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FOUR 4　医林杂谈

医药起源的传说

原始社会，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创造了远古文明，医学于彼时已经萌发。出于生存和保健的需要，医疗活动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出现。

一、医源于动物本能说

人类患病寻求医治是最原始的本能，这种本能的医疗行为，与动物在伤病时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相似，是以动物行为为基础的。自然界动物本能的救护行为普遍存在，如犬病吃草催吐，老鼠中毒饮泥水排泄，埃及红鹤便秘时能灌肠自救，黑猩猩会用树皮剔牙、抠鼻，在伤口流血时找树叶敷贴等。然而就动物而言，这种本能只是简单利用自然做出的一种条件反射，是一种被动行为。

早期医学是经验医学，具有主动性和意识性。动物本能是不会真正导致经验的产生，也就不可能发展为医学。人类患病也要寻求自我医治，但人类大脑具有超出动物的思维功能，人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去认识和掌握某种医疗方法，可以将本能的医疗行为上升为经验医学，这正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然而，“动物本能说”忽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将人类医学行为与动物本能救护混为一谈，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决定性作用。

二、医源于巫说

“巫”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在人类的原始思维能力中，由于对自然力量的不了解和恐惧，认为世界被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所支配，这成为巫术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奴隶社会，有了初步的社会分工，巫术阶层逐渐形成，已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仪式，出现专管祈祷与祭祀的巫师。当时，巫师具备丰富的知识，代表氏族显贵的意志行事，自诩能与神灵沟通。不仅如此，大部分的巫师还担负治病的职能。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亦载：“巫彭、巫抵……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但是，医学毕竟是自然科学，随着人类对疾病的进一步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医学与巫术之间的斗争就越发尖锐，巫术更成为医学向前发展的桎梏。公元前5世纪，医家扁鹊就将“信巫不信医”作为“病有六不治”的一种，《素问·五脏别论篇》亦有“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些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的标志，是医学确立其自身价值的开始。“医源于巫说”，混淆了经验医学和巫术之间的关系，把医学发展中的某个片段当作历史的全部，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三、医源于圣人说

燧人钻木取火、伏羲创八卦阐明疾病之理，神农尝百草、黄帝作《黄帝内经》阐发医理，这些传说来源于早期先人的生活，原始而质朴，均刻下时代的烙印，富含神话色彩。但是，蜕去这些圣人传说的神话外衣，探求其内涵寓意，这些传说透露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后世了解医学起源提供某些线索和依据。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指出：“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正表示人类进化的某些阶段。”因此，远古时代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传说故事，实际从侧面折射出古代不同氏族群体在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燧人、伏羲、神农、黄帝等这些不过是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毋庸讳言，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他们以其智慧和才能，对历史的文明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医源于圣人说”显然是一种夸大之词，把先人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医学知识，归结为神话传说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创造，甚至夸大为医源于圣人，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导引与气功

气功，是中国一种传统保健、养生、祛病的身心锻炼方法，以呼吸、身体活动和意识调整为主要手段，简而言之，即调息、调形、调心，以此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益寿延年的目的。气功种类繁多，主要分为静功和动功两类。静功是指身体不动，只靠意识、呼吸的自我控制来进行，如站桩、坐禅等；动功则是指以身体活动为主的气功，要动中求静，其特点是强调肢体动作与意气相结合，如导引就是以动功为主。

导引，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方法。“导”指导气，即“导气令和”；“引”指引体，即“引体令柔”。导引时呼吸俯仰，屈伸手足，可使气血流通，促进健康，与现代的保健体操相类似。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已经知道舞蹈可以舒筋健骨、强身健体。古人为通利筋骨所创制的舞蹈，可视为导引术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庄子、子华子等注重养生，如《老子》记载有“吹”“呴”等有关导引的呼吸方法；《庄子》则明确提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熊经鸟申”就是古代养生人士模仿动物的一种保健操。《黄帝内经》中亦记载了许多有关导引的内容，如《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载：“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说明当时居住中原地区的人们，患痿痹诸症，多用导引、按蹻的方法来治疗。《灵枢·病传》篇指出：“或有导引行气、蹻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见，此时导引术已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常用方法之一。现今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战国初年的文物，名叫石刻文玉佩，呈十二面体柱状，上刻篆书45字——名《行气玉佩铭》。后经郭沫若先生考证，铭文译文如下：“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机舂在上，地机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意思是说，行气时要深呼吸，当体内蓄积的气体增多后引气下伸，稍停，意固气于下焦后缓缓呼出。扼要讲述了深呼吸一个回合中行气的要领、过程和作用，以及较为具体的运气路线，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运气的方法了。《行气玉佩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录导引功法的文字资料，它以极简要的形式讲述了气功的要领与功能，是一篇完整的早期气功理论论述，十分珍贵。

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幅《导引图》，复原后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上面绘有44种人物的工笔彩绘图像，以黑色线条勾画轮廓，然后填以朱红或青灰带蓝色，经专家鉴定这批文物的时间为西汉初年。上述44种人物图像，分列成4排，每排11人，从人物服饰判断，有不同性别、年龄；从人物动作和姿态来看，有立式、步式、坐式的，有徒手的，也有使用器械的，还有模仿各种动物形态的，如熊经、鸟伸、狼顾、猿呼、猴沐、鸽背、鹤听等。与先秦的导引术相比，无论动作的数量与内容都更为丰富。尤其根据图中可辨识的文字记载，如“烦”“痛明”“引（耳）聋”“温病”“覆（腹）中”“引项”“引痹痛”“引颓（疝）”等，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会运用导引术来治疗四肢运动系统、五官、消化系统及某些传染性疾病，反映出汉代导引术已与医疗保健紧密结合起来。

东汉三国时期，名医华佗十分重视导引疗法，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在吸收古代导引术式基础上，创编了“五禽戏”。他认为，只要人们坚持锻炼，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吾有一术，名曰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相传华佗曾对他的弟子吴普说：“五禽之戏，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着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据史料记载，因华佗坚持锻炼五禽戏，故相貌如童。后来，吴普等人亦用这种方法锻炼，活到90多岁还是牙坚齿固，耳聪目明。南朝时期名医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辑录了《五禽戏诀》：“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踯，却二踯。长引腰，侧脚，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引项反颈，左三右二。伸左右脚，伸缩亦三亦二也……”晋代医家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了龙导、虎引、熊经、鸟伸、猿据、兔惊等各种名称。隋代医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亦辑录了《养生方导引法》等导引专书的大量内容，包括治疗各种疾病时所应用的近300种导引的具体术式与操作方法，其中也提到龙行气、蛇行气、鸯行气、龟行气、雁行气等模拟动物的名称。

唐代太医署设有按摩科，授课内容主要是“学教导引之法”。按摩科的设置正式将医疗体育纳入了学校教育体系，形成独立的学科，推动了传统养生术的传播和发展。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记载和论述了不少关于养生的理论和方法。孙思邈继承前代“动以养生”的思想，强调“养形”。孙氏曰：“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即强调人体要经常活动，但是活动不要过量，要量力而行。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介绍了“老子按摩法”与“天竺按摩法”两套完整功法，名为“按摩法”，实则是一套完整的肢体运动。孙思邈还在《枕中方·行气》一节专门介绍古代气功，他指出：“气息得理，即百病不生，若消息失宜，即诸病竟起。善摄养者，须知调气方焉，调气方法万病大患。”孙思邈认为导引行气可以增进健康，祛病延年，他强调行气时思想集中在几个部位，使神经中枢得到休息，以达到除病健身之目的，他对于行气的论述与近世气功中的“内养功”相似。这些记载说明，导引行气养生术在唐代已日趋成熟。

隋唐以后，由导引之术衍化派生出名目繁多的各种保健运动术式，如八段锦、十二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不过，导引、气功这样的体育疗法与一般的健身体操有所不同，不论在技术上，还是理论上都有其独特的机制与内容。导引养生方法能充分调动机体内在的因素，从保健意义上说，它不仅能增强体质、防病治病，而且能够延缓衰老、益寿延年，是中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寸之间——脉诊的演变

脉诊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医学在诊断疾病时采用的一项独特诊法，属于中医“四诊”（望、闻、问、切）中切诊的范畴，是辨证论治不可或缺的客观依据之一。脉诊是医者通过按触人体的脉搏，以体察脉象变化的切诊方法，又称切脉、诊脉、按脉、持脉等。脉象的形成与脏腑气血密切相关，若脏腑气血发生病变，血脉运行就会受到影响，脉象就会有变化。脉象就是脉动应指的形象，包括频率、节律、形态、充盈度、显现部位、通畅的情况、波动的幅度、动势的和缓等诸多方面，脉搏上反映出来，呈现病理脉象，成为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

诊脉时医生中指按在病人桡骨茎突内侧，确定“关脉”的部位，示指按在关前的部位则为“寸脉”，环指按关后的部位为“尺脉”。三指呈弓形，指头平齐，用指腹按压感触脉搏。医生根据掌握的病情，加之病人的性别、年龄以及季节气候等情况，综合判断脉象的辨证意义，这就是中医脉诊法。简而言之，即所谓的中医“寸关尺”，也就是寸口脉诊法。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脉诊的演变是从繁到简的，脉学史公认的发展主线是从遍身诊法发展到独取寸口，在此进程中诊脉的方法主要有：遍身诊法、三部诊法、寸口诊法。

据《史记》载，扁鹊、仓公都采用遍身诊法。相传古代医生诊脉并无固定的部位，凡是动脉部分都可以切诊，一般哪里有病，医生就在病位附近的脉搏搏动处进行诊察，这可能是最古老的一种诊脉方法。据《黄帝内经》记载，切脉法有三部九候法、人迎寸口诊法、尺肤诊法、寸口诊法等。《素问·三部九候论篇》对三部九候法有详细的论述，将人体分成上（头）、中（手）、下（足）三部，每部又分成天、地、人三候。人迎寸口诊法是诊循人迎（颈动脉）和寸口（桡动脉）两处脉象，并相互对照的一种诊脉法，即人迎主外，候阳；寸口主中，候阴。通过比较两处脉象的大小来辨别疾病的性质与病在何经何脉；尺肤诊法是切脉与视诊、触诊相对照的一种诊法，医者诊寸口脉象时参照尺肤（寸口脉到上肢肘窝中的尺泽穴这段皮肤）的状况（包括肤色、温度及皮肤润燥等情况），以此来判断疾病的性质、身体的强弱等；寸口脉法是一种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素问·经脉别论篇》曰：“肺朝百脉，气口成寸，以决死生。”说明诊察肺经循行所过之寸口部位的脉象，可以判断疾病的情况及人的生死，《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还将各个脏腑分配于前臂不同部位，据此来诊断所属脏腑的疾病。

《难经》认为“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脉动也……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终始也，故法取于寸口也。”对于三部九候，《难经》解释曰：“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可见，《难经》时期已明确将三部九候归于手部的寸口脉，并立“寸关尺”之名，描述了以关作为分界线，确定寸、尺两个部位，但对于脏腑分属并未提及。

东汉医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为题，将脉与证作为辨证施治的依据，并主张人迎、寸口、趺阳三部合参，书中分别详述寸、关、尺三部脉象，并将左右手脉象相互比对。可见，仲景诊脉法独取寸口已广泛应用，三部九候亦未完全废弃。

脉诊的方法和理论散见于古代的各种典籍中，继《难经》之后的脉学专著，当为晋代医家王叔和所著《脉经》。在此书中，王叔和将脉象分为24种，对脉学的描述和阐释细致而深刻，对于每种脉象的特点、代表病证等都描述得十分贴切，其语言生动准确，非常实用。《脉经》明确了寸、关、尺的候脉部位及六部所主脏腑，并进一步阐明六部脉位主病的临床应用。对于寸、关、尺的脏腑分属问题，历代虽存在不同看法，但《脉经》所确立的脉诊原则却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应该说，脉诊从遍诊法逐步演变为寸口脉法，是脉学上的一大进步，遍诊法比较繁复，且临床诊察时确有不便之处。另外，寸口脉的盛行也有历史原因，在封建社会，礼教约束，使得诊脉对妇女来说有诸多不便，加之六朝后缠足之风日盛，候足更为不便，由此使得寸口脉诊日渐成为切脉的主要方式。

明清时期，脉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代李时珍所撰《濒湖脉学》一书，该书用歌诀形式具体表述27种病脉的形状、部位、节律特征变化、频率与病证的关系及其相似脉的鉴别方法，至今仍是临床医生的重要参考书。此外，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清代李延是《脉诀汇辨》、周学霆《三指禅》和周学海《脉义简摩》等均为脉学著作，对诊脉的部位、方法，各种脉象的形态，所主病证的临床应用及其规范化等方面有详细论述，推动了脉诊的进一步发展。

时至今日，脉诊仍然是一名中医必须要掌握的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但不得不提的是，理论上谈脉诊不难，但实际操作中要确定是何脉、解释分析脉象与疾病的关系，绝非一日之功。不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细心体会，不用心去领悟、去比较，是不可能真正掌握脉诊的。正如王叔和在《脉经》序言中提到的，诊脉“在心易了，指下难明”，便强调了诊脉的难以掌握，故诊脉的关键是要将脉学知识灵活准确地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去。

按摩与推拿

推拿，即按摩，古称“按跷”“按扤”等，是中医一种独特的治病方法。医者通过按、摩、推、拿、揉、捏等各种手法，作用于患者体表部位，通过疏通经络、宣通气血、调和阴阳、扶正祛邪，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

“按摩”是“推拿”的古称，因古代推拿手法以按法、摩法为主，故有此名。“按”，《说文解字》释为“下也，抑也，止也”，也就是下压、遏止之意。“摩”，《说文解字》释为“研也”，即回旋、摩擦之意。“按”“摩”二字均从“手”旁，说明其动作与手有关。古代史书里，早有用按摩治病的记载，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这里说的上古俞跗，应为使用“挢引”“案扤”等按摩手法治病的医学家。

关于按摩的起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较大程度乃出自本能。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茹草饮水”“穴巢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其难免遭受疾病毒伤之害，在缺少针药的情况下，简单的按压、抚摸动作，能帮助减轻疼痛和一些不适症状，故这种简单的动作有可能就是原始按摩术的起源，经过多次的反复实践，摸索到一些有效的手法，最后才形成了按摩疗法。早期手法单一，主要以按法、摩法为主，到《黄帝内经》时期，书中提到的手法也不过十余种。唐宋以后，随着治疗范围的日益扩大，手法也不断增多，技巧性亦逐步增强，使原有的手法不断完善，手法的分类日趋成型。如此一来，“按摩”一词已不足以概括和反映这一疗法的全部内容，于是“推拿”之名应运而生。由“按摩”向“推拿”的名称演变，反映了推拿疗法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向成熟、从经验向科学不断发展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药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有10余种按摩手法，以治疗内科、外科、伤科、皮肤科、儿科、妇科等多种疾病，反映了西汉以前我国按摩学的发展情况。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对“按摩”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记载了按摩的作用机制，强调了按摩的辨证及禁忌，确立了按摩法在治疗中的地位，为按摩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可以看出，按摩术在当时已是中医治疗疾病行之有效的必要常用方法之一。《黄帝内经》时期认为按摩术发源于中国的中部地区，其产生与当地的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有关，人们已经掌握用按摩疗法来治疗肢体麻木不仁、痿厥、寒热等症。对于按摩的辨证及禁忌，《黄帝内经》认为有可按者，有不可按者，有按则病增者，有不可不按者。同时对按摩的作用机制也有论述，如《素问·血气形志篇》曰：“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指出了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人体的某些部位就会患病，可以用按摩的方法疏通经络气血，达到治疗的作用。可见，《黄帝内经》时期人们对于按摩的产生、治疗病证和作用已有比较系统的认识。

《黄帝岐伯按摩》（10卷）作为较早的推拿专著，对按摩疗法应该有更详细的论述，可惜已失传。名医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补充、发挥了《黄帝内经》按摩学的内容。如《周礼疏》记载了扁鹊抢救虢国太子尸厥的医案：“扁鹊治赵太子暴疾尸厥之病，使子明饮汤，子仪脉神，子游按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曾用倒悬、铍刀决脉、膏摩等法治疗顽固性头眩病。由此可知，按摩疗法不仅用于治疗寒湿痿痹等一些慢性病，还可以用于急症的抢救。汉代医家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记载了用按摩抢救“自缢死”的病案：“救自缢死……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吸呼眼开……”此外，张仲景还创立“头风摩散方”，应用按摩法借药涂搽，治疗风邪引起的头风痛。《神农本草经》也提及膏摩，下品“雷丸下”记载作膏摩，除小儿百病。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按摩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如晋代医家葛洪著《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膏摩及多种按摩手法（如爪掐法、抓腹法、拍法、掷背法等），用于多种急症的治疗。《肘后备急方》中有：“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这种爪掐人中（水沟穴）的急救方法至今仍应用于临床。另外，《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现代临床常见的捏脊疗法的最早文字记录，书中“治卒心痛方第九”关于拈脊骨皮有这样的记载：“拈取其脊骨皮深取痛引之，从龟尾至顶，乃止，未愈更为之。”

隋唐是按摩术的兴盛时期，这一阶段有许多关于按摩疗法的详细论述，如巢元方、孙思邈等医家都将按摩术编入医著，不仅用按摩疗法治病，同时还提出预防疾病的主张。如《诸病源候论》载：“摩手常令热，与掌面，从上下二七止，去肝气，令面有光，又摩手令热，从体上下，名曰干浴，令人胜风寒时气，寒热头痛，百病皆愈。”《千金方》曰，“小儿虽无病，早起常以膏摩囟门上及手足心，甚避寒风”“小有不好，即按摩接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预防诸病也。”同期的其他医书中也记载了摩目、摩鼻、摩足心等保健按摩方法，如《养生书》中记载了预防伤风感冒的鼻翼按摩法：“常以手中指于鼻梁两边，揩二三十遍，令表里俱热，所谓灌溉中岳，以润于肺也。”这种方法经过临床实践，确有预防上呼吸道感染（伤风感冒）的作用。隋唐时期，官府有组织地开展按摩教学活动，并制定严格的考试制度。隋代，政府就设有按摩博士的职务。至唐代，开始设立按摩科，其分工更细，对按摩教育的要求更高。唐代太医署设置按摩科，包括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工、按摩生等。其中，按摩博士教授按摩、导引之术，并在按摩师和按摩工的协助下指导按摩生完成学习。此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先进的医疗技术也被传播到国外，我国的按摩医术被传往朝鲜、日本、印度等国。

按摩术发展到宋代，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远不及唐代兴盛，甚至官方医疗机构“太医局”还取消了按摩科。但是，在宋政府编纂的《太平圣惠方》中依然收载了用膏摩法治疗小儿病证的内容。而另一部由官方编撰的《圣济总录》，其卷4“治法门”中，也有对按摩的专题叙述，并认为“开达抑遏”是按摩的主要作用。同时，还指出按摩与导引相结合可用于治病防病。如今的太极拳、易筋经皆产生于此时。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著有《儒门事亲》一书，明确指出按摩具有疏散外邪的解表作用，把按摩列入汗吐下三法的“汗”法之中，使按摩术与中医治则联系起来。宋人洪迈所撰《夷坚志》记述了名医庞安常将按摩术应用于妇产科的病例：“一妇人妊娠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术无良效……令家人以汤温其腰腹间，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母子皆无恙。”这是以温熨按摩之法用于治疗难产的成功医案。宋代时，自我按摩法很受重视，如张杲所著《医说》和张锐著《鸡峰普济方》中都有关于自我按摩的记载，张道安《养生要诀》介绍了“热摩两足心及脐下”的按摩养生法。

明代太医院设立十三科，其中按摩科单设一科。自明代始，文献上出现使用“推拿”名称代表按摩术，此时的按摩手法更加多样化，不仅应用于成人，而且推广到儿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如《小儿推拿秘诀》《小儿推拿秘旨》《陈氏小儿按摩经》等小儿按摩专著相继问世。

清代前期，政府比较重视按摩疗法，整理编纂的《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详细记载了创伤按摩疗法。另外，还有器械模仿按摩手法，制成按摩器，这是按摩史上的创新之举。今天，故宫博物院的御药房里还藏着乾隆、光绪年间的两件按摩器：一件是由三颗蜜蜡朝珠做成；一件是由金星石雕琢瓜棱形的按摩器，它们无不折射着中医按摩术智慧的光芒。

中药的传统剂型

中药是我们祖先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发现的，其应用的制剂形式称为剂型。对于剂型的运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药物出现的同时，剂型也就存在了。中药剂型是根据药物的性味、病情需要及其给药途径，将中药材加工制成既便于临床应用，又可以减轻其烈性和毒性，使药物发挥最佳疗效的形式。下面重点介绍六种剂型：汤、丸、散、膏、酒、丹。

一、汤剂

汤剂，古称汤液，相传是殷商时伊尹所作，是中医应用最早、最广泛的剂型。《黄帝内经》记载有半夏秫米汤、鸡矢醴等药方，此时方剂的命名已将药物与剂型名称相结合。由于汤剂适应中医辨证论治、随症加减、灵活用药的需要，加之制备方法简单，药效发挥迅速，故一直沿用至今。

汤剂的入药原料大致经历了“㕮咀—煮散—饮片”的变革。古代汤剂的入药原料以“哎咀”为主，也就是将药材经过加工粉碎使用。东汉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中指出“凡哎咀药，欲如大豆，粗则药力不尽”，即为了取得最大药效，对药材粉碎的大小提出了要求。明清以降，随着药源的增加，切制技术提高，“饮片”得以应用和发展。饮片是将中药材经炮制加工，切制成一定长短、厚薄的片、段、丝、块等形状，供调配汤剂使用。现代汤剂采用饮片为入药原料，具有不同的外观及药材组织构造特征，便于药材的鉴别、煎出、过滤和贮存，有利于商品流通等优点。但不可否认，饮片煎汤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某些饮片较厚、较大，药效物质无法全然煎出，药材利用率降低，且用量较大。现代临床对于汤剂的应用研究与饮片的改进研究正向纵深发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均取得很大进展，“饮片煎汤”的传统单一模式，正在被多种创新的多元形式所取代。

二、丸剂

丸，即一种小球形或圆团状的药，外面或可包裹糖衣，供整粒吞服。丸剂，是指药材细粉或药材提取物加入适宜的黏合辅料而制成的球形或类球片形制剂。按制备方法分类，丸剂可以分为塑制丸（如蜜丸、糊丸、浓缩丸、蜡丸等）、泛制丸（如水丸、水蜜丸、浓缩丸、糊丸等）、滴制丸（滴丸）等。从丸剂的制作方法来看，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就记载有油脂丸、酒丸、醋丸等，说明制作方法已较为多样。至《素问·腹中论篇》中详细记载有四乌鲗骨一藘茹丸治疗血枯病证，“以四乌鲗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到了汉代以后，丸剂的制法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改进用炼蜜为丸，还有些用枣肉之类作为制作丸药的黏合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收载的丸剂有大蜜丸、小蜜丸、糊丸、蜡丸、水丸等。

当今多数丸剂仍被广泛应用，如大蜜丸、小蜜丸、糊丸、蜡丸、水丸、浓缩丸等，部分丸剂已被改进，剂型的设计更适合临床需要，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如滴丸，常见的如丹参滴丸、冠心苏合滴丸等。滴丸剂具有“三效”（即速效、高效、长效）优势。用药多采用舌下含服，即通过舌下黏膜直接吸收药物，从而当药物进入血液循环时，可以避免吞服引起的肝脏首关效应，以及药物在胃内的降解损失，使药物高浓度到达靶器官，迅速起效。滴丸一般含服5～15分钟就能起效，最多不超过30分钟。另外，有的丸剂加入了缓释剂的成分，可明显延长药物的半衰期，达到长效目的。

历代医家非常注重药物的剂型及应用，对于一些虚证或久病多用丸剂，如《金匮玉函经》载：“丸能逐沉冷，破积聚，消诸坚癥，进饮食，调荣卫。”《伤寒论·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有“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等。金元时期，剂型理论进一步发展，如《汤液本草·东垣先生用药心法》指出：“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意也。”说明张仲景、李东垣等医家都非常重视剂型的选择，认识到剂型对中药疗效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这些观点与现代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三、散剂

散剂，也称粉剂，是将药物捣碎或研磨，或与适宜的辅料经粉碎、均匀混合而制成的干燥粉末状制剂，粗粉末、细粉末均可，供内服或外用。内服散剂一般为粗末加水煮服，细末用白汤、茶汤、米汤或酒调服；外用散剂一般研成极细末，撒于患处，或用酒、醋、蜜等调敷患处。内服散又可分为煮散和一般散两种，煮散是中药特有的剂型之一，粉末较一般散剂为粗，不直接吞服而采用酒浸或煎汤的方式煎制，服时有连渣吞服者，有去渣服汤者，视处方具体规定而异。外用散剂，又可分为撒布散（如桃花散）、吹入散（如锡类散）、眼用散（如八宝眼散）及牙用散（如牙疼散）等。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散剂治疗疾病的记载，如治疗“酒风”的“泽泻饮”，即是内服的散剂。《伤寒杂病论》中载有多种散剂，内服散剂（文蛤散）、外用散剂（头风摩散方）、吹鼻散剂（皂荚吹鼻方）、滴鼻剂（救卒死方）、舌下散剂（桂屑着舌下方）等，张仲景认为“散能逐邪风、湿痹，表里移走，居处无常处者，散当平之”。晋代医家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散剂多达8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内服散剂，此外还有煮散剂型和外用散剂。因散剂制备方法简单且奏效快，故葛洪善用散剂“治急症”。唐代以后，由于战乱频繁，导致药材短缺，煮散因其用药量少，用法与汤剂相同，适应当时药材短缺的需要，至宋金元时期应用广泛。但因煮散用药量小，药力较薄，也受到一些后世医家的反对。如宋代《苏沈良方》指出“大率汤剂气势完壮，力与丸散倍，煮散多者一剂不过三五钱极矣，比功较力岂敌汤势”，认为煮散用药量少，药力弱。庞安时亦同样指出“或有病势重者，即于汤证之下注云，不可作煮散也”，并列出阳毒升麻汤等数方不可作煮散用。然而时至今日，煮散以其用药量少、节约药材等优点，受到现代医家的认可。

四、膏剂

膏，是指脂肪或很稠的糊状东西。《说文解字》曰：“膏，肥也。”《古今韵会举要》：“凝者曰脂，泽者曰膏。”膏的含义较为广泛，若指物，以油脂为膏；若指形态，以凝而不固称膏；若指口味，以甘滑为膏。《山海经》有“言味好皆滑为膏”；若指内容，以为物之精粹；若指作用，以滋养膏润为长。膏剂，有外敷和内服两种。外敷膏剂，古称薄贴，是药物加入植物油或动物油熬成胶状物质，涂在布、纸或皮的一面，可以较长时间贴在患处。外敷膏剂主要用来治疗皮肤疮疖、疮疡肿痛等，是中医外治法常用的药物剂型。内服膏剂，又称膏方，因其具有滋补之效，也称膏滋药、滋补药，广泛运用于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等科疾患及大病后体虚者。

膏剂历史悠久，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即有关于膏剂制备方法的记载：一种是以凝固的油脂与药物粉末混合，如“以水银傅，又以金鋊冶末皆等，以彘膏膳而傅之”；另一种是将油脂与药物同煎，如“冶黄芩、甘草相半，即以彘膏财足以煎之”。这两种方法至今还应用于制作软膏剂。《黄帝内经》中也有关于膏剂临床应用的论述，如以文武膏（桑葚膏）养血；马膏，主要供外用。《后汉书·方术传》有关于华佗用神膏外敷的记载。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载有不少膏方的制法与用途，如《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中记载的大乌头煎即是内服膏方。及至晋代，《肘后百一方》有“莽草膏”及“裴氏五毒神膏”的记载。此时，膏剂的运用已由皮肤外敷，逐步发展到五官科，外塞和内服并用以治疗疾病。唐宋时期的医家们将外敷药膏称为“膏”，而将内服膏剂称为“煎”，如《千金方》中有“苏子煎”“杏仁煎”“枸杞煎”等，这不仅用于治疗疾病，还开后世补虚康复、养生延衰之先河。金元时期，膏剂的治病范围扩大，如有治消渴的“地黄膏”、治咳嗽喘满的“蛤蚧膏”等。明代《御制饮膳调养指南》中的“琼玉膏”“天门冬膏”等，规定以“慢火熬成膏”，并认为能“延年益寿，填精补髓，发白变黑，返老还童”。至清代，膏剂已成为临床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等各科治疗中。其中，许多膏方沿用至今，如《本草纲目》中的益母草膏、《寿世保元》中的茯苓膏等。据说慈禧太后就长年服食“扶中减元和中膏”“菊花延龄膏”等多种膏剂，以达调补身体、延龄驻颜之效。

五、酒剂

酒，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中药。另外，酒是液体，具有挥发和溶媒的特性。《礼记·射义》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汉书》称酒为“百药之长”。中医学认为，酒乃水谷之气，味辛、甘，性大热，气味香醇，入心、肝二经，能升能散，宜引药势，且活血通络、祛风散寒。正如《素问·汤液醪醴论篇》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五十二病方》中载有酒煮和酒渍两种方法，如“取杞本长尺，大如指，削，舂木臼中，煮以酒”“取茹卢本，齑之，以酒渍之，后（等候）日一夜，而以涂之。”乙醇是一种良好的溶剂，有些中药的有效成分不易溶于水，但易溶于酒，将药物浸泡于酒中，制成各种酒剂，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酒剂将中药与酒“溶”为一体，药借酒力、酒助药势，可以充分发挥效力，更好地提高疗效。《黄帝内经》中记载有用蜀椒、干姜、桂心制成的药酒，多用于寒痹的治疗。时至今日，各种风湿药酒畅销国内外，经久不衰。

六、丹剂

丹剂一般是指含有汞、硫等矿物，经过加热升华提炼而成的一种化合制剂。具有剂量小、作用大、含矿物质的特点。其药性较为峻烈，所以一般用量也较小。丹剂多是外用，如红升丹、白降丹等。此外，某些较贵重的药品或有特殊功效的药物剂型也通常叫作丹，如至宝丹、紫雪丹等。

丹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就有丹剂制作的记载，且具有独到之处——不需炼丹“升华”，而是利用烟囱的微热加工，用“养法”制成。如“以水银二，男子恶四，丹一，并和，置突上二三日，盛（成）即□□□（□为书中残缺部分）囊而傅之。”汉代魏伯阳著有《周易参同契》，是一部炼丹专著，该书被世界公认为炼丹术和化学发展的前身，是制药化学之祖。晋代医家葛洪著有《抱朴子·内篇》，专论丹剂，书中有大量关于炼丹、炼汞方法的记载，推动了中药丹剂的应用和发展。追溯丹剂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也是道家炼丹术的延续与发展，可以说，炼丹术与丹药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今日之丹剂也是得益于古代的炼丹术。在古代，丹药有两个意思：一为仙丹，二为普通药剂。所谓仙丹，作为服食的丹药，是中国历史上多位皇帝祈求长生不老所追求的仙药灵药，结果皆因中毒而丧命。普通的丹剂多作为外科用药及皮肤科用药，但就现今的丹药使用趋势来看，品种越来越少，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小。

从以上几种中药剂型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从古至今，中药剂型从初级、简单，逐步到高级、复杂，经过历代医药学家不断地探索与总结，从经验逐渐深化。直至今日，随着现代科技的应用，形成了日趋丰富多彩的中药剂型种类，使中药能发挥其更大的效用，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金元时期的医学争鸣

一、医学争鸣产生的时代背景

北宋初期，社会比较安定，政府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随之也迎来了文化、医学发展的高潮。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其文明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对宋代文化曾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因此，宋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宋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北宋时期发明的，这些发明的应用不仅对中国历史，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使传统和创新的文化不仅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还能够广泛传播。更重要的是，刊刻、印刷技术的进步使教育得以普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代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我国的儒、释、道哲学在经过此前多个朝代的碰撞、融汇后，又出现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时至南宋，朱熹以程颢、程颐思想为核心，吸收糅合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线，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新儒学理论体系。可以说，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理学并非一统天下，宋代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还存在其他种种不同的思潮。复杂的学术文化背景，对金元时期的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恪守传统与背离传统意识的冲撞，形成了新思想、新理论。

宋金元时期，我国医药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医学教育、理论及临床各科，都有很大的进展。宋代政府十分重视医学的发展，不仅组织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地官府加以推广应用。宋代医学的进步，离不开对前代医学的总结和医学书籍的流传，为金元时期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学术争鸣与学派的出现

医学发展至金元时期，便进入了一个全面更新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医学的发展，时常出现不同理论认识之间的学术争鸣和研讨，以起于金代而盛于元代和影响明代医学发展的医学争鸣最富代表性，且对促进临床医学理论和技术的丰富最为明显。金元时期乃中医学术史上“新学肇兴”的新时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中国儒家的学术分野在于宋代，而有濂、洛、关、闽之学；其后金元时期的中医学也有了深刻的变化。宋儒出现理学派系，学术之间的争鸣促使其哲理更加完善，中医学金元时期出现了河间、易水以及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等医家，形成医学流派，大大丰富了中医的学术思想，推动了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向更深层次发展。

宋代医学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强调儒学，儒医应运而生，这对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至北宋后期，医学界呈现一片僵化保守景象，甚至形成按证索方、不求辨证的通弊。医药至此，几乎溃败不起。以至于医学界难以应付疾病谱的变化，医学面临着进退的抉择。迨至北方金国兴起，社会环境迅速变化，医学事业亦随之大变，金元医学的崛起，就是一次应运而生的历史性大变革。金代的医学家不为宋代信条所惑，结合临床实际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论点，对古方尤其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提出质疑，认为要发展医学，必须结合实际提高治病效果。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1120—1200）研究运气学说，认为病因以火热为多，强调“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故主张多用寒凉药物治疗，并创制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被后世尊为寒凉派代表。张子和批评《和剂局方》滥用温燥药物的弊端，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他认为疾病多因实邪所致，倡导“邪去而元气自复”，故于疾病治疗多用汗法、吐法和下法三法，被后世称为攻下派之代表。李东垣提出“胃气为本”说，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最重视人体脾胃功能的保护和恢复，治疗上多用温补脾胃之法，故后世尊其为补土派代表。朱丹溪对滥用温燥药的《和剂局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撰《局方发挥》以纠其偏，他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认为“古方治今病焉能相合”，在临床治疗上注意“滋阴降火”之法，朱氏对气、血、痰、郁、火的论治颇多发挥，使医学风气为之一变，故后世尊其为滋阴派代表人物。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日本于15世纪成立“丹溪学社”，继承和发扬其学术成就。

金元医学上承《黄帝内经》《伤寒论》的成就，亦兼收晋、唐、北宋方药的经验，尤其诸医学家的创造发明，从而形成了金元医学的特色，即恢复了辨证论治的诊病传统，改变了历史上侧重于经验方的局限，因此能够盛行200多年。金元诸医家的成就，改变了唐宋以来崇尚集方、推行成药、喜温言补、繁琐僵化的局面，开创了辨证论治、攻邪已病、泻火养正各呈专长的学术新形势。

中药麻醉的古今——从蒙汗药到麻醉药

蒙汗药作为中国古代三大江湖奇方之一，屡现于武侠奇幻小说正邪各派的大小阴谋与桥段中。明代著名小说《水浒传》中就有许多“蒙汗药”的故事：第16回中，晁盖、吴用、白胜等人，想在黄泥岗劫取梁中书向岳丈蔡京敬献的十万生辰纲，而押解者为刚提升为武提辖的青面兽杨志。他武艺高强，所以难以下手，智多星吴用趁机把蒙汗药混在白胜挑的酒桶里，细心的杨志怀疑酒里有问题，白胜借机佯言“不卖了，不卖了，这酒里混有蒙汗药”，勾得担挑金银珠宝的军士们个个馋涎欲滴，禁不住还是抢着要喝，这就中了吴用等人的麻醉计，将十万生辰纲劫去，弄得杨志险些自杀。此外，第27回、第36回中分别提到两处黑店，母夜叉孙二娘、催命判官李立都将蒙汗药掺入酒食中招待过路客人，孙二娘还用蒙汗药蒙翻押解武松的两个公差。

对于蒙汗药的使用，小说还有后续的情节展示：被救的武松又让孙二娘调一碗“解药”，将公差救醒。蒙汗药能把人麻倒，又可用解药催醒。这便是所谓“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的功效。对于“蒙汗”一词，日本人丹波元简在《医賸》中从音韵学角度解释为“闷之反切”。亦有张宗栋认为该词即是瞑眩，因其音同，故错成蒙汗。蒙汗药的功效确实与医药著作中对麻醉药物的使用方法一致，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便记载了麻醉药品的解麻醉方法：“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这是否意味着蒙汗药即麻醉药？

中国古代最早有关麻醉的描述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列子·汤问》中，扁鹊为公扈和齐婴治病，“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这里的毒酒实际就是麻醉物品，可使人昏迷三日，之后还可用药解麻醉。正史中关于麻醉药物的记载出现在《三国志·华佗列传》中：“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缚以神膏，四五日创（疮）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华佗用的麻沸散为医用麻醉物品且用于外科手术已无疑，但其究竟由何种药材组成，其成分如何，皆无可考。

在各种正史和笔记小说中，则多将蒙汗药与某种或某类特定植物相联系，如莨菪子、曼陀罗等。《旧唐书·安禄山传》载：“……禄山……既肥大不任战，前后十余度欺诱契丹，宴设酒中，著莨菪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宋代司马光《涑水纪闻》卷3也记载了类似的事迹：“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千人……”这些莨菪子、曼陀罗在被用作江湖上的迷醉物品时，是否也在当时被制成药用麻醉品以供治疗之用，尚不得而知。

中国古代有关麻醉的历史沿着医用药品和江湖迷药两条不同的线索一直向前发展，前者发展出麻醉药品，后者则充斥着有关蒙汗药的各种传说。直至宋代，才出现了有关麻醉药品具体配方的记载，窦材《扁鹊心书》载有“睡圣散”一方：“人难忍艾火炙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记述了曼陀罗花在江湖迷药和医用药品两方面的用途：“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白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之醉闷，则挈箧而趋。南人或用为小儿食药，去积甚峻。”

江湖迷醉药或蒙汗药成分除上述莨菪子、曼陀罗花的记载外，鲜少见到采用其他植物的描写。但药用麻醉药品的来源却不局限于曼陀罗，除前述的山茄花、火麻花外，元《世医得效方》还载有：“草乌散，治损伤骨节不归窠者，用此麻之，然后用手整顿。”此方所用药物为“猪牙皂角、木鳖子、紫金皮、白芷、半夏、乌药、川芎、杜当归、川乌各五两，舶上茴香、坐拿、草乌各一两，木香三钱，伤重刺痛手近不得者，更加坐拿、草乌各五钱及曼陀罗花五钱入药。”服法是“为末。诸骨碎骨折出臼者，每服三钱，好红酒调下，麻到不识痛处。”

可见，古代各类医学著作中所列出的麻醉药品，包括曼陀罗花、莨菪子、闹养花、火麻花、草乌、川乌等，具有不同程度的麻醉、镇静、安眠、镇痛的作用。曼陀罗花、莨菪子中的主要有效成分为东莨菪碱，它能明显加强闹羊花、川乌、草乌等的镇痛作用，并能部分消除自身的副作用。对莨菪子的记载，首次出现在汉代形成的医药类著作《神农本草经》中。而曼陀罗花原产于印度，传入我国的年代不详。最早出现此物名称的是后秦鸠摩罗什（344—413）于公元401—409年翻译的《妙法莲花经》，其中述及佛祖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宋代时，我国南方广西一带已有大量野生，北方亦有栽培，如宋周师厚《洛阳花木记》（1082年）中有记载“曼陀罗花、千叶曼陀罗花、重台曼陀罗花”等许多品种。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此物及其采制服用方法：“曼陀罗花……入麻药……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炙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

古代的蒙汗药和麻醉药品之间有太多无法隔断的联系，但要证实蒙汗药即麻醉药尚需更多的历史证据支撑，而蒙汗药作为中国古代三大江湖奇方之一，更为这一历史增添了许多传奇和神秘色彩，后世伪托孙思邈编集的《华佗神医秘传》中对麻沸散的记载，更为这一历史加入了许多佐料。要想弄清我国古代关于麻醉的历史，恐怕尚需更多的证据支撑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用香时尚及香熏器皿

现代香水虽出自欧洲，但古代世界各民族均有用香的历史。我国香熏历史悠久，4 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陶质熏炉，但香熏见诸文字记载则最早出现在《周礼》中：“剪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虫之事。”可见，约在周代已经用香熏来驱逐虫害，这一卫生保健思想有别于现代将香水与时尚关联。

古代用香，除熏的方式外，还有佩戴，这一使用也与卫生有关。《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靡芜，佩之已厉。”这一用法与现代香水除味的功能颇为相似，香草可用于焚烧，而佩戴装有薰草等香料的香囊也是香熏方式之一，《礼记·内则》有：“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东汉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以璎佩之。”元代陈澔注：“容臭，香物也，助为形容之饰，故言容臭，以璎佩之，后世香囊即其遗制。”屈原《离骚》中有许多古人佩戴香草香木的诗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

战国时期，焚烧香料的铜质熏炉开始出现。秦至西汉初，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疆域的扩大，外来树脂类香料进入北方，香熏器皿因而呈现多样化发展。在已经发掘的广西贵县、广东南越文王陵、广西梧州的南越国汉墓中，都出现了大量的陶熏炉和铜熏炉。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2个彩绘陶熏炉、6个香草袋、6个香囊、2个香奁、1个香枕、2个香熏罩及10多种香料。可见秦至西汉初，长江以南尤其是两广地区熏香习俗之繁荣，这与其湿度大、多阴雨、蚊虫多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关。

古代的香熏器皿包括熏球、熏炉、香囊和香枕。其中熏炉是最主要的香熏器皿，现有史料虽然没有提到专门用于熏香的熏炉开始制造的时间，但考古资料证实，先民们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制作陶熏炉。1983年，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大墓中发现了一件陶熏炉，竹节纹带盖，口径9.9厘米，高11厘米，泥质灰陶，斜直腹，大口，矮圈足，腹部饰6周竹节纹，笠形盖上有3孔为一单元的6组18个小圆孔。这是目前我国出土最早的熏炉。

汉武帝时期，出现博山炉。由于其特点鲜明，制作精美，被广为使用，甚至有不少人将博山炉推为熏炉的鼻祖，直接将“博山”“博山炉”作为熏炉的代称。博山炉主要由炉盖、炉身、底座三部分组成。炉盖高且尖，其上通常镂雕云气纹、峰峦、动物、人物之类，象征海上“三座仙山”（汉代盛传傅山、蓬莱、瀛洲为三座海上仙山）之境，炉下的托盘则象征海水。使用香炉时，先将香料放入炉内燃烧，烟气则会从镂雕的空隙中缓缓散出，如仙气缭绕一般，给人置身仙境的感觉。

博山炉产生的背景至少与两类因素有关。一是香料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熏烤方式的改变。秦汉以前，中土的香料主要用于熏烧，或缝于香囊中佩戴，以植物类为主；外来香料则以树脂类为主，如薰陆香，《魏略》曰：“薰陆香出大秦国，云在海边，自有大树生于沙中，盛夏时树胶流出沙上。”树脂类香料除做单品外，还可以将几种香料调和成新的香料。东汉时期，就出现了“香方”，即多种香料调和而成。《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树脂类香料或合成香料的香气更加浓郁，香味持续时间长久，杀菌作用更为显著。《世贽记》载：“汉武帝时，长安大疫，人死日以百数。帝乃试取月氏国神香，烧之于城内，死未满三日者活，芳气经三月不歇。”这类描述或有夸大之嫌，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外来香料的普遍认识。先秦时期，熏炉造型以豆形、圆球形为主，炉盖较平、炉身较浅，香料以茅草等草本植物为主，直接放入熏炉中燃烧，这类香料虽然香气馥郁，但烟气较大。而外来树脂类香料，则多被制成香球或香饼，熏烤时须放置于炭火等燃料之上。因此，将熏炉的炉身颜色做深一些，以便下部放置炭火，并且为了防止炭火太旺，炉身下部的进气孔会缩成很窄的缝隙，这样一来，香料慢慢被加热时，香味徐徐散发，烟气不会太重。同时，炉盖多呈圆锥形，并将炉盖增高。

第二类因素为秦汉时期的神仙思想。秦皇汉武皆追求长生不老之术，这种上层崇拜引起了社会上对神仙思想的追捧。传说中代表神仙所住之地的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也被描述在博山炉的炉盖上。炉盖多山，故被称为“博山炉”。博山炉把神话传说中虚无缥缈而又令人向往的仙山真实地描述在实物器皿上，反映出当时社会普遍追求长生不老的风俗。博山炉的出现，使得香熏的风气越发盛行，也使得熏炉逐渐从一种实用器具演变为彰显主人修养、风格、品味和身份的装饰品。

香熏除用来驱疠逐虫外，还可以用来炙衣褥被。汉代，用香熏炙衣被是宫中卫生保健习俗之一。在熏炉外罩上熏笼，把衣服置于熏笼之上，虱子就会从衣服上掉下来。应劭在《汉官仪》中曰：“尚书郎入直台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冬季用熏炉不仅可以熏香，还可取暖。有一种香球，造型为浑圆的球型，又称球熏，它巧妙运用了机械物理原理，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工艺水平。卧褥香球内装置两个环形的活轴，香盂在环形活轴内，炭火和香料燃于其中。由于香盂重心在下，因此环形活轴能保持平衡，使香盂不随熏球滚动而始终维持水平，内燃之香料不会倾覆导致衣被烧灼，其原理与现代陀螺仪如出一辙。唐元稹作诗赞曰：“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册，犹讶火长烧。”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京师承平日，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在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可见，香球还可以作为妇女的袖熏。

汉代以后，香熏器皿种类更加多样，造型更加精巧，而香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实用的驱毒、取暖等保健用途，随着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发展和世俗的流行，香熏愈加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追求。

“戾气学说”的形成

中医关于传染病的记述由来已久。《素问·刺法论篇》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诸病源候论》载“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汉代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创立伤寒学说，将传染病包括在“杂病”（急性病）之内，运用六经辨证来诊治。后世多数医家尊崇汉代张仲景的伤寒学说来解释、诊治传染病，少有突破。

直至元末明初，医家王履提出“时行……温疫（传染病）等，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明确将传染病与一般的季节性流行病区别开来。清代叶天士、薛雪、吴瑭、王孟英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较为系统的传染病学说——温病学说，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但这一学说并不追求传染病病原体的研究，而是重新步入传统理论的窠臼。明清时期，只有著名医学家吴又可独树一帜，提出传染病病原体假说——“戾气”学说，在传染病病因病理等方面提出全新观点，可谓独具慧眼，勇于创新。

吴又可，名有性，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大约生活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吴氏生活的年代，由于封建统治的昏暗，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瘟疫流行猖獗。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发生大瘟疫达19次之多。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波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多个省份。目睹惨状，吴又可十分悲愤，尖锐地指出，患者“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即死亡的原因是当时的医生只知用伤寒法来治疗疫病。从此，吴又可致力于传染病研究，悉心观察，及时总结经验，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2卷，创立了新的传染病学说——“戾气”学说。

吴又可提出传染病是由“戾气”引起的。《温疫·伤寒例正误》载“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他将“戾气”也称为杂气、异气、疠气或疫气，突破了前人关于时气、伏气、瘴气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传染病病因观点。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体内。经典的伤寒学说认为，病因是寒邪，寒邪侵犯人体是由“皮毛—腠理—半表半里—里”而发展的，至今仍为医家所遵从。后起而与伤寒学说对峙的另一种传染病学说——温病学说则认为，病因是温邪侵犯人体，是由“口鼻—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而发展的，这一学说至清代方形成体系。吴又可先于清代温病学家提出“邪从口鼻而入”，且病因是“戾气”。他还指出人体感染“戾气”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天受”，即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染；另一种是“传染”，即通过与患者接触传播。不过，只要是同一种“戾气”，不论是“天受”还是“传染”，所引起的传染病症状基本是相同的。

吴又可认为，“戾气”具有特异性。人类和动物的传染病是由于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他指出，有些“戾气”只使动物发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等，而人却不会得病；而且他发现有“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的现象。如果没有细致观察和认真鉴别，很难总结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这样正确的结论。此外，他还认识到，“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亦不一样，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还明确提出“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这些精辟的见解，与现代传染病学的认识基本一致。

吴又可认识到“戾气”致病的相关因素和流行特点。在《温疫论·病原》中，吴又可指出，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取决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如果“戾气”量大、毒力强、人体抵抗力低，则容易发病，相反则不易致病。“戾气”引起的传染病，可表现为大范围流行和小区域散在发病，并有地区性和时间性的致病特点，如“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在四时有盛衰”等。

“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治疗。吴又可指出，虽然戾气具有“无形可求，无象可见”“无声复无臭”，难以“得闻得睹”的特点，但是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肯定地说：“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只是我们肉眼尚不能看见罢了。”可见，吴又可的传染病学说已经将“戾气”作为病原体而描述得非常具体，只是由于观察病原体的工具——显微镜尚未发明，因而离真正揭示病原体的真相只差一步之遥。但吴又可在对病原体的形容和认识方面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戾气”既然是一种物质，就完全可以用药物来制服，正所谓“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因此，他创制了达原饮等一系列名方。

吴又可首次将痘疹、疔疮等外科化脓性感染的病因归之为“戾气”，使之与近现代细菌等病原体的认识更趋接近。如，疔疮、发背（背部化脓性感染）、痈疽、流注（深部化脓性感染）、流火、丹毒与天花、水痘、麻疹之类，以前医家认为是心火所致，其实不是“火”，而是“杂气所为”。在吴又可之前的医家解释化脓时，几乎都认为是气血郁滞、化火腐败所致，大多注重全身经络气血不和，很少医家观察并注意到局部病原体的存在。所以，吴又可的这一创见，具有重要的意义。

吴又可在传染病原、传染途径、特异性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意义的卓越见解，他的“戾气”学说可以说是中国传染病学史上的里程碑。可惜这一里程碑之后，并没有一位医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深入下去，发展成为现代传染病、病原微生物学科。现代学者认为其原因很多，而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吴又可之后的医家没有能够突破传统理论的思维框架——论宏观而忽视微观，不深究病原体；二是同时期欧洲发明的显微镜未及时传入，使得医家缺少借以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

“串铃”与“铃医”

串铃，又叫“虎撑”或“虎衔”，过去的行医卖药者都将其视为护身符。

相传“药王”孙思邈有次进山为人治病时，被一只猛虎挡住了去路。他要逃跑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拿起挑草药的扁担准备搏斗。这时，他发现老虎伏在地上并不追扑自己，只是张开大口猛喘粗气，孙思邈仔细一看，老虎的眼中露出哀求的神色。他明白了这虎没有伤人的意思，而是来找自己看病的。他走近老虎，看到老虎的喉咙被一根很粗的兽骨卡住了。他想为老虎掏出兽骨，又怕老虎兽性发作咬断自己的手臂。正在犹豫时，忽然想起药担子上有只铜串铃，就把它取下来套在胳膊上，把手伸进老虎的嘴里，使劲把骨头拔了出来，老虎疼得合嘴，牙齿正好咬在铜制的串铃上，才没有伤着孙思邈的胳膊。被治愈的老虎摇动尾巴点头致谢，随后转身而去。从那以后，孙思邈进山采药，老虎都会陪伴在他的身边，不离左右，有时还让走累了的孙思邈骑在它的身上。

此事传开之后，人们将串铃叫作“虎撑”，江湖行医之人纷纷效仿，串铃便成了外出时必备之物。后人逐渐将串铃改成手摇的响器，一来可以作为行医的标志，二来是因为孙思邈用串铃救了老虎而没被吃掉，郎中们便把它作为保护自己行医的护身符。

铃医，顾名思义就是拿着串铃走乡串户行医，所以“铃医”亦叫走方医、草泽医，是指游走在民间的医生。他们身背药箱（药袋或药囊），“负笈行医而周游四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医疗力量。

“铃医”与坐堂医生相对而言，是古代一种很好的行医方式，其医疗形式主要是送医到家、送药上门。众所周知，医生坐在药店看病的，称为“坐堂”，这个“堂”字开始时就是衙门里的大堂，它源于名医张仲景。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学医，后来官至长沙太守。有一年，长沙一带伤寒等疫疾流行，张仲景就坐在大堂上为老百姓看病，自称“坐堂医生”。现在全国各地的中药店都名“堂”，即源于此，如北京的同仁堂、长沙的九芝堂、宁波的寿仁堂、济南的宏济堂、沈阳的天益堂等。

“铃医”和“坐堂”都是古代医生的一种行医方式。“铃医”并不是庸医，他们很多是家传师授，有一技之长，肩挑药囊，悬挂葫芦，手摇串铃。有时还要喊上几嗓子，介绍治病用药以及用药的方法等。“铃医”走街串巷，一手拿串铃摇着、一手拿着招牌，虽很辛苦，倒也乐此不疲。古代名医华佗、扁鹊以及孙思邈等，都曾是“铃医”。当然铃医中也不乏混入的庸医和江湖骗子。

古代很多地方缺医少药，“铃医”作为一种医疗形式，特别受乡间百姓的欢迎，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有不少让后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国医节的由来

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医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的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出现了各种阻止中医发展的势力，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该提案的具体内容为：①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1年。②限5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③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④禁止登报介绍旧医。⑤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⑥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将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主张是“废医存药”，即将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①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②中医脉法出于谶纬之学，自欺欺人。③中医无法预防疫病。④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余云岫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50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中医的风潮。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多个中医药团体代表商讨对策。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决议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

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专号“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日内，各地众多中医药团体电函质问南京国民政府。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的口号。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日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

经大会议决的重要提案包括：①请愿问题，决议由执委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隋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进京请愿团，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②建设问题，请求将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并设立各省中医药学校。③确定3月17日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国医节。

议案最终未被采纳，为了纪念这次抗争，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扬光大，造福人类，当时的中医学界人士将每年的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校

师徒传授和父子传授，是我国古代医学教育的传统方式，魏晋以来，官办医学教育已露端倪，南北朝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隋唐时期官办医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宋代更是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清代，太医院教习厅专司医学教育。同治六年（1867年）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下设医学堂。

晚清时期，西医院校广泛办学教授知识，使得西医学在我国不断被接受而后迅速发展。而师带徒模式的中医传承，则显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西医学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关注。西方医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使得传统的中医学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关于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蔑视中医的同时费尽心思打压，甚至向政府提议废除中医。保守者认为，西医不适合中国人，国人向来故步自封，因而很难接受西医。而中医界更多的呼声则是，在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同时改进中医师徒相传的教学模式，广泛创办中医院校。当时民国时期创办的中医学校、学院、讲习所、函授社等达118所，主要分布在江浙沪、广东、福建、北京等地。创办院校的同时，中医名家亦组织编写了许多教材，如丁甘仁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医经辑要》，张山雷为兰溪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难经汇注笺正》，恽铁樵为铁樵函授中医学校编写的《内经讲义》、秦伯未编写的《国医讲义六种》等。当时较为著名的中医院校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一带，如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

一、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5—1948）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由丁甘仁、夏应堂等创办，筹建于1915年，经2年筹备于1917年正式开学，谢观为首任校长，是北洋政府内务部立案的第一所中医学校。其教育方针为“昌明绝学，保存国粹，融汇中西”。学校早期开设17门课程，其中90%以上内容是中医。1931年进行了改革，课程增加到24门（增加西医课3门、公共课4门），大部分讲义由时任授课教师亲自编写。其讲义现存约有80种，内容涉及医经、医史、医论、救护学等25种课程，基本所有中西医学的专业课程都涵盖了。其中，除丁甘仁编写的《脉学辑要》与《药性辑要》为1931年前所用教材外，大多为1931年后编写的教材。办学32年，共有30届，计869人毕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办学时间最长、培养名医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医学校。

二、上海中国医学院（1927—1948）

上海中国医学院创办于1927年12月，由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等人发起，章太炎先生鼎力赞助，出任首届院长，是一所开设时间相对较长的近代中医院校。上海中国医学院的办学宗旨为“发扬中国医学，融合现代知识，培植国医人才”。课程设置中西医并蓄，中医科目占70%以上，教材均由任课教师编写。现存该校讲义有16种，涉及课程包括藏象学、伤寒、温病、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等14门。参与教材编写者有包识生、包天白、朱寿朋、许半龙、吴克潜等。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载，应有“中国医学院讲义十三种”，但未查见，疑已佚失。上海中国医学院在教学观念上追求开放，更倾向实际，勇于打破中西医之成见，博采众长。首开上海男、女合校之风。曾于1928年、1929年，两次倡议并召集全国中医教材编写会议，探讨统一学制、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事宜，开近代中国教材改革统一之先河。

三、上海新中国医学院（1935—1947）

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由近代上海名中医朱南山筹建于1935年12月，1936年2月正式成立。该校办学宗旨为“研究中国历代医学技术，融化新知，养成国医专门人材，增进民族健康”。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成立后，上海中国医学院部分教师随即转至此校任教。该校设置课程最多时有40门，包括23门中医课程及16门西医课程。教学内容力主中西汇通，更倾向于西医学。学校的理化实验室较为完备，附属医院更是有各种西医生化检验设备，为其他中医院校所不及。该校与上海同时期其他中医院校最大的区别是设立研究院。现存该校讲义有35种，涉及课程包括有医经、内经、医案、医学史、通论等25门。主要编写者有章次公、金少陵、沈啸谷、许半龙、包天白等。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记载，应有“新中国医学院讲义四种”及《时方讲义》（钱公玄）1册，现未查见，疑为佚失。

四、浙江中医专门学校（1915—1937）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是1915年由浙江杭州市73家药材行捐款创办的私立中医学校，1920年改名为“药业私立浙江中医专门学校”，首任校长为傅嫩园。学校宗旨是“教授中国历代医学技术，养成中医专门人才”。1917年开始，正式招生。学校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学模式，规定修业年限为5年，其中预科2年、本科3年，后来学制改为4年。在20年的办学过程中，该校的教学计划与课程安排数经变动。大体来说，预科学习课程有国文、伦理、国技、医纲、博物、内经、中药、方剂、诊断、生理、解剖等；本科课程有伤寒、杂病、温病、运气、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推拿、针灸、医学说等。除中医课程外，还开设了包含解剖、生理、外科等在内的西医课程。学校教师组织自编讲义，其中有傅嫩园编《运气学讲义》《组织学讲义》，黄文泉撰、杜士璋编《研经言讲义》，陆元照编《生理学讲义》，都少伯编《精神病学讲义》，孙祖燧撰《难经讲义》，王仲香编《处方学讲义》《伤寒学讲义》等几十种教材，中西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各科、本草药物处方以及中医名著选读等内容均有涵盖。为了推进学生临床实习，学校将实习分为处方实习和临床实习两个阶段，这是该校实习环节的创新之处，一方面可减少因实习生经验不足、处方错误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实习效果。

五、兰溪中医专门学校（1919—1937）

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于1919年由兰溪县知事盛鸿焘发起创办。1920年，嘉定名医张山雷经上海神州医学总会介绍，被校长诸葛超聘任为该校教务主席，主持校务15年。章少洲、诸葛超、诸葛辅、王荫堂、诸葛泰先后继任校长之职。该校学制预科、正科各2年。预科2年，以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为主；正科2年，以临床科为主，每日上午临床，下午上课。该校对师资尤为重视，要求延聘教师必须见闻广博、有学识、临证经验丰富，对于医学源流、各家思想能得微蕴，方能斟酌妥洽，度人金针。要求教师授课时，注意引古证今，重点突出，结合实践，条分缕析，言之有物，引人入胜。并要求学生上课集中精力、记好笔记。要求背诵基础课的主要条文，并反复理解、领会透彻。同时，采用启发式课堂提问、不定期测验等形式，巩固和加强学习成效。张山雷在授课、实习、教学、奖罚以及函授等方面还提出自己的见解。不仅如此，张山雷编写了全部讲义，共计20多种，主要有《全体新论疏证》《经脉腧穴新考证》《本草正义》《难经汇注笺证》《脉学正义》《沈氏女科辑要笺正》《钱氏小儿药证直诀笺正》《疡科纲要》等著作。学校还设有门诊部，将此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由于张山雷办学成绩卓著，使该校声名鹊起，影响不断扩大，苏、浙、皖、赣等省学子纷纷来校求学，为浙江及周边省市培养了大批人才。学生有的成为当时各大中医院校的教授、讲师，有的成为医药界有名的医师，如吴仕昭、宋立人、邱茂良、汪仲清等，都在中医药界享有盛誉。1937年，因战火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停办，该校前后历时19年，一共毕业8期、正科生159名；加上预科生及正、预科的肄业生，共计556人。

中医院校的“办学兴医”浪潮的掀起，对于近代中医教育意义重大。其一，它是当时中医界对西医界歧视、压制中医思潮的有力抗争。其二，它是逆势中推动近代中医学术及其教育变革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三，它为现代中医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培养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中医人才。虽然近代中医学校教育不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当时中医界摒弃保守思想、团结一致、接纳新知、不断自我完善的精神仍值得今人借鉴。

中西医汇通之路

发生于近代的“中西医汇通运动”始于1840年，持续近百年至1949年结束，是我国医学界重新审视自身、探索容纳西方医学的重要革新时期。上海作为中国的港口城市，在那时甚至是今日都是全国的经济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乏中医和西方医学的佼佼者，为“中西医汇通”思潮的萌芽、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无可比拟的舞台。

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中，“中西医汇通”思想萌芽于少数医家的学术观点，并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孕育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充实阶段。优秀医家云集，各派思想碰撞、交锋，如汇通学派的唐宗海、朱培文、恽铁樵、张锡纯等；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丁福保、蔡小香、陈苏生、程门雪、陆渊雷、施今墨、章次公等。

一、孕育阶段（1840—1903）

由于清政府的无能，逐渐使得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我国，传播宗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思想及医学。此时期，中医医家由排斥西医转变为开始接受西学，通过留学等途径学习西方的科学及医学知识，之后再和中医知识相互融汇，以朱沛文、唐宗海等为代表。

朱沛文（1805—？），字少廉、绍溪，广东南海县（今属广东佛山）人。朱沛文出身于世医之家，自幼随父学医。朱沛文丧父后虽家境清寒，却酷嗜医书，广读古今中医及当时翻译的西医书籍，他还到西医院内观察尸体解剖，著有《华洋脏象约纂》（又名《中西脏腑图像合纂》）、《华洋证治约纂》（已佚）。朱沛文临证20余载，治学强调读书与临证相结合。主张读书以“培其根底”，临证以“增其阅历”。朱沛文提出“中西医各有是非，主张通其可通，并存互异，以临床为标准取长补短”的中西医汇通见解。朱氏认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但“信理太过，而或涉于虚”；西医“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但又“逐物大过，而或涉于固”。朱沛文强调一定要以临床为标准定取舍，注重理据“通其可通，并存互异”，他是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派中有见解的代表人物之一。

唐宗海（1862—1918），字容川，四川彭县（今四川彭州）人。他先攻儒学，光绪年间举进士，中年之后因父多病，则转而研究医学。唐宗海主张兼取众家之长，“好古而不迷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是“中西医汇通派”创始人之一。其代表著作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包括《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匮要略浅注补正》《血证论》《本草问答》。唐宗海在《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引用西医解剖生理学说来印证中医的经典理论，在《伤寒论浅注补正》中以西医说证，反映了他研究《伤寒论》之造诣。此外，唐宗海还认为汉以前经典医籍《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乃代表中医学之巅峰，远超西医学。西医的生理、解剖即使“优于”中医，也未能超出《黄帝内经》《难经》的范畴。但由于晋唐，特别是宋元以后，中医学发展出现失误，才使得西医学占得上风，形成当时中学西之势。因此，唐宗海主张着眼点在保存经典中医学，需要学习和吸收西医的内容，表现出“重中轻西”的倾向，其学术观点基本上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医学领域的具体运用。

二、发展阶段（1904—1916）

这一阶段，具有汇通思想的医家们在“中西医汇通，改造中医”的旗帜下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创办社团、出版刊物、制造舆论、开展讨论，交流中西医汇通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中西医汇通运动”已不再是个别医家的著书立说，而是渐渐成为有组织的行动，成为一股潮流。这一时期的代表医家有周雪樵、丁福保、蔡小香等。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号畴居士，一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丁福保由于体弱多病，于是钻研医术，并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先后编译出版了近80种国内外医学书籍，合编为《丁氏医学丛书》，在翻译西医著作、面对中医传播西方医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丁氏主张用科学方式解释中医之理、证明其疗效；强调医说循生理病理，方剂循理化生物，为较早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医家。

蔡小香（1862—1912），名钟骏，字轶侯，是上海宝山蔡氏妇科第五世医。蔡氏有志振兴中国医学，与李平书、唐乃安等举办各种讲座、讲学班，创立上海医务总会、杂志。美国排华事件发生后，蔡小香便联络医界人士声援受欺华工，抵制洋药、发展国产药品。蔡氏主张中西医汇通，提出要“吸收外来先进医学补我不足，纳西方之鸿宝，保东国之粹言，沟而通之，合而铸之”。

三、成熟阶段（1917—1937）

这一时期，中西医汇通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发展，逐渐成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论争期，1916—1928年，以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恽铁樵撰文驳斥为标志；后一阶段1929—1937年，以“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提出和大量中西医汇通实践为标志。代表人物有恽铁樵、张锡纯、施今墨、蔡陆仙、时逸人、余无言、陈无咎、徐衡之、张赞臣等。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民，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因长子病故，发愤学医，曾就学于名医汪莲石，尤擅儿科。当余云岫书《灵素商兑》以西医理论攻击中医时，作《群经见智录》予以驳斥。恽氏主张中医为主，搞清学理，以中医演进为目标而中西医汇通。以“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明确中医有独立价值，强调搞清中医学理为出发点进行中西医汇通，主张中西医汇通以中医为主，注重实效改进中医。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世代书香门第，幼年从父读书，及稍长又授以方书，孜孜不倦研究医学10余年，偶为人诊治，辄能得心应手。张氏认为中医之理包涵西医，主张“衷中参西，并用汇通”，目的“求的中华医学跟上时代发展”，“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背中”进行中西医汇通。在临床实践上提倡——明药性的基础上中西医并用，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他应用中西药，重疗效的观点对后人影响颇深。

四、充实阶段（1938—1949）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导致社团中止、学校萎缩、报刊停办。由于抗战全面爆发，中西医争论和缓，报刊上的谩骂攻击减少，对改进中医的见解和方法论述逐渐增多。因为租界孤岛仍维持着繁荣局面，医学活动仍在继续，并没有完全停止。中西医汇通已成为中医界普遍的共识，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融新旧于一炉，中医界当时的主流看法是振兴固有医学。许多中医都在医学活动中或多或少自觉地实践，如陆渊雷、章次公、施今墨、程门雪、姜春华、陈苏生等。

章次公（1903—1959），名成之，号之庵，江苏镇江人。1919年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先后成为孟河名医丁甘仁及经方大家曹颖甫的学生，又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发皇古义，融汇新知”这八字真言是章氏对中西医汇通的基本看法，是影响老一辈中医的八字真言，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他认为医生治病，既要看到局部，也要看到整体，既要治病，又要治人；中医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主，治病首先从整体着眼，这是中医的特长，但如果兼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诊断，加强对病原病灶的认识，那就更加完善了，主张在必要时应采用双重诊断和双重治疗，甚至强调说：“科学的诊断应无条件接受，现代的新药应有条件选择。”编有《药物学》4卷，大部分资料收入《中国医药大辞典》，撰有《诊余抄》《道少集》《立行集》《杂病医案》《中国医学史话》，以及其门人整理出版的《章次公医案》，朱良春等汇集其遗著、医案等出版《章次公医术经验集》。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川沙人（今属上海市）。师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后又拜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协助恽铁樵创办学校，并拜恽铁樵为师。陆氏受近代医学科学影响，提倡中西医汇通，主张治中医宜积极吸收西学。民国18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汇新知”为办校宗旨。陆氏在学术上主张远西的理法和中土的方术糅合为一。认为古医书中部分说理，暗合现代医学，故从中医书治疗方剂中，可以触类旁通，灵活运用，兼治其他名称绝不相同之病，以及中西医各不同名之病。著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陆氏医论集》《中医生理术语解》《中医病理术语解》《流行病须知》《伤寒论概要》《脉学新论》《舌诊要旨》等。

“中西医汇通运动”经历百余年的历程，从个别医家的思想逐渐辐射至全国，影响整个医学界，使得民国时期大部分著名医家都积极投身于此。尽管中西医汇通并未脱离“中体西用”的框架，且一直为西医所诟病，在其发展过程中争论颇多，但是纵观中西医汇通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医界有识之士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西学中的前辈一直在为中西医结合而努力着，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西医结合先行者，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其功勋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