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设计的热潮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过程，在39年的时间内（1978—2019年），将城镇化率提高了40个百分点。然而，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后，也普遍出现了诸如城市整体形态的缺乏管控、城市肌理断裂破碎及城市地方特色湮灭等问题（王建国 等，2017）。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强调了城市设计的地位并对新时期的城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一轮城市设计的热潮，我们也反思城市设计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集中于成果的管理实施层面，在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突飞猛进的同时，城市设计的长效管理却成为实践中的难题，精心谋划的城市设计蓝图在被转译为规划管理语言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关键信息的缺失，设计成果蓝图包括了空间结构、建筑组合、水系形态、标识节点、天际轮廓、公共空间、街道景观、风貌肌理等多种空间形态专项体系，而到了规划管理中，城市设计精细的三维空间谋划被压缩为高度、出入口、容积率等有限的几个定量指标，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妥协，滞后的规划管控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矛盾重重，这是城市设计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城市设计的成果管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借鉴国外设计管控技术，为国内城市管控提出相关建议与方法，如王玉等（2007）对比研究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城市设计管控的特征，提出我国城市设计的管理与实施应建立审查制度并采用城市设计导则的方式；陈琛（2011）梳理了美国和日本城市设计管控实践措施和内容，整理了国内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脉络；蔡震（2012）通过研究美国、日本等实施型城市设计的相关案例，特别是对特殊背景下实施型城市设计的建设成就考察，在城市设计实施管控的组织方式、编制方式、运行方式、决策方式、评估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另一类则是针对国内城市设计管控存在的问题域缺陷，提出城市设计落实管控的转型与升级策略，如林隽（2014）认为城市设计缺少引导控制，提出面向管理的“城市设计导控”方法的框架建议；周俭（2017）针对上海市支撑与机制保障方面相对滞后的问题，重识上海城市空间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内在秩序，构建符合上海城市长远发展的形象特征与城市设计框架，并尝试提出一套总体空间优化的目标、策略与管控框架；任小蔚等（2016）认为应确立省域的城市设计管控体系以解决规划蓝图与实施脱节的问题；段进等（2017）提出城市设计技术规范化工作需要从“设计导向”转型到“管控导向”，并强调城市规划师需要将规划成果转译成政策法规、城市设计导则等规范化文件形式；王敏（2009）提出城市设计要用有效的管理语言来激发和控制城市形态和环境品质，并构建了基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市设计管控运行框架和管控保障体系。国内外学者面对城市管控现状问题，集中研究了国外技术的借鉴以及现有管控方法的转型与升级（王光伟，2016），对管控的方法提出了宏观性的修改及建设性意见。然而似乎忽略了从城市设计到实施管控的转译过程中导致的大量信息损毁和压缩，致使实施管控始终无法完全满足城市设计对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各项诉求。

基于以上学术成果和本团队近年在全国的实践探索，本文尝试构建面向城市设计转译和管控的三维数字管控平台，根据宏观、中观、微观空间尺度层面的城市设计成果特点以及管控要求，实现城市设计到管控的结构性转译、功能性转译、要素性转译以及数字化管理，同时将在全面管控维度、分系统管控维度和分重点管控维度上对城市的整体、各类专项以及重点地区进行数字化精细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