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鄱阳湖流域水污染物排放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撼世界的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五个基本问题：人口爆炸、粮食生产的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工业化及环境污染。报告认为这些问题都是遵循着指数增长的模式发展的。但是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在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提出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到达某个临界点或“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1]

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规模效应。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2）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连。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研发支出上升，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他因素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取代肮脏技术，并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3）结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改善。^[2]

虽然EKC理论的提出让关心环境问题而忧心忡忡的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大大增强。但是EKC本身的内生缺陷也遭到了大量的质疑。现实的复杂性和动态化会不断打破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演变路径，新问题使环境—经济关系偏离EKC，呈现多样性，例如N型曲线在相关研究中也较为常见。^[3]EKC的概念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指标。一些环境损害很难衡量，特别是土地腐蚀、沙漠化、地下水层的污染与耗竭、动植物物种的灭绝、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全球气候变化等。即使一部分环境指标存在EKC，这部分EKC的存在并不能确保延续到将来，即将来收入提高过程中环境并不一定会改善。(https://www.daowen.com)

近年来，鄱阳湖流域主要河流的水质表现出了逐渐变好的趋势，似乎已经跨过EKC拐点。^[4]但是由于早期环境监测体系并不完善，具备完整监测体系的时间段较短，并不能确认它们的环境—经济关系即为EKC。而且鄱阳湖和仙女湖的水质仍处于下降趋势中，如果EKC存在，那它们的转折点还没有到来。

本章针对水环境质量背后的水环境污染物排放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水环境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鄱阳湖流域水环境质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原因。本章选取2001—2009年《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2010—2016年《江西省环境统计年报》以及2001—2017年《江西统计年鉴》作为数据来源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