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官吏坐大，中央忌于兵事

河西处于边地，加上对突厥、吐蕃等南北用兵，中央只有放权于地方官员，才能机动灵活的御敌，所以地方官员一般握有财、政、军等重权。如牛仙客“以张掖郡太守领河西节度副使”^[9]。为河西节度使时，“仓库积巨万，器械犀锐”^[10]。集财政军重权于一身。另有路嗣恭，“连徙神乌、姑臧二县，考绩为天下最”^[11]；苏安恒“持节都督凉、肃、甘、瓜、沙五州诸军事凉州刺史”^[12]；李抱真为“凉州都督，河、兰、鄯、廓、瓜、沙、甘、肃九州大总管”^[13]；郭虔瓘，开元二年（714年），“以北庭都护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14]；成善威“使持节甘州诸军事守甘州刺史”^[15]。

大权在握的河西官员有坐大的可能性。如郭元振“治凉五岁，善抚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举遗。河西诸郡置生祠，揭碑颂德”^[16]。河西诸郡为郭元振“置生祠，揭碑颂德”，显然河西人心理上认为当时的社会得治属于官员郭元振之功，与唐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形成了巨大反差。地方离心力在这一过程中日渐增强，如果再加上节度使王忠嗣“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的权力，则足以倾覆天下。(https://www.daowen.com)

因此，中央惮忌河西地方将吏过重的权力，尤其是军权，一度在西北只能采取“备边不深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