遗址、墓葬以及青铜器的大量发现，关于青铜礼器的“区域风格”的研究以及安阳与周边地区的“双向交流”甚至“多向交流”的探讨日渐升温。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人深入地从技术的角度上探讨过这种交流和影响。因此，通过对殷墟以及所有早于殷墟时期的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对比研究，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两个问题：殷墟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到底来自哪里？在商代的都城从郑州辗转迁移到安阳之后，它是怎样承继了二里冈时期铸造技术的成就，在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融合先进的技术要素，在相对安定的长时段内充分发展进步，并有所创新，终于攀至青铜时代的鼎盛期？研究这两个问题，不仅可以厘清中国古代金属技术的发展脉络，更有助于阐明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成就在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物质材料本身的分析、讨论和言说，是技术史内史研究的传统路数，但是，这种研究不能是冰冷的解剖式的。比如，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社会需求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技术变迁，这种问题是无法规避的。然而，在现有不完备的材料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假说，需要格外谨慎。不同领域考古学研究之间的不平衡，使得每一个尝试提出新说的人都感到底气不足。尽管如此，回顾以往的研究，我们仍可以看到，这是一条由谬误累积而成的通往真知的必由之路。
【注释】
[1]〔清〕阮元：《商周铜器说》上篇，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