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无梦——移花梦点滴及金榜印象
1991年，创作室给了我一个任务。规定题材是以武侠小说《绝代双娇》作蓝本，为沈阳京剧院写个戏，准备参加第三届沈阳艺术节。接受任务后我的心七上八下。你想啊，创作室里那么多编剧，领导却把这个活儿给了我，这不是给我机会吗？这个机会如果抓不住，今后可不大好混哪。于是，我就赶紧看小说，写提纲，通过了讨论后写了初稿。
从初稿到成本，经过了五个月。这段时间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因为我知道，只有写成了这个剧本，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编剧。那么多人在看着，等着，更重要的是，我可不能让自己失望啊。
回想那段时光，真是感慨万千。
那时候，儿子还小，妻也正在病中，可家中的事也只好全由她来照料。有一天深夜，陈欲航局长带领创作室、艺术处、研究所的人来我远在沈阳郊区的家中探望。他们是看了评剧院的戏彩排后来看我的。艺术节日将迫近，他们急着知道我的剧本改到什么程度。我和他们在一起聊着剧本的事情，妻子给他们煮了咖啡就倚门站着，我一瞥之间看见她的目光，眼中的那种关切让我心中为之一动。
那晚我一直写到天光大亮，然后抄写成稿。接着在第二天通过了讨论。
《移花梦》到了京剧院，进了排练场。从排练到演出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学习，是煎熬，也是锻炼。
说学习，那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给说道特别多的京剧写戏。那里边的学问和讲究真是值得我好好用功。因此，我就处处留意，点点上心。《移花梦》的主演张爱丽、朱强、张薇都是京剧界年轻的实力派。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真的也是学会了好多以前不懂的戏曲知识。
说煎熬，是因为一个戏要搬上舞台何其难。在艺术节参演的剧目中，《移花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田。作者和导演都是第一次接触京剧的新手，戏所表现的又是一个新题材，演出形式又是一个有歌、有舞的新形态。以往的情况一般是作者写了戏交给导演就没他啥事了，可这回我却是一直跟到底。戏在排练中不断地改，一会加点，一会砍点，你说，这对编剧是不是煎熬？其实我更加煎熬的不是无休止地改戏，真正煎熬我的，是不知道这个戏最后的结局。
戏要正式演出了。演出得有让观众能看见的字幕哇。那会儿的字幕可不像现在是用电脑打字，电脑控制播放。《移花梦》的字幕是我亲自用毛笔一字字写的。我写的戏，我写的字幕，演出时是不是我来掌控字幕机更合适？于是，我硬是抢了人家剧团同志的活儿。作为编剧，本应在首演那天坐在剧场看戏的我，钻进天棚当了两个小时的字幕员。
应该说，那段时间，从写作到排练，从排练到演出，对于我来说是锻炼。《移花梦》锻炼了我的智商，更锻炼了我的心性。
说《移花梦》不能忘记说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移花梦》导演苏金榜。
在这里我就偷个懒吧，把我在2014年“苏金榜艺术研讨会”上写的发言稿重抄一遍。
金榜印象
好多年前，沈阳有一本专业的戏剧刊物叫作《戏剧景观》。编辑朋友邀约，让我写一篇关于苏金榜的文章。
那时候沈阳市第三届艺术节刚刚落下帷幕，由此而蒸腾的“艺术味道”方兴未艾。我知道被邀约的原因，是因为我编剧的那出现代京剧（其实应该加上“实验”两字）《移花梦》，而导演正是时任沈阳话剧团团长的苏金榜。
我很为难。要写一个人，你当然应该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或者是细致的研究，而我只是因为《移花梦》才和苏团长相识，半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几乎所有交际的时间都泡在戏里，而作为编剧，剧本一交给导演，你就不该再多掺和了，所以我怎么给这个人写文章啊。
还有就是，那当口儿艺术节刚刚结束，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锅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还没散去，好多味道刚刚在品，那是我应该伸手的吗？尽管自己在家给文章开了个头儿，但我还是强压下了内心对苏团长的个人感激之情和给自己出一小风头的可耻欲望，婉拒了。
放下就是放下。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沈阳市文联要举办苏金榜从艺四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让我发言。于是，我还真就得写上那么几句，为了在会上说话有个准谱儿。嘿嘿，该来的总会来，该干的还得干啊。我不大会说歌功颂德的话，也说不好艺术造诣多么深厚的词儿。不论学术，只说人品。人品就是品人，那我也就只好说说我认识的苏金榜了。细细想来，用我认识他的时间顺序和对他的称呼来说他，就挺客观的。
我真正和他认识是1991年。那时他任沈阳话剧团团长。那一年，正是沈阳市文化局筹备第三届沈阳艺术节的时候。那一年对于我来说，可以用这样一名话来界定：累并兴奋着。那是我做专业编剧的第三个年头。对于一个专业编剧，写过的和发表过的剧本都不如在舞台上排演过的有说服力。而《移花梦》正是我做专业编剧后第一个准备参加第三届沈阳艺术节的大戏。戏是给沈阳京剧院写的。可那会儿导演还没着落，这可够让人急的。一天，我接到领导通知，让我去北京见苏金榜。那时候他正带领沈阳话剧团的《生命之光》剧组在北京准备进中南海演出。那年头，进紫禁城演戏可是大事，会让你有很庄严、特隆重、极兴奋，或是光荣、荣幸、骄傲等那些正能量。苏团长正带着大家在装台。他站在舞台中央，灯光打亮他的身影。他大声地吆喝着，时不时地还有些肢体动作。兴之所至时，还不得不自己动手做点什么，以满足要求。所有人都一身汗水，指挥的他满脸焦急。我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见几个人在贴网片，就上去帮了个闲。一会儿有人拍我肩膀，一看是他。他招呼我吃盒饭，歉意地说这会儿真没工夫理我，他们还得连夜加班，让我回旅馆等他。那一夜，我醒了几次，没见他回来。
我在剧团干过，知道装台的苦处。在北京的几天，我是个看客。原以为他能和我谈谈剧本之类，可他只是告诉我，他是《移花梦》的导演。我只知道他没导过京剧。
但我看了《生命之光》。还让苏导演骗去了不少的泪水，那年头，我们还都泪腺发达，心慈面软。他们团里我有几个常在一起打牌的朋友，听他们说，苏团长干活儿够狠，管人够损，艺术感觉够准。我期待着看他导京剧。
京剧，麻烦。艺术圈子里的人这么说。因为它的古老、讲究、程式，所以它让好多人望而生畏。我随着苏导演进了京剧院的大门，一待就是半年多。我从心里把这看成是个机会，一个真正学习的机会，写京剧也是我的第一回呀。那些个日子，挺难的。好多人的眼睛在看着他，大多不是我那样的期待；更多的是在看、在等。看什么、等什么，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他心里更明白。于是他精心组织了京剧院里的精英们成立了导演组；于是他四处拜访退了休的老艺术家们；于是他经常撒几圈儿好烟听剧院里的各色人等说三道四；于是他经常废寝忘食地苦思冥想；于是在《移花梦》正式彩排那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他的一张诊断书！(https://www.daowen.com)
面对一个古老的艺术，一个“年轻”的导演和一个生涩的编剧，在《移花梦》演出之后还得面对那么多形形色色的语言和形形色色的脸……
关于《移花梦》本身，当年的人说了好多，也有人写了专门的文章，评论它的优劣得失；我不评价苏金榜作为京剧《移花梦》的导演在艺术上的得失，而我只知道他在那时候患上了糖尿病。
后来还知道他因为《生命之光》荣获了“文华导演奖”。
好多旧事，忘了就是忘了。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在《少帅蒙难记》里的表演和他在团长办公室里那个长满水草的鱼缸里养着的那些自由的鱼……
后来他到文化局艺术处当了处长，直到退休。
这些年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起来。有公事的，有私人的。我依稀记得那些大的活动，比如“中国戏剧节”、“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开幕式晚会、“皇家礼仪大游行”、“清文化节旅游节”、“沈阳建城2300年庆典暨花车大游行”、“二十一世纪广场千禧年之夜”、“第五届沈阳艺术节《紫气东来》晚会”。哈，还有些中小型的活动、晚会、节目，等等。
这些活动都是他的导演，我的撰稿。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极其愉快。我们是搭档、是朋友、是兄弟。
那些年过来的那些日子，我们一起策划、一起讨论、一起为了一个具体节目的细节计较；我们一起熬夜、一起吃盒饭、一起为了一个好看的节目高兴并得意。
他总是背着一个大包站在你面前。那个像百宝囊似的包里边几乎装着他生活和工作的全部。那里一定会有策划书，会有关于节目的成型或者未成型的稿子；会有一个茶杯和他的吃食，当然还会有一个装着药的盒子。
他就这样背着一个大包走来，走进工作现场，走到你身边；他也背着一个大包，去美国看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休息的时候，他和我说他得去看他的老妈，当然，身上还是背着那一个大包……
多丰富的一个包，多沉重的一个包，他背着。好多年，在我眼里甚至幻化成了他的意象。
他总是那么饶有兴致地和你谈他对活动的策划，对节目的构思。我还记得在“格格出嫁”音乐中的那一段乐曲，他说一定要用京胡，而真正用上了以后，他听着那段音乐录音小样时，我分明看见他眼中的那一点晶莹。你很少见他动情，但他却总是用有情的作品去打动人心。
他总是那么大声说话，我还仿佛听见他站在沈阳故宫大殿广场上的呼喊，一个演员出身的导演，声音却嘶哑着。
他总是那么大口地吃饭。我还好像看见他在晚会现场三口两口就吞了一个包子，然后一转身去看布景了。那感觉，真香。
他总是那么大步地走路。我还感觉他背着个大包，行色匆匆地向我走来，那包里装着丰富的生活和他经历的沉重。
一个人好像就是为艺术而生，一个人一辈子只能以艺术为生。可艺术是什么？
四十五年了，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是艺术，是学术，更是生活！
我和苏金榜共事多年，从没仔细地、系统地想过他。想想这么多年，我们只要在一起的时候，谈论的不是剧本就是节目，真的很少谈过自己。因此，让我说多么的了解，真的不敢，所以只是印象吧。
从我们相识，我曾经称呼过他团长、导演、处长，可我还是喜欢私下里叫他金榜大哥。
金榜哥，待时日，泡上一壶好茶，我们谈谈自己如何。
注：《移花梦》在第三届沈阳艺术节演出。获“银玫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