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对后世的影响

《本草纲目》一经问世，对此后的本草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涌现出一批以《本草纲目》内容为主要资料，选药精当的实用型本草学著作：有药、有方、有图，切于临床实际应用的著作，如《本草述》《本草汇言》等；亦出现了一些扩充性和拾遗性的著作，如《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该书在问世后的40余年中，共翻印了70多次。1604年，该书传入日本后，对彼邦的药物、植物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日本组织专家，将该书全部翻译成日文。西方各国对该书也很重视，现知已有英、法、俄等文种的节译本。

《本草纲目》体例编排得当，确立了“纲目”分类体系。在分析前人本草的得失之后，李时珍制定了“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聚，目随纲举”的构架总则。所谓“物以类聚”，即按各药物的自然属性分部类，而不取《本经》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全书的药物分类以16部为纲，60类为目。这16部是：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各部之下又根据实际情况分成若干类，如木部分成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虫部分成卵生、化生、湿生等。各部的排列原则是“从微至巨”“从贱至贵”，以人为万物之灵，放在最后，从而体现了进化思想。通过划分部类，振纲张目，建立了在当时堪称先进的药物分类体系。这一分类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纲目”体系的另一个体现是确定以物种作为设置药物条目单元的原则，借以统一过去混乱的计药方法。如粱米，过去是青粱米、黄粱米、赤粱米各作一味药物，而李时珍则统一用“粱”作为总纲，其下将各种粱米作为目。用这种方法，李时珍归并了《证类本草》中的许多药物。还有一个体现“纲目”体例的地方就是在每一单味药下，以药名作为纲，把不同的内容作为目（所谓“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即一种药物设如下标题来归纲其内容：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通过这些项目依次介绍药物的别名及名称含义、产地、形态、采收、加工炮制、性味、功能、主治、方剂，以及对某些记载的辨析和阐明某些新观点，此后的许多本草都沿袭了李时珍的药物解说法。(https://www.daowen.com)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钱蔚起刻本《本草纲目》（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藏）

《本草纲目》资料丰富，在药物学、医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都有许多杰出的贡献。药物学方面，李时珍最大的贡献是通过文献考证和实际考察两大途径，对药物的运用和鉴别“深加体审”。历代本草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存在名实混淆情况，影响到临床用药的安全与有效性。李时珍深入实际，亲自调查，解决了很多药物的品种混乱问题。医学方面，李时珍本人是一位临床医生，因此在书中经常阐发临床用药经验，他个人的用药经验和所附入《本草纲目》的验方，经后世医家的实践证明，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李时珍通过论药，经常表达他的某些医学见解。体现出他对一些疾病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精确的程度，如一氧化碳中毒、寄生虫病患者的癖嗜等。对某些医学上有争议的问题如脾、三焦、命门、脑等，李时珍也都表达了他个人独特的见解。李时珍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表明中医对脑与思维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自然科学方面，李时珍通过药物的形态、生态环境以及各种相关描述，记录了大量的博物学知识。例如在《本草纲目》中，可以发现许多生物界很有意义的现象，包括环境对生物的影响、遗传与相关变异现象等。矿物、动物、植物、天文、地理、物候、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者，都能从《本草纲目》中发现某些很有价值的记载。据考证，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进行人工选择原理的研究中，就引用了该书有关金鱼家化、乌骨鸡变异等记载。达尔文称此书为“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进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本草纲目》中的有关资料，并称赞该书为“中国博物学中的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