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特征
滇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除该地区边缘的龙陵、施甸等地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且有零星的发现外，基本上都是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而且很多遗址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的。在以前的研究中，大家都忽略了这一区域的青铜文化，因为当时发掘和调查条件的限制，未发现有青铜器出土，大家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入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近年来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开展，在该区域的石佛洞、大丙屯、南北渡遗址及景东丙况[97]都发现了青铜器的残件或小件，在龙陵大花石遗址的晚期地层单位中还发现了石范和铜屑[98]（见图Ⅴ—36），可见当时整个滇西南地区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
图Ⅴ—36 龙陵大花石遗址出土的石范
该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为两个较大的类型，其中以石佛洞遗址为代表的石佛洞类型，其他还包括南北渡、大丙屯、营盘地等遗址，而另一种类型是大花石类型。
石佛洞类型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的经济类型，辅以渔猎经济作为补充。这种类型的遗址多分布于洞穴和岩厦内，遗址规模普遍较小，且延续时间不长。该类型的房屋遗迹多为在地面挖柱洞起建的干栏式建筑或地面建筑，这些建筑遗迹的平面呈长方形或圆形，以长方形居多。从柱洞内残留物来判断，干栏式建筑的柱子多为竹子或木料，而从地面上残留的炭化竹笆残骸及不见红烧土可以推测当时的建筑是用不拌泥的竹笆或其他植物材料制作成墙的。建筑遗迹往往有较硬的居住面，厚度一般在5～10厘米，这类居住面一般用谷糠或蚌壳和泥土踩踏而成，结构紧密而结实。
该类型出土的石器数量多，可以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以通体磨光、制作精细的磨制石器为大宗。生产工具主要以斧、锛为最主要的器类，其中刃部两侧磨制的锛形器最多，其他还有凿、杵、铲、臼、六边形星形器等；渔猎工具有石球、石箭镞、网坠等；加工工具有石印模、砺石等；纺织工具有石纺轮等；还有磨盘、磨棒等粮食加工的工具。
骨、角器多制作粗糙，多在刃部稍加磨制而成，也有个别骨匕制作精良。它们主要为小型工具，如锥、抿、凿、镞、鱼钩等，也有少量的装饰品如耳块、穿孔的牙齿和牙饰等。大量的骨锥可能为制陶的工具[99]。(https://www.daowen.com)
出土的陶器多数为手制，少数为轮制。陶器烧制精良，火候较高，质地坚硬，胎壁较厚。陶器均用黏土作原料，根据类型和用途的不同掺杂分量不等的砂粒。陶器以夹砂陶为主，仅有少量的泥质陶。以肩部以上磨光，以下装饰以绳纹为主的折肩釜或罐为特色。陶器主要为平底器、圜底器和圈足器，另有少量的带流器和带耳器，不见三足器。器类以钵、釜、豆、罐、器盖为主，另有盆、壶、尊、瓮、杯、簋、缸、支座、碗、纺轮、陶拍、陶弹丸等，这些器物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100]。出土的陶器基本上都装饰有纹饰，这些纹饰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有绳纹、篮纹、附加堆纹、水波纹、弦纹、网纹、划纹、篦点纹、四叶花瓣纹等，在器物抹光后形成的光面上再装饰压印的附加堆纹是该遗址陶器装饰的一大特点。该遗址出土的几何形纹和花叶纹，与元谋大墩子类型和永平新光类型的新石器文化的同类纹饰有相似之处，应该是受了这些文化的影响。同时，无论从陶质、陶色还是纹饰上来看，该文化类型的陶器与越南冯原文化的陶器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的联系，有待我们以后更深入的研究。
大花石类型主要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经济生业模式，其主要的遗址有龙陵大花石遗址上层、云县芒怀遗址、景东丙况遗址等。该类遗址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与其支流交汇的二级台地和坡地上，文化层堆积较薄，遗迹发现较少。从地面上残留的无规律柱洞、沟槽等来看，该文化类型主要流行简易的柱洞式建筑。从网坠的出土和简易建筑遗迹的发现，我们推测这些遗址大多属于临时性或季节性的居住遗址，该类型的原始居民大多随着动植物生活资源的变化而迁徙，其社会组织的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较大的定居聚落。出土物大多数属于石器，其中多为打制石器且为石片石器，将砾石直接打下石片，再于两侧敲打出缺口即形成该类型最具代表性的有肩石斧。这些石器的原材料均来自当地河流或山坡上。多数石器一面保持原有的自然面，另一面为破裂面。石斧的刃部一般都有使用痕迹。石器的主要类型有有肩石斧、梯形石斧、石片、石球、石锤、饼形器等，另有网坠、印模、石拍、石砧、磨制的长条形石斧、石锛等。陶片出土的数量极少，并且非常残破，大多不能辨认出其器形，主要的器类有罐、钵、圜底釜、弹丸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部分刻划平行线纹、平行水波纹和乳钉纹。
澜沧江下游地区的曼蚌囡文化类型的遗址多分布在江河旁的台地上，洞穴、岩厦遗址有少量的分布。出土的石器也分为磨制和打制，其中磨制石器以石杵、石锛、石环、磨盘、磨棒和砺石为主，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网坠等。另外，还有陶弹丸、骨锥、海贝和青铜器残片等出土物。其中以扁平砾石打制的亚腰形网坠、长条形的磨制斧和锛、平双肩的斧和锛以及三角形的矛为特征的形器物，而该文化类型中的海贝或贝形饰，应该是与岭南或东南亚地区沿海的居民进行早期贸易所得来的。[101]
另外，在龙陵和施甸地区常有铜斧、铜钺的发现[102]。斧主要有弧肩凸刃和半圆形刃两种，而钺可以分为弧肩半月形刃、心形刃、平肩扇形刃和凸肩微凸弧刃四类。从材质上来看，除了两件在龙陵县怒江中游西岸发现的铜钺以外，其他的斧、钺均为实心红铜，与海门口遗址发现的实心铜钺较类似，应为青铜时代早期晚段的铜器，其年代为商代的晚期至西周的早期。出土的打制有肩石斧与大花石遗址或芒怀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也证明了这些铜器的年代也是属于距今3000～3500年。而出土的两件青铜钺与永胜金宫龙潭的心形斧、短銎半圆形刃斧相似，其年代应为春秋战国时期[103]。
在该地域的青铜文化中还发现了早期青铜冶铸的遗物，在这一地区石范的出土为我们展示了该区居民早期冶铸青铜器的能力。龙陵大花石遗址出土1件黄色砂岩制成的石范，仅存1扇，且残缺约三分之一。从残缺的石范上看，应为长方形，且外壁粗糙，铸面磨平，中部凿出下凹的圆弧刃，两角上翘、扁平直柄的斧形范腔，以斧形柄部为浇注口。长10厘米，残宽4.4～7.3厘米，厚1.9～2.1厘米，范腔斧长8.5厘米，柄横残宽2.1厘米，柄纵深0.5厘米，刃残宽3.9厘米[104]。澜沧县拉巴乡出土1件黄色砂岩制成的石范，为两面范，两扇均存。两扇的铸面均磨平并凿有下凹的斧形范腔，其斧形呈扁圆銎、束腰、扇形宽刃，中腰刻网纹。两扇合范后，即成下端椭圆、上端平的烟盒形范。以范腔的銎部为浇注口，全长13.7厘米，宽11.4厘米，厚6.8厘米[105]。云县幸福乡袁木匠二垭口出土的1件红色砂岩制成的石范为两面范，两扇均存，范腔斧形的銎部刻“几”字形纹[106]。
龙陵大花石遗址的第3层的热释光年代测定数据为距今3350±160年，为商代早期；而云县出土的石范有“几”字形纹应该是这一地区最晚的1件，为战国中期，可见该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少是从商代晚期到战国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