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上，只唯实：寻找真理的曲折道路

熟知中国科技史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也服膺于苏联的知识体系，在生物学上这种现象尤其突出。这导致我国生物学界在指导思想上与国际主流产生了脱节，在这种状态下生物学的成果和进展尤其缓慢。而袁隆平要想取得日后的丰硕成果，就注定了他要摆脱错误理论的束缚，在思想上做好准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袁隆平摒弃了错误的米丘林学说，转向了科学的孟德尔遗传学。袁隆平毕业的50年代正值中苏蜜月期，中国学界对于苏联的科学理论、科学成果几乎是全盘照抄的状态。这也就导致了在遗传学上中国学界普遍信奉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即认为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获得性状能够遗传，从而否认基因的作用，转向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学说。受他们的影响，当时中国农学家几乎都采用嫁接、胚接等无性杂交的方式开展育种工作，袁隆平也是其中的一员。但在袁隆平利用米丘林的方式进行粮食作物研究时，他却发现实际结果与该理论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从1958年开始，袁隆平转向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学习。正是这种突破桎梏的勇气，使得袁隆平敢于挑战权威，坚持真理，这在他之后的科研道路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农业育种的角度来看，通过作物杂交实现增产的试验在相当多的农作物上取得了成功。1923年，美国科学家通过10年实验，成功培植出杂交玉米，并实现了大幅增产的目标，之后在墨西哥增产杂交小麦也研制成功。杂交产生优势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杂种优势是杂合体在一种或多种性状上优于两个亲本的现象。例如，不同品系、不同品种，甚至不同种属间进行杂交所得到的杂种一代往往比它的双亲表现出更强大的生长速率和代谢功能，从而导致器官发达、体型增大、产量提高，或者表现在抗病、抗虫、抗逆力、成活力、生殖力、生存力等方面的提高。这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玉米和小麦都属于异花授粉的作物，当时的理论界认为类似水稻这种自花授粉的植物是没有杂种优势的。袁隆平通过自己在田间的生产实践和扎实的知识储备，打破了这种偏见，确认了水稻杂种优势现象的存在。(https://www.daowen.com)

再次，袁隆平对于农业有浓厚的兴趣，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使得他在经历失败时能够再次振奋起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袁隆平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时，就曾在老师带领下参观过园艺场，里面的花花草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当时美国黑白电影《摩登时代》卓别林采摘水果、汲取牛奶等过程的悠然自得，两相叠加，使得幼年的袁隆平对于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所以在大学填报志愿时，他毅然选择了农业作为自己的专业，报考了重庆西南农学院学习农业知识。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省农林厅，又被下派到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任教。1960年前后，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袁隆平亲眼看见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惨烈景象，吃饱饭成了当时农村的奢求。曾经有一个老农民对袁隆平说：“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 000斤的新品种，那该有多好！”正是这种朴素的话语和对农村现实情况的悲悯之情，袁隆平立志利用自身所学知识，投身水稻增产研究领域，利用杂交优势研制杂交水稻。从小萌生的兴趣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相得益彰，对于袁隆平的职业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概括而言，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过程既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同时更要与时代主题、历史背景相融合，这样才能在科研上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