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油”论的产生与破除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举步维艰的背后，除了资本主义列强向中国倾销“洋油”、政局动荡以致缺乏资金与管理、没有技术工作者和专业设备等因素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当时在中国未能发现大型的可开采油田，而这又与中国“贫油”的论断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地质学逐步成为一门科学的历史不过一两百年。20世纪20年代，物理技术应用于石油工业，催生出折射地震、反射地震、电法、磁法等勘探技术；地质学中形成了石油地质学这个新分支。19世纪末，世界上发现的石油资源绝大部分都在古生代海相地层中被发现，地质学家又发现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和浮游植物是生成石油的主要有机物质。这种基于勘探实践提供的客观事实，加上对石油成分的对比分析，使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地质学家形成了只有海相才能生油的观念。

从1913年开始，美国、日本等国都组织过地质学家对中国开展石油勘探和野外地质调查工作。美国美孚公司就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我国的山东、陕西、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石油调查物探，但均未获得具有开采价值的石油。因此，多位西方地质学家对中国的石油储备做出了悲观判断，例如美国地质学家E·勃拉克韦尔德（E.Blackwelder）就断言：“中国没有中生代或新生代的海相沉积，所以中国是个缺乏石油的国家。”由此，“中国贫油”的舆论在全世界传播。这种论点的产生不能完全排除外国资本企图侵占我国石油市场的可能，但结合当时世界主流学术思想和中国地质勘探现状而言，外界对我国石油资源的消极评价也在情理之中。在这种论调的影响下，连当时的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也说我国“储量之微，概可知矣”。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少在克拉玛依油田发现之前，还有人受此说法影响，认为找油太困难。

新中国的石油勘探工作正是在接近空白的石油工业基础以及颇令人沮丧的勘探事实上开始进行的，其中的艰辛与困难远超出常人的想象。正因为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工业史和科技史上，大庆油田的发现均是特别重大的事件。(https://www.daowen.com)

如前文所述，20世纪上半叶，海相生油理论占据着石油地质学的绝对统治地位，但是“中国陆相贫油”的说法并没有束缚我国地质学家的思想。早在1953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就曾亲自向地质学家征询有关中国石油前景的问题，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表达了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李四光的乐观绝不是盲目的，他的自信建立在理论研究和实地勘探的基础上。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根据我国已发现的油田和地质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始终坚信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下储存着石油资源，提出了如“盆地说”和“内陆潮湿坳陷”等成油学术观点和陆相沉积同样能够生成大量石油的理论。在众多地质学理论中，“陆相生油”的观点被公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石油勘探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

潘钟祥教授的学术观点可作为代表来阐释陆相生油理论。1941年，潘钟祥依据其早年在四川进行石油调查取得的资料，在论文中指出“石油也可能生成于淡水沉积物，并可能具有工业价值”。1951年，潘钟祥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石油大多数生于陆相沉积盆地之中的观点；1957年，他又进一步论述，“陆相不仅能生油，而且是大量的”。

“陆相生油”理论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见解，但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找油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黄汲清、谢家荣等一大批学者对陆相生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打破“中国贫油”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石油地质学家经过几十年的石油勘探，不仅在诸多中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而且还找到了大庆、胜利等亿吨级的大油田。实践证明，中国学者坚持的“海相能生油，陆相也能生油”的认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