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引言
为何贪欲会引发关注
近年来，贪欲已成为公共领域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但是，为何它会引发关注？它在美国文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是否如同哥顿·盖柯在电影《华尔街》中所说的那样，永远都是好东西？还是说这一说法只适用于某些特定领域？这是一个核心社会问题，也是本书将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贪欲之所以能在现今获得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业在21世纪初呈现出了过度增长的势头。金融业在追求更大利润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将风险推至了极限——甚至越过了极限。它在此间的成功令银行家与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人的薪水与年终奖高得让普通人恨得牙痒。只能说，其背后的推手就是贪欲。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认为，“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inordinate,insatiable greed）是令人沮丧的现代生活的特征”。多数人一生的劳动所得也抵不上他们的一笔年终奖。只有贪欲才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因为他们的工资水平已远超其生活所需。公众轻蔑地称这些人为“肥猫（fat cats，意指权势者）”，他们压根不会顾及自己圈子以外的人究竟是死是活。巨额收入赋予他们的权力很快便会令他们上瘾并且促进“贪婪阶级（greedocracy）”的形成。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便在其讽刺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嘲讽了金融体制。主人公谢尔曼·麦考伊（Sherman McCoy）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证券交易员，常常能够突然圈到大笔现金。他自鸣得意地回顾自己所享有的地位：“在华尔街，他与少数一些人已经成了……宇宙的主宰。他们行事百无禁忌！”
然而，有时我们确实也会遇到禁忌，这个体系会在达到极限之后，完全失去效力。2007~2008年信贷崩溃发生之时，它就突然停止了运转。这是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以来，股市所遭遇的最大冲击。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大萧条”在随后几年内拖累了全球各国，使世界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从而掀起了一股针对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抗议浪潮。然而，最近的这场危机却并未显著改变金融业的做法（奖金制度不可避免地延续了下来）。一个令全球文化评论家与政治家激烈争论的话题就是金融业催生的不平等现象。贪婪阶级也许正在日益壮大，但是显然，除此之外的人们却并非如此。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认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是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同时也谴责了当前制度所依据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
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其所著的以信用崩溃为主题的书籍《金融大崩溃》（Meltdown）中，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坚持认为应将其视作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剩余人群变得更为贫困的“超级富豪阶层的秘密宗教”。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肆无忌惮的竞争——改变信仰之后的人们显然对这种信念深信不疑，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而这种竞争极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公。如果你在这个体系内赢得了胜利，就会大获全胜，立即在你与大众之间划出一道财富的鸿沟。为了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你会左右这些人。基本假设就是，至少你确实“百无禁忌”。成功的网络企业家成了这个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范例，他们往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新成立的小型企业打造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梅森在2009年著书时曾指出，“今天，美国普通男性工人的实际收入不及1979年工人的收入。对于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20%的穷人而言，工资的下降幅度则更大。”虽然梅森在书籍的副标题中预告了“贪婪时代的终结”，但是根据随后几年的观察，只能说他的预言过于乐观。相反，我们甚至觉得自己正在倒退回“兄弟，能否赏我一毛钱？”[1]的岁月。失业仍将继续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实际收入依然在下滑。在另一位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眼中，与其说“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宣告了“贪婪时代的终结”，不如说我们见证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这不仅仅是20世纪才出现的问题。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透过守财奴艾贝尼扎·斯克鲁奇（Ebeneezer Scrooge）这个角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19世纪版“贪婪时代（age of greed）”的例子。从此，斯克鲁奇的名字便成了吝啬的代名词（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斯克鲁奇的贪欲已经超越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一个压榨、扭曲、攫取、搜刮、控制、贪婪的老罪人！”这是狄更斯对于这个角色的介绍。继续向前追溯欧洲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贪欲是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与早期现代欧洲文化所担忧的一种恶习，因为基督教对这种世俗的追求表示谴责，认为它严重危害了人的精神前景（不知道中世纪教会如何看待哥顿·盖柯这类现代商人）。该时期的许多著名画作均以贪得无厌的守财奴为主题，如耶罗尼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约在1485~1490年间创作的《死神与守财奴》（Death and the Miser）。
然而，一旦涉及钱财，教会自身也许就会变得十分虚伪。它在此期间聚敛财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贪欲。例如，教会通过在整个欧洲销售圣物可以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然而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在欺骗信徒，因为这些圣物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赦免与免罪书。即便在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一些教会中的高层人士曾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借用文化历史学家迈克尔·派伊（Michael Pye）的话——给人留下“上帝之所以会做出宽恕人类罪恶之类的举动，仅仅是为了赚取金钱”的印象。更糟糕的是，上帝似乎在进行这些交易时暗中给予富人恩惠：你支付的金钱越多，能被赦免的罪恶也就越多。不论基督教教义号称自己代表了何种美德，贪婪的人们都站在了它的对立面。牧师常常告诉穷人，贫穷不会阻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然而在这样的体系中，你根本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既然金钱可以换取赦免罪恶的免罪书，那么牧师所说的一切就都是假的。教会正在用教义原则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梵蒂冈银行也曾因参与不法的金融交易而多次遭人指责。纵观历史，大型国际机构内部似乎总是贪婪频生。
诸如此类的情节终将成为历史，但改革未必就会出现。不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几乎所有时代都存在类似的机构贪婪的例子。几年前，英国国会议员的开支问题原本会成为一则丑闻。遭到指控的议员异口同声地予以否认，后来，其中一些人滥用津贴与开支的罪名成立（希望他们会为此感到羞愧，但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贪婪的人是否会有这种反应）。在公共生活中，必然有人会在金融诱惑的面前展露贪欲。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这样的人仍将不断涌现。“为何贪欲始终存在”与“为何多数人认为贪婪极不道德”一样，都是值得深思的有趣的问题。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臣服在贪欲脚下？为何它可以如此轻易地在制度环境中扎下根来？
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的所有社会均被形形色色的罪行所困扰，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由此便可证明，贪婪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天性。如此之多的犯罪活动，包括盗窃与抢劫，背后的推动力是贪欲以及对于他人财产的觊觎。网络犯罪不过只是贪欲极其狡诈、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以及能够利用一切新兴技术或文化发展的最新例证。犯罪行为似乎总能找到攫取他人财富的方法，似乎没有哪种体制可以免受其害。不论被捕入狱之后将遭受社会的何种惩罚，似乎从来都不缺少主动步入犯罪行列的人。暴乱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往往都会出现劫掠，仿佛只需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例如，空置或暂时废弃的商店和房屋会让隐藏在血液中的犯罪冲动翻涌上来，促使贪婪的人采取行动。我们似乎喜欢不厌其烦地阅读有关犯罪分子的故事，犯罪小说成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之一，同时也是电影制片人和电视制作人眼中永不褪色的魅力话题。显然，犯罪分子的贪欲令我们着迷。
可以说，金融体系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大量创业活动的幕后推手正是贪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贪欲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仅限当系统运行良好时。哪家企业实体或是实业巨头不愿年复一年地增加收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有理由认为“贪欲是个好东西”，因为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极其依赖商界的繁荣。一旦经济衰退的浪潮袭来，受到重创的不仅仅只是企业，几乎所有人均会受到波及，而且所处阶层越低，受到的冲击就越大。也可以说，我们在盼望经济复苏的愿望同时，也在希望——当然是在不经意间——贪欲能够复苏。关键就在于“贪欲是个好东西”这个观念能走多远，金融贪欲的所有表现形式是否能为人所接受。哥顿·盖柯与谢尔曼·麦考伊之流也许不愿承认贪欲的领地存在边界，然而，这条边界确实存在。而且，只要我们走到边界的尽头，剩下的人很快便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最后，这是一个关乎利润的问题。利润是金融贪欲的终极目标，为了预防股市出现混乱，是否应该对其进行一些社会政治监督的限制？我们必须对此事提起表决，因为一旦贪欲严重失控，就会对政治体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毕竟，在信贷崩溃过去几年之后，我们仍然深陷财政紧缩的泥潭。因为政府几乎不断对所有领域的投资进行削减，民众已经疲惫不堪，对于他们而言，复苏遥遥无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设定一定的上限，我们便可以接受贪欲的存在？若是如此，谁可以做出这种限制？又是基于何种标准？对社会而言，这些已经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目前政府各部门尚未就其解决方案达成共识。既然新自由主义热情地接受了紧缩政策（对他人而非他们自己实施这种政策，奖金制度的延续显然说明了这一点），也许短期内仍然无法达成此类共识并实施具体限制。因此，我们更加有理由继续强调这个问题，促使人们就其进行讨论。
然而，金融贪欲并非是唯一一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贪欲的形式。我们也会提及对于食物、声名以及一般资源的贪欲：“宇宙的主宰（Masters of the Universe）[2]”也许会披着各色伪装。所有案例中的关键因素都是自我中心性，而它通常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制约——不过前提是，它开始对他人的生活与权利产生了负面影响。贪婪是一种欲望，而欲望未必就是一种违反社会准则的驱动力。壮志雄心的背后是想要获得某种个人利益的欲望，虽然说，如果这种欲望能够带来更广泛的社会效益，人们便会给予他更大的认可。评价企业家功绩的基准是他们如何造福于社会，艺术亦是如此。个人不仅会寻求经济利益，而且还会追寻情感与精神上的收益。对整个社会而言，艺术家的作品便具有此类情感与精神的双重意义。实现某些目标或是超越同行的雄心，往往是激发艺术家创作的动力，其最终的社会价值能够获得认可与赞赏。开发出于社会有益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家也能赢得类似的赞誉。这也能被视作是贪欲能为人所接受的一面，尽管一旦这些企业家所持有的财富飙升至数10亿美元并且一直在不断增长，公众给予他们的赞赏往往就会有所减弱。届时，许多市民就会开始怀疑，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钱才算够用。然而，看看那些最成功人士的财富与职业，我们不得不假设，对于一些人而言，再多的金钱都无法完全令他们感到满足。他们也许不会为自己的欲望贴上“贪得无厌”的标签，但是仅仅从表象来看，两者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竞选活动一贯需要庞大的广告费等活动开支（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如果候选人没有雄厚的个人财富作为支撑，那么便很容易在竞选过程中接受此类“好处（favours）"。这就为“金钱是个好东西”这一观念渲染了更多积极的色彩：显然，不接受赞助的政治家似乎是一类值得信任的政治家。然而，贪欲作为政治家的必备资质，却并不是一种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想法，而且似乎也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最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究竟愿意让自我中心性在公共领域中走多远，以及我们对于自我中心性的表现形式做出何种限制才可以为社会所接受。自由放任经济学热情地鼓励人们形成金融贪欲，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试图将其根除——但巧合的是，双方都声称这样做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利益。两种理论所涉及的是截然不同的自我观念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社会通常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中间地带，只有当社会突然转向一个或另一个极端并试图维系较长时间时，问题才会爆发。因此，我们必须从政治层面探讨贪欲。国家也可以具有贪欲，19世纪的殖民主义历史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便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贪欲的形式能够产生持久的不利影响，即便在21世纪也依然发挥着效力。目前困扰全球的许多地缘政治压力正是源于对资源的贪欲（中东地区便是如此）。事实证明，当地给出的解决方案收效甚微。这种态度也未从西方文化中完全消失。人们常常指责新自由主义在对待发展中国家时，采取了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方式。为了西方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进行剥削，某些享有特权的西方集团尤其变本加厉。到目前为止，大型企业、投资者和股东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赢家。为了将全球化进程作为一种世界贸易体系，人们给出了许多高尚的理由。在这其中，贪欲在许多案例中所造成的影响已经通过其他手段将全球化转变成了殖民主义。
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贪欲存在问题，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现状。支持贪欲的理由是什么？反对它的理由是什么？历史上提出的正反面理由又是什么呢？此类调查不仅将引领我们步入经济领域——例如，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对抗，而且还将带领我们踏进政治、宗教、心理学、社会哲学与艺术等各领域。就后者而言，文学、艺术以及最近的电影都为表现贪欲及其受害者身陷的困境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本书将从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的立场和历史观点来研究贪欲，从而对其进行分析，思考我们能够对它的文化顽固性做些什么。贪婪阶级对于财富的欲望显然永无止境，我们必须立即着手进行应对。
【注释】
[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相当流行的一首歌曲。——译者注
[2] 《宇宙的巨人希曼》（He-Man and th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是80年代风靡一时的美国动画片。生活在奇幻世界“埃坦尼亚”的王子亚当只要喊出咒语“赐予我力量吧！我是西曼！”就会变身为宇宙的主宰，与骷髅王作战，保卫家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