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产业进发：黄鸣龙的甾体药物研究

黄鸣龙很早即进入甾体化学领域。20世纪30年代他第二次来到德国时，在拜耳先灵药厂与因霍芬等发明了合成雌二醇的方法，40多年后拜耳公司来华做介绍时也还特别提道：黄先生的方法经过一些细节的修改后，直至今天仍应用于我们的生产上。黄鸣龙1945年赴美后在哈佛以及默克公司也主要是从事甾体化合物的反应和合成研究，当时已是处于这一领域的前沿，因此1952年他归国后即着手在国内继续开展甾体化学的研究。除少量的基础反应研究外，主要精力是开展国外已有甾体药物合成方法的改进和实现工业化。

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工业，过去一直是一项空白。虽然黄鸣龙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多数工作是在国外进行的。他回国后带领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了甾体植物资源的调查和甾体激素的合成研究。在研究工作中，黄鸣龙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说：“一方面，科学院应该做基础性的科研工作，我们不应目光短浅，忽视暂时应用价值尚不显著的学术性研究。但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我们应根据自己所长协助有关部门共同解决，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他强调说，“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我们一定要全面理解，不可偏废，更不应将这两者相互对立起来”。他还以甾体化学研究为例，说明联系实际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从而促进理论的进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1958年，在他领导下研究成功了以国产薯蓣皂素为原料合成可的松的先进方法，并协助工业部门很快投入了生产，使这项国家原来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的项目提前数年完成了。在合成可的松的基础上，许多重要的甾体激素如黄体酮、睾丸素、地塞米松等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先后生产了。不久，我国又合成了数种甾体激素药物。为此，当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王牌的可的松价格不得不大幅下调，而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也从进口变成了出口。当可的松投产成功，人们向黄鸣龙祝贺时，他满怀欢欣而又异常谦虚地说：“我看到我们国家做出了可的松，非常地高兴，我这颗螺丝钉终于发挥作用了。”从此，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接连问世，药厂也接连投产，不管是原料资源，还是合成路线，黄鸣龙总是竭尽全力，不辞辛劳，经常奔波于实验室和工厂之间。

黄鸣龙不仅在科研上身体力行，而且在有机化学的人才培养上精勤不倦。他归国开拓甾体化学的第一步是培养人才，开始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化学系，后转至科学院的有机化学所成立了甾体化学的研究组、研究室，他亲自给新参加研究工作的年轻人讲授甾体化学，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实验；同时也接受安排其他研究单位、院校和制药工厂的老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前来进修或开展合作研究。由此为20世纪50年代以至60年代中国甾体药物研究和生产的超越式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甾体化学研究和甾体药物生产的基本原料当时主要是胆酸和胆甾醇，由它们合成甾体激素都很困难，而且较合适用的牛胆酸资源在中国也是相当稀少。曾经在天然产物领域开展过工作的黄鸣龙就将目光转向了植物资源，他造访植物方面的研究所，亲自登门请教植物化学领域的专家，再与有关植物研究单位协作，组织小分队对可作为甾体药物半合成的植物资源进行调查。在此指引下制药企业也参与了这一寻找工作，终于发现了多种薯蓣皂素含量较高的植物，出色地解决了发展甾体药物的起始原料问题。(https://www.daowen.com)

1964年，黄鸣龙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当他听到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时，就联想到不久前国外文献上有关甾体激素可作为口服避孕药的研究报道，决心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在计划生育科研工作中为人民做出新贡献。在返回上海的列车上，他就开始考虑合成路线。回到所里就在他领导的研究室内展开讨论，并安排了计划生育药物的研究课题。考虑到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需要组织全国范围的大协作，黄鸣龙向国家科委提出了建议。这一建议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于1965年成立了国家科委计划生育专业组，黄鸣龙任副组长，从此这个有关国计民生的综合性很强的计划生殖科研工作，便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越性。工作进展非常迅速，不到一年时间，几种主要的甾体避孕药很快投入生产，并陆续在全国推广使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黄鸣龙还非常重视科技人员对新技术的掌握。为了帮助青年科技人员学习和应用有机化学中的新技术，他先后编写过有关红外光谱、核磁、质谱、旋光谱和构象分析等的讲义和书籍，并以学术报告形式亲自讲授，他讲课的艺术性很高，常能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地将疑难问题讲得十分清楚。他不仅指导科研人员如何做好研究工作，而且还现身说法帮助青年科技人员掌握宣读研究论文进行学术报告的要领。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由于黄鸣龙为祖国甾体药物做出的突出贡献，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先进代表。1982年，黄鸣龙等的“甾体激素的合成与甾体反应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