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特征
滇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地方特征十分显著，形成自身独特的红河流域青铜文化。该文化的典型器物是靴形钺、铜鼓、尖叶形铜鑺、长条形铜锄、特殊铜矛等，其文化主要由青铜器和陶器组成，铁器少见。青铜器纹饰，主要有椭圆重圈纹、箭形纹、短线纹、两端有勾曲或旋涡纹的平行线与圆圈纹的组合图案以及叶纹和旋涡纹的组合图案。
在红河州发现的青铜器，主要为生产工具和兵器，地方特征鲜明。铜矛是云南青铜文化最常见的兵器，种类也多，多无纹饰，少量有弦纹、卷圆纹和圆圈纹。它们的共同点是整体呈长形，有椭圆形銎，矛銎后端呈燕尾形，曲刃居多，通长在18～25厘米[112]。铜斧在红河青铜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椭圆形或半圆形銎，多素面，少数有弦纹，一般长度在8～12厘米，器形明显直接继承石斧造型。铜钺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见图Ⅴ—41）。造型有靴形、新月形、半圆刃形、偏刃形等多种式样，有椭圆形和半圆形銎，多为素面，通长在8～14厘米，有些与当地石斧相似。铜锛是采自个旧石榴坝墓地的，分二式，一式略呈几何形，正面扁平，饰弦纹；另一式半圆形銎，正面窄而隆起，背面宽而平，銎口下饰弦纹[113]。而采自屏边的有肩铜锛保留着红河地区斜肩刃石锛的造型，半圆形銎，口沿两端向上突起，两侧向下收缩，形成一弧形口沿，整体由底部向上渐宽，刃口平直，刃部最宽。铜锄以鸣鹫、建水、泸西发现的最有代表性。鸣鹫墓地出土的铜锄呈尖叶形，三角形銎口，銎口后背近末端有两个小圆孔，正面中脊起棱，后背较平，前锋尖锐，刃在锄身中部最宽，再往后收敛[114]。而建水出土的有肩铜锄造型和铜钺相近，半圆形銎，从下往上渐宽，在顶部分为两股尖叉。泸西的铜锄呈盾形，锄中部有脊，并由基部向端部逐渐收缩成尖叶形。銎部位于锄基部，凸出于锄面，装直柄，显然不同于滇池文化铜锄装曲柄的特点[115]。铜锄和铜锛保留明显脱胎于红河流域典型的有肩石斧的地方特点。铜戈多为带翼无胡戈，个旧石榴坝墓地此类戈出土得最多，它们的援上脊不在正中，而是偏在一侧，且在近内处有转折，而非成一直线，推测与铸造技术有关[116]。另外，还有少量直内戈与长胡戈，鸣鹫墓地与打篙陡墓地出土铜戈均为这两种[117]。铜刀出土于个旧石榴坝，在云南是首次发现。从断面观察，器表有层墨绿色薄物，质地为青铜，具有防锈作用的表面薄物可能是硅化物，这种防锈之法在云南尚属第首次发现。铜刀为斜刃，刃部锋利，正面和后端使用痕迹少，又与砺石同出，故推测应是作为类似刻刀一类的工具使用[118]。铜鼓，出土于鸣鹫墓地，出土时面朝上，出土点无墓葬痕迹，也无其他物品，判定为埋藏品。鼓面无纹饰，造型古拙，属万家坝型鼓，时代应在春秋中期[119]。
图Ⅴ—41 红河县小河底采集的铜钺
该地区的陶器以圈足器为本地器物最具典型的特征，主要以陶盘、陶罐为代表，具有地方特色，如黑玛井陶器中的夹砂褐陶或灰褐陶的单耳或双耳罐以及双耳圈足罐。这些陶器既不见于云南腹地，也不见于云南以外的地区，是本地所特有的。另外还有敞口或侈口平底罐即几何印纹硬陶罐和釉陶罐，这些器物广泛见于中国南方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卷沿灰陶平底罐，这些器物广泛见于中原汉代汉式墓葬中。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红河地区青铜时代遗物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当然由于红河州地理上位于云南的滇池地区和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之间，使该地区的青铜文化也有许多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的因素，加之受汉文化特别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影响，红河青铜文化还呈现出与滇文化、越南东山文化和中国南方文化相交融的特点。比如金平和建水的一字格铜剑与滇池地区的形制和构造一致，金平的异形铜斧与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靴形铜钺相类，红河县出土的铜矛与李家山出土的“Ⅳ型矛”相同；另一件铜戚也与李家山“Ⅰ型戚”在形制和构造上相同之处颇多。个旧出土的带翼无胡戈，曾见于越南的安山、清亭；李家山、石寨山以及越南的东山、象山都出带翼戈，但均作长胡。特别是黑玛井出土的青铜器，铜锄、青铜短剑等和云南滇池地区的石寨山文化出土的青铜器相同。铜桶，这种器物在云南腹地的昆明附近的呈贡天子庙和昆明羊甫头墓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特别是在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筒器形的大小、形制、纹饰等都和黑玛井的一样，甚至连肩部的两个附耳都很相似。总体而言，黑玛井的青铜器以汉文化南方式的为主，纹饰相对简单，多为素面，这和中原汉代的风格相似，个别有纹饰的相当精美，均是细线阴刻，在工艺上与汉代南方的一致，是汉代南方金属装饰工艺的代表作。
值得一提的是本地区还发现多个冶炼遗址和铜矿石采集点，且冶炼技术高超、冶炼规模较大，是本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主要矿料和生产的坚实基础。因此，可以说红河流域地区青铜文化遗存较丰富，冶炼遗址的发现以及器物种类与数量的丰厚都表明此地区冶铸业的发达。
就本地区的经济文化特征而言，可从该区域主要墓葬情况一窥大概。个旧石榴坝墓地的随葬品和墓坑形制反映其主人属平民阶层，他们之间已产生贫富分化。
元江打篙陡墓地出土器物多为实用器，各墓葬出土随葬品不多，不少墓葬空无一物，当属古代普通部族的公共墓地，但这也表现出了贫富差别。
泸西石洞村墓地出土的器物蛙人芒纹无胡戈、一字格剑、铜扣饰、玛瑙珠、玛瑙扣、玉玦等都与滇池地区墓地出土的器物相似，陶器也具有相似性。从器物上反映了滇池附近区域青铜文化的共性，但自身的特点也很明显。其随葬品以装饰品为主，剑、戈等兵器及生产工具较少，陶器数量少，且形制单一，可见当地先民可能以游牧、狩猎为主，农业所占比例不大。同时期火葬墓的发现也与其他地区青铜文化有别。这些火葬墓是两汉时期的遗存，应是早期具有火葬习俗的氐羌系民族的遗留。而大逸圃墓地大量出土的箭箙、牃、箭镞这类射箭用的器物很有特点，属于实用器且数量巨大，远超其他墓地所出土的，说明其居民是善于射箭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狩猎占重要地位，农业生产较薄弱[120]。
云南元江（红河）流域过去考古工作很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所发掘墓地比较孤立，材料相对比较单调，墓地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使得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序列难以建立，目前对这一地区各个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了解较少，对该地区古代文化面貌还不清楚。以往的发掘较少有可供直接断代的器物，其时代暂且只能同滇池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作比较而定。(https://www.daowen.com)
个旧石榴坝墓葬没有发现铜镜、钱币等中原器物，也没有发现铁器。参照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分期，该墓地的年代要早于西汉。另外，带翼长胡戈最早出现在江川李家山一类墓中，一类墓的年代大概相当于战国末期。这种带翼长胡戈在晋宁石寨山二类墓中也出土不少，而本地戈为带翼无胡戈，相比较为原始，故其下限应早于战国末期。至于上限，考虑到出土器物器形小而简单，粗糙而古朴，铜器半圆形和椭圆形銎较多，无方形銎，纹饰少，青铜器除2件饰卷云纹外，仅弦纹一件，陶器仅6件饰细绳纹，其余皆素面，其上限可定于战国初期或更早[121]。
打篙陡墓地，墓葬出土随葬品未发现有明确年代标识的器物。其他采集品，除铜鼓外也难以断代。打篙陡墓葬群本身虽也有确定年代的直接证据，但铜戈、剑、鑺、扣饰以及铜器上的S形云纹等，都与毗邻的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类型器物相似。根据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分期，铁器在属西汉中期的第三期墓葬中已有发现。打篙陡墓地未发现铁器，其年代应当早于西汉中期。其中，第一期墓葬出土的1件蛇头形茎首无格青铜短剑、第二期墓葬中出土的3件带翼无胡铜戈，与江川李家山第一期墓M7、M24所出土的11型戈、11型2式剑相似。这两个墓葬均属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墓葬第一期，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因此打篙陡第一、二期墓葬的年代也应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第三期墓葬根据器物形制可暂定在战国晚期。所以，打篙陡墓地的年代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122]。
鸣鹫墓地出土物没有可供准确断代的器物，只好和附近的个旧石榴坝和元江洼垤打篙陡两个墓地的器物作比较，做出大概的年代推测。有双翼的直内戈，石榴坝有出土，两地出土的基本相同，不同处为鸣鹫出土的无纹饰，石榴坝出土的有勾云纹；鸣鹫出土的带翼长胡戈和洼垤墓地出土的形制一样，在援部均饰有刻划点线纹，不同处为洼垤出土的有勾云纹，鸣鹫出土的器物则没有。鸣鹫墓地出土的砺石与石榴坝出的一样，两墓地都出石锛。陶器，三墓地均有圈底器，器形有类似之处。从以上比较可见，鸣鹫墓地的器物与此二墓地出土器物有很多相同处，故年代应大致相同。如石榴坝墓地的年代为战国初期，洼垤墓地年代为春秋至战国晚期，那么鸣鹫墓地的年代大致应为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123]。
根据墓葬打破关系和出土器物来看，大逸圃墓地可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出土的铜器，年代大致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第二期出土的铜铁合制器或铜器，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期；第三期出土的铁器或琉璃珠，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晚期。石洞村与大逸圃墓地在某一时期存在并存关系，只是大逸圃墓地时代更早[124]。
阿底坡青铜时代遗址所出的遗物具有红河青铜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地方特征，如1982年红河县文物普查发现的木龙区勐甸乡牛皮寨青铜器遗址中出土的斧、戚、钺、矛，1985年8月建水城西老李洞区公所附近农民挖房基时挖出的半月形銎铜斧2件、钺1件、骹部饰乳钉状耳铜矛1件，1986年石屏县牛街区迭亩龙乡宗曲和白石岩村出土的斧、矛、箭镞。这些青铜器的造型都属于滇南地区青铜文化类型，但在出土的斧、戚中也有与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的斧、戚相似的。因此，阿底坡青铜器的年代也大致相当，应为战国时代中期或更早[125]。
将以上红河地区各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年代综合起来进行宏观排序，其年代的先后顺序可排列如下：
蒙自鸣鹫墓地，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
元江打篙陡墓地，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个旧石榴坝墓葬，战国初期或更早；
阿底坡青铜时代遗址，战国中期或更早；
泸西大逸圃墓地，战国末期至西汉中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