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灞陵桥碑记

图片提供：渭源县旅游局

此碑青石灰岩质，嵌于灞陵桥北引桥廊东壁，长方形，高0.73米，宽1.45米。共34行，满行24字，字大2厘米，楷书。现在的灞陵桥，自明朝洪武元年建成以来，先后经过清同治年间、1919年、1932年、1984年四次大的维修。

“灞陵桥始于明洪武时代，清同治时建修仍以此名。昔之碑石文字，经风霜剥蚀大致脱落，独‘灞陵桥’数字，尤完整可辨，惟前次所建者，皆系平桥，既济行人，复通车马，其利薄矣。然每遇水势陡涨，桥墩易于冲坏，修筑频仍，劳烦费巨。民国三年，县长阆中黎公之彦谋为改建，事未果，以丁忧去职。至民国八年，县长长安马公象乾与邑绅徐子廷先生，继黎公之志，始改建为今式，桥身高耸，备极壮观。其桥之成，虽不利车马之行，然以之容巨流避浪击，得失异矣。历十余年至今，因工料弗臻完善，渐形倾圮。”

以上记载反映，1914年，渭源县县长陕西人黎之彦提议重修灞陵桥，未果。1919年，渭源县县长陕西人马象乾与绅士徐子廷先生“继黎公之志，始改建为今式”。这次重修由马象乾主持，乡绅白玉瑞、徐立朝督工，陇西著名木工莫如珍掌尺，仿兰州雷坛河卧桥式样在原址修建，桥落成后“桥身高耸，备极壮观。其桥之成，虽不利车马之行，然以之容巨流避浪击，得失异矣”。由于“历十余年至今，因工料弗臻完善，渐形倾圮”。(https://www.daowen.com)

1932年，继任县长王端甫莅任地方，“适值兵燹之余，公私交困，民不聊生。公乃为除积弊以裕民力，轻负担以抚流亡，未及数月，民咸感服。公视地方元气渐复，乃又捐俸兴学，重教育以开民智，植树造林，重建设以厚民生。暇游城南，见渭水灞桥年延将圮，乃又急谋重建，其重视交通又如此，遂令地方士绅组织重建灞陵桥，桥工委员会专事建造，成立未久，而各委员或奔走四方，或系身家事，以致负责无人。公乃以重建事，令建设局局长黄允若先生负其专责，用者厥成。先生既肩艰巨，乃殚精竭智，以谋工程之妥善。其桥款深得县长王公热心筹划及地方绅民之踊跃捐助，俾桥工得迅速进行，经年余而告成。今则桥身横跨渭水，美愈于前。巨公名人所宠，赐之匾联，允能为斯桥永寿而工事之巩固，用料之坚实，诚又得前次所未有。继今以往，不惟商旅之往来斯桥者，有民未病涉之，叹即我渭人士之步履常经者，岂忘一劳永逸之功。若夫登临之乐，游观之美，犹余事矣，是役也，在工事上甚得力者，则有督工专员辛君仲武与督工专员兼会计戴君爵伯，其任事之勤慎，诚足为后来者法。”

这篇由时任渭源教育会常务委员、县立第一高小校长张亨和时任渭源教育局局长、河州镇守使署参议周钧撰写的《重修灞陵桥记》叙述的是1932年重修灞陵桥的经过，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这次重修由清源柯寨村木工何遇江、何遇海二人为技师，杨大师（名不详）为贴尺，又经画师曹海山精心绘画，桥的美观、气势、艺术水准皆超以前。遥想何氏两兄弟，在世代为木匠的家族中成长，造就了建桥的娴熟技艺，加之有了参照物的参考，重建了这美丽的渭河第一桥。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和天才而折服，也为渭河子民们用美丽的桥来装扮母亲河而敬佩。

灞陵桥于1934年8月重修完成，工程竣工之后，呈请中央及本省要人题词纪念。蒋介石题“绾毂秦陇”，于右任题“大道之行”，林森题“兴梁利济”，孙科题“渭水长虹”；何应钦撰联“鸟鼠烟云足画图，灞陵飞雪饶诗思”，杨虎城题联“鸟鼠溯灵源，雪浪云涛，东流江泾渎黄河函关紫气；秦陇资利涉，月环虹跨，西望金城杨柳玉塞葡萄”。现悬存于灞陵桥长廊内的匾额有左宗棠的“南谷源长”、沈鹏的“渭水第一桥”、启功的“灞陵桥”，以及孙科、汪精卫、张亨、周钧诸人的题词碑刻。

从灞陵桥的重建，可以看出国运的兴衰荣辱。当国家繁荣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时，文脉便走向兴盛，文物便会得到善待。当国家政局不稳、百姓衣食无着时，文脉便趋于式微，文物便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特别是一县之长，对于当地文化的繁荣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清代康熙年间，河南内乡县知县高以永所撰对联云：“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灞陵桥的重建，如果没有渭源县马象乾、王端甫两任县长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意识，如果没有这两任县长的接续努力，重建工作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绝不可能顺利完成。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灞陵桥能重现昔日风采，我们应感谢所有参与重建工作的前辈们，尤其要感谢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弘扬传统文化的地方要员。如果没有这些地方官员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没有他们的亲力亲为，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不可能轻而易举地留存至今，为后人所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