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遗址和墓葬（公元前8世纪—前4世纪）
根据最新考古发掘田野资料，结合部分碳14测年结果以及少量金属成分分析，大致可以确定以下滇西北考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属青铜时代中期文化。
1.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期后段
海门口遗址的第三期年代范围大致是距今2500～3100年。闵锐先生将本期作为青铜时代中期。这是依据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的地层关系确定的[28]。第二次发掘报告撰写者肖明华先生将整个海门口遗址定为青铜时代早期[29]。结合第一、二次发掘的碳14测年数据和金属成分分析，将本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进一步细化后，即第三期前段和中段划归青铜时代早期，而后段则可划归为青铜时代中期。海门口第二次发掘第2号探方第4层木桩曾取样作过碳14测年，标本编号为2K2335，年代为距今2595±75年，这个数据相当于春秋中晚期。1978年的第二次发掘共开3个探方，第3和4层出土铜器，但第3层发掘时已被扰乱甚至混入铁器，在此不予讨论。第4层的建筑木桩与石、陶、骨角器共生，上述碳14测定的样本即取自该层之木桩，发掘时有铜钺砍在木桩上，木桩的年代应该就是铜钺的年代[30]。而1957年第一次发掘所取木桩标本的年代为距今3115年±90年，即公元前1115年±90年。有人依据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所测年代不一致，两者年代相差500年为依据，而将海门口遗址年代定得很晚[31]。这是不熟悉考古地层学之故，第一次与第二次两次发掘前后相距21年，两次发掘的地层不可能整合，连发掘位置都不相同，两个年代并不是同一层位标本的年代，当然不会相同。另外，一个遗址内文化层不同，就会有年代早晚之区别。根据第三次发掘，共10个层位，其年代从距今5000年至2500年，前后相差2500年，跨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2.剑川县鳌凤山墓地第二期
在剑川县鳌凤山墓地中，M27、M30、M46、M50、M52、M72、M76、M102、M120、M145、M202等属于第二期。其中，出土10柄铜剑，发掘报告将其分为3式，Ⅰ式为1柄双圆柄剑，Ⅱ式为8柄三叉式护手铜剑[32]。王涵将Ⅰ式和Ⅱ式剑作为二期典型器物[33]。三叉式护手剑在东周时期流行于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西南地区三叉式护手剑系由西北地区传入，目前在中国北方文化带中最早的三叉式护手剑是宁夏中卫狼窝子坑M3所出土的，时代为春秋中期[34]。可作为剑川县鳌凤山墓地第二期的断代参考。此外，鳌凤山第二期M50的测年结果为距今2420±80年和2350±80年[35]也在云南青铜时代中期年代范围内。
3.德钦县永芝、石底墓地
德钦县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海拔3000米以上藏族居住区的永芝、石底发现一批属云南青铜时代中期的墓地。(https://www.daowen.com)
永芝墓地于1974年清理，有两座石棺墓和一座土坑墓，获陶器、铜器、银器26件。铜器13件，器形有剑、矛、刀、斧、戈、镯、圆形饰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铜斧，为1柄扁平状的无銎实心斧，此斧为红铜斧或是青铜斧，因未做过金属成分分析，尚不得而知。但实心铜斧为云南青铜时代较早的器物当无异议。铜剑有三叉式护手铜剑和无格铜剑。铜镯2件，用长条形铜条弯曲而成，疑为红铜。其中，陶器9件均为陶罐，有单耳、双耳，无三耳和无耳罐。发掘报告的作者将永芝墓地定为西汉[36]，这是不准确的。
石底村于1977年8月清理两座竖穴土坑墓，出土了陶器和铜器。陶器有单耳、双耳和无耳罐各1件，铜器有剑、镦、矛、刀、杯、杖头饰、圆形饰牌等，文化面貌接近永芝[37]。
4.宁蒗县大兴镇墓地[38]
该墓地位于金沙江北岸高寒山区的高山峡谷山麓，地势平缓，1979年清理1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木棺和头箱，有的在四壁涂抹泥浆，墓内填塞白膏泥，这种做法与万家坝墓地有些相似。
出土器物主要是铜器和陶器。山字格铜剑与德钦永芝所出土的器物一致，与鳌凤山土坑墓前段也相似，另一件山字纹已不很明显，可能是退化阶段的型式。双圆圈首铜柄铁剑显然与鳌凤山的双圆圈首铜剑一样来自北方地区，但时代相对要晚，在滇西区第三期后段也有1把铜柄铁剑，是铁器开始零星出现的时期。圆骹柱状脊柳叶形刃矛与鳌凤山土坑墓前段相似。环首曲刃刀（削）在盐源县墓葬也有发现[39]。椭圆长銎双肩圆刃斧较为少见，与滇西区张家屯和云龙坡头的双肩斧、钺相似。带柄铜牌饰与大波那相一致。陶器较多，多泥质陶，部分磨光，有黑色陶衣。水波纹、附加堆纹等与鳌凤山陶器纹饰相似。器形有双耳、单耳和无耳罐，与鳌凤山土坑墓后段相比较细高，时代略晚，无耳高领深腹罐与鳌凤山晚期一致（见图Ⅴ—8）。
图Ⅴ—8 宁蒗大兴镇墓葬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