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三类人群急需心理援助
赵旭东
原文首发于《上观新闻》，2020年2月13日，内容有部分删减。
患者、医务人员、相关服务保障人员，对于这三类人的心理援助是当下非常急迫的事情。心理救援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耍嘴皮子，也不是简单依靠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目前的援助主要是由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来担当的。
各地有不少精神科医生编队进入了医疗队前往疫区，他们与一线的其他医务人员一样，也是勇敢的逆行者。湖北当地还有一大批精神科医生正奋战在抗疫前线，他们既要保护所收治的精神疾病患者，还要深入隔离病房中给病人进行会诊，压力非常大。全国各大相关的学会、学术机构，比如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心身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还有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都努力地在后方为“前线”的医生想办法，同时也在为更广大的人群提供心理咨询。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的成员们大年初一就行动起来了，在贾晓明主任委员主持下紧急开了工作启动会。这个注册系统里有一批非常资深的精神科专家、心理学家，其中有很多人都经历过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的心理救援，一直在通过互联网对全国的心理督导师进行再督导。(https://www.daowen.com)
简单来说，督导师就是可以对其他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进行业务指导的资深人员。他们开展的督导工作，有点像医院里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监督、辅导，只是没有那么等级森严。我们从年初二起，就动员两百多名注册督导师，连续七天开网络视频会议，把全国各地的心理咨询热线所接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类，讨论目前最急迫的心理问题。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帮助求助者们找口罩等防护物资，帮助病人求医问药、联系社区、联系慈善机构等，给予他们切实帮助。
灾害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为各种人群和个体提供的心理援助和社会支持是非常必要的。一些发达国家尤其重视抢险救灾、防治疫病中的心理服务。心理技术不能直接杀病毒，但当灾难或疫情来临，人都有情绪，需要沟通、疏泄、安抚，渴望被倾听、被关注，急欲抱团取暖。情绪状态和免疫系统功能密切关联，积极情绪被激发起来，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健康，就有助于杀灭病毒。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灾难心理救援。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心理救援首次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成为重大事件应急机制的组成部分。一大批精神科医生奋战在封闭病房，为患者抚平内心的创伤。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数千名心理救援者进入灾区，其中包括数百名精神科医生、几百名有组织的心理学者和许多自行前往的志愿者。国际上有很多研究认为，大地震等创伤发生后，灾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会达到10%以上，有的文献甚至认为高达40%。但汶川大地震过后，我们国家很多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随访，发现灾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都在5%左右，当时的心理救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最根本的还是要在生物医学领域战胜、控制病毒。目前，社会的恐慌与人们的不安，归根到底都与疾病能不能被科学技术所战胜密切相关。进行心理救援并不是要唱主角，而是要争取做医护及科技人员的“神助攻”，尽力让整个社会能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在应对非典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病毒感染病不是纯粹的生物学课题，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方面攻坚克难的同时，还要把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对待，要采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战胜疫情。此次的新冠肺炎已经击倒数万人，还有很多人对病毒感到恐惧、缺乏安全感、缺乏确定性，个别人甚至还出现了愤怒、精神崩溃甚至敌对攻击的情绪，这都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部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赶赴灾区的志愿者非常多，但缺乏协同与有序的管理。这次抗击传染病，很多非医学背景的心理工作者不可以自己赶到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去，心理救援的难度更大。但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的领导下，救援工作的开展与过去相比更有组织、也更加规范了。汶川地震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在不恰当的时候催着病人回忆创伤的经历。如果对着方舱医院的病人问“你痛不痛”“你亲人不在身边你怎么想的”，这都没什么很大的用处。病人与外界隔离，此时除了治疗外，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心理救援要给予他们的，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要告诉病人国家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医生和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哪些努力，给他们信心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