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鄱阳湖流域水环境状况

自人类文明诞生自“刀耕火种”以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就从未停止。大自然被当做征服的对象，“人定胜天”的口号曾经长期流行于全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掌握机械化手段，终于突破人力的上限，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呈几何倍数增长。在人类沉浸于工业化、城镇化的繁荣喧嚣当中时，自然环境将人类对它做出的伤害悄然反馈了回来。“八大环境公害”成为人类短暂的工业文明历史当中无法遮掩的伤疤。

随着污染的日益加剧和污染事故的频繁出现，各国政府开始对污染进行控制，美国于1948年出台《水污染控制法》，日本则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水质进行监测。但20世纪50年代，各国的环境政策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比较粗浅，也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应对危害人体健康及破坏环境的污染物问题。水质监测也处于摸索阶段，仅限于少数几个河流监测断面，监测指标比较局限，监测技术较为落后。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用科学严谨但又饱含人文情怀的语调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激起了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0年12月2日，美国环保署成立并开始运行。英国于1970年成立了环保部，日本于1971年成立环境厅。为保护和改善环境，1972年6月5—16日，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各国政府代表团及政府首脑、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1]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1973年8月我国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正式起步。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环境监测事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个级别的环境监测站。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环境监测体制进入深化提高阶段，提出环境分析、环境监测方法现代化研究，环境监测步入规范化和法治化轨道，并开始实施总量控制计划。^[2](https://www.daowen.com)

由于我国水质、水量分开管理的特点，我国形成了环保和水利两套水质监测系统。除了环保系统的四级环境监测站，水利系统在水文监测的基础上，也部署了水环境监测力量。^[3]例如江西省环保系统对水环境监测的责任部门是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水利系统则由江西省水文局水环境监测中心承担江西省水环境监测。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对外发布《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向公众公开江西省水环境质量状况。江西省水利厅对外发布《江西省水资源公报》，除了水文和水资源数据，也公开了水环境质量状况。

我国早期环境监测基础设施薄弱、监测仪器设备欠缺，监测指标少，监测点位布设密度低，监测频次低。^[4]在2000年之前，由于环境监测体系的不完善，有效数据少，数据连续性差，而且很少数字化并向社会公开，因此难以用于开展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变化趋势研究。江西省环保厅公开的《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最早追溯到2000年，在2003年之前公报还不包含鄱阳湖的水质情况，《江西省环境质量月报》最早只公开到2008年。近10年来，我国环境监测体系不断完善，除了监测点位不断增加，每两月1次的监测频次增加为每月1次，月报、公报的内容不断丰富、格式不断规范，使开展流域层面的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研究成为可能。

近年来，随着环境监测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水质在线连续监测的点位数量快速增加，能够更准确的反映水质的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短期波动对人工单次采样分析的影响。但目前在线监测只有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四个指标，而且数据缺少长期积累，还不足以用于研究流域水环境质量随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

本章选取江西省环保厅公布的2003—2017年共15年的《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2008年以来的《江西省环境质量月报》，2010年以来的《环境统计年报》以及2011—2015年《江西省水资源公报》作为数据源，对鄱阳湖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