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与贪欲共处

只要自由市场依旧是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础（这一点几乎未表现出任何改变的迹象），便难以完全将贪欲这种驱动力从文化之中剥离。也许股市的核心是赌博原则，但是由于这种原则早已深植于文化之中，很难想象如果将它连根拔起，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样一番模样。也许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贪欲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们早就习惯了它的运作方式，即便有时我们仍会对它将带领我们前往的方向感到忧虑。现在，就连大部分左翼人士也都认为，我们需要依靠创业活动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刺激经济发展。这其中往往就会涉及贪婪与贪心，因为追求盈利的过程必然会产生贪欲。在为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这个愿望中，必然存在贪欲的身影，即便它已经被抑制在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而且并未走向无法被社会所接受的极端——哥顿·盖柯与谢尔曼·麦考伊等经典贪欲主义者所表现出的乖张行为便是“极端”的最好诠释。就渴望获取利润的欲望而言，需求将使市场理念践行者的需要一直处于过度膨胀的状态。一旦企业家阶层牵涉其中，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对于这些人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行事方式，这似乎也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应付利益与贪欲，尽管人们很可能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对它们实施控制——例如新自由主义的游说团的抗议持续不断。如果不希望在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平等的社会的过程中，出现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就不得不控制利益与贪欲。目前的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越长，社会局势就会日益紧张，社会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资本主义运动不过只是冰山一角：民众的不满程度远比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愿意承认的要深。一如托马斯·皮克蒂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财政同意（即同意遵守所在国家的税法）继续遭受无限期的破坏，就必将对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造成严重损害。这一体系已然成为西方世界的规范，并且依然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市场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文化中所有人类活动的终极仲裁者，或者说市场价值必须成为衡量所有其他项目的标准。我们大可选择其他方式来处理问题。我想说的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社会健康严重依赖于此。

如果恰当的监管体系已经到位，而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现行的经济教条——新自由主义不但反对监管体系的调节，它还系统地削弱了这一体系的影响——最近的这场金融危机原本完全可以避免。金融行业的管理越是松懈，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波动就会越大，从而有损大众的生活品质。除了决意继续废止监管，装作什么都未曾发生的行业内部人士之外，其他人似乎一眼便能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如果涉及田径与自行车等国际体育项目，就不会有人郑重其事地建议放松管制，因为人们深知，对于名利的贪欲将彻底扭曲个人的道德观念。多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兰斯·阿姆斯特朗与一些奥运会金牌得主（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份名单上的名字仍在不断增加）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每日不亦乐乎地谈论着的兴奋剂丑闻与腐败问题应该让我们永远记住，鲜少有人能将野心保持克制不越过道德的边界。然而，说到那些罔顾贪欲会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只是一味追逐经济利益的投机商与银行家，总是有人劝说我们相信，虽然缺少外部审计，但是金融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全都秉持着社会良知，行事谨慎——即便反面证据早已堆积如山。无疑，我们都愿意相信人性本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除非保持十二万分的警惕，否则，贪欲的反社会特征将会继续冲破阻碍，赢得胜利。如果不实施一些严格的控制，贪欲将会如同现下这般继续迅速蔓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霍布斯所言非虚：人们必须对自利性进行约束。

鉴于股市的吸引力令人上瘾，贪婪者仍会不断加入其中：这似乎是一个可悲的现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约束这些人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在刚刚提及的体育竞技领域就存在此类约束。这似乎也是不争的事实。究竟贸易兄弟会成员能够在追求股市收益的过程中走多远？我们应该对问题的答案设置明确的限制。为了保护普通大众，需要杀一杀“宇宙的主宰”的威风。未必就非得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将自由放任作为金融业界的公约。这种特定解读对商业信誉的依赖已经远远越过了安全的界限。商业信誉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也许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将贪欲降低到现有水平以下，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我们必须尝试在角力的力量——如需求与需要——之间实现适度的冲突，并使之像在其他社会中一样，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

必须承认，对于那些真正积极上进的企业家而言——我们身边颇有一些这类人——眼前的经济收益永远不够多；因此，他们基本都会选择避税，尽管这些避税举措会带来反社会的影响。一些成功企业家也许会像比尔·盖茨那样推行大规模的慈善计划；林赛·麦戈伊谴责此类做法纯属“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认为这些慈善项目并不比面子工程强多少。他进而提出了更深层的反对理由，即此类项目的大部分资金完全有可能是通过避税手段所获得的。事实上，成功企业家永不知足，这多少叫人觉得沮丧。拥有此类性格的人很少会感到满足，或者说，他们的满足感稍纵即逝。在这个世界上，一次过剩必然会引发进一步的过剩，循环往复；虽然那些一心一意追求满足感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实现满足感的路上已经走过了头。诺里斯在小说《陷阱》中通过柯蒂斯·贾德温这个经典的虚构形象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刻画。他证明了贪欲可以将个人所有的中断机制均践踏在脚下，驱使他们或是迈向更大的成功，或是如同贾德温发现的那样，引爆全面的金融危机。这是时常在个人内心运转的“繁荣与萧条”周期，而且它似乎已经融入了市场心态之中，随时准备孤注一掷——贪婪的需求将塑造出大量因受其诱惑而响应其号召的人。处于创业者世界之中的企业必须逐年提高交易数额，不断加快积累利润的速度，时刻不得松懈。一旦它确实有所懈怠，股东们便会四下寻找更有利可图的股票进行投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停歇追求更高回报的脚步。这样一来，如果放任贪欲蔓延，那么如何保护更广泛的社会不受其所带来的过剩的影响，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也是政府应该介入并采取果断行动的领域。如果将过剩视作一种美德，就无法继续相信那只“看不见的手”还会出手相救。不论是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抑或是2007年8月的信贷危机，这只手显然都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政府应该在其整体经济政策中支持哪一方：是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过后，一个不受约束的金融部门似乎便开始自寻烦恼。只有在更广泛的选民所给予的持续刺激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终将遭受最为严重的损失），经由选举组建的政府，才拥有为了实现普遍的社会福利——包括国家经济的利益——对该行业实施并监控限制的力量。自我调控一直未见成效。犯罪行为长期存在，由此便可获知，人性本善的假设极其天真；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警察机关来确保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些安全的原因。因此，若是想要找到可以适应贪欲的方法，由政府制定适当的法律法规与严格的审计制度就是首要的要求。教育也能鼓励并明确所有行动中的社会责任。如果明确社会责任成了基本要素，那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金融领域对此敷衍了事的情况实在太过常见。金融业界从业人员的所言所行往往堂而皇之地背道而驰。既然创业精神已经成为大中院校教学大纲中的一项，希望社会责任可以被视作是教与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显然，这同样适用于国际体育的大部分项目。太多的案例表明，社会责任似乎并非参赛者的优先考虑事项，这实在令人深感不安。俄罗斯奥运选手普遍服用了可以提高竞赛成绩的禁药一事便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俄罗斯也对许多西方运动员提起反诉。此类故事不胜枚举。认为这只是体育界的习俗，觉得它不过是“自私的激情”运作的方式，而我们必须效仿它的做法还远远不够。至少，亚当·斯密永远不会点头赞同。他会有力地宣称，如果我们用习俗来证明此类行为的合理性，

那么，我们大可推想，几乎没有什么恶劣的特殊行为无法获得认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此类事件，觉得它稀松平常。人们似乎认为，那是在为最不义并且最无理性的行为进行的十足的辩解。

习以为常是一种很糟糕的托词，当其被用来为腐败行为正名时尤是如此。垄断也是大型企业内部习俗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就是正确的。习俗可以更改——它们不会亘古不变，否则社会就将无限期地滞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

也许贪欲与贫穷一样，注定与我们同在。不幸的是，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暗示我们，事实就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自己视作贪欲的奴隶（大胆妈妈似乎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奴隶），也不是说我们就应该终止缓解贫困、创造更加平等的社会的努力。或者，就此而言，不顾公众非议，坚持推进体制改革，使得避税行为疯长。避税港只会鼓励贪欲不断膨胀，主要西方国家迟早会料理这些地方。“不折不扣的盗窃”不应享受如今这般的官方保护，不论这是多么心照不宣的事情；甚至也不应该出现“利润转移”的可能性。各国政府必须承担起自己做出的任何有关体制改革的承诺，否则，原本进入流通领域的“列国的隐藏财富”将永远隐于水面之下：它们能够在公共领域，为可以改善所有人生活的项目与体系提供资金支持。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在经济紧缩的时代还存在此类“隐藏财富”，这是又一个尽管体现出了其不公平性但却依旧获准得以发展的“习俗”。放任这种现象就是在藐视整个利益相关群体，而事实上，该群体已然面临困境。必须尽可能频繁地指出贪婪的暴行及其对于政治体的影响。回顾贪婪的历史可以发现，对于这一特点不加控制显然不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贪欲也并非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特性，它来自于我们的内心。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时刻观察这种现象，因为它的能力是我们性格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每日与他人的接触中，不断与它相遇。企业无法产生贪婪或是“超级富豪的秘密宗教（secret religion for the super-rich）"。我们不能将个人行为归咎到股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是国际足联的身上，因为通过恰当的立法就能使组织机构接受更为严格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企业仅仅是为个人提供了表达与满足贪欲的机会，贪欲很快便会在企业内部根深蒂固，而不是如同疾病那般，偷偷潜入整个体制，感染与之接触的所有人。很快，人们便会辩解说这只是一种习俗，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贪婪文化首先是由人所创造的，因此需要从人的层面加以解决。

在讨论贪欲时，我们必然会注意到意识形态，因为我们不断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发现，当权人士（不论是财政界、管理层还是政界）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最显著的贪婪的案例。将愤怒引向这些特定个人的行为固然可以理解，但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他们不过是在一个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而容易被操纵的系统中，动用了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人性特征，而今天的文化也在大力提倡积累个人财富。如果将人性特质与体制结合到一起，我们很快便会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些令人咋舌的贪婪案例，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则是那些貌似缺乏社会良知的自诩的“宇宙的主宰”。现代社会发展出了竞争激烈并且以市场为基础的文化，人性几乎不可避免地在其中倾向于此；也就是说，除非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来遏制出现过剩的机会，一旦牵涉大量资金，便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还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抵制将个人推向寻求过剩的驱动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加约束，他们便意识不到限制的存在，并且会不断挑战社会的底线，测试在有人出手阻拦之前，自己究竟能够提出多少需求。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指望欲望具备自我调节能力。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延迟满足这个问题以及将其视作欲望之敌的这种趋势上。有时，在谈论此类问题时需要表现出些许说教的意味。显然，商界试图将满足感驱逐出我们的生活，尽管满足感本身并不会产生贪欲，但是它绝对为后者提供了蓬勃发展的框架——贪欲已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贪欲意味着我们现在，立刻就想要填补我们自认存在于内心的“胸中的空洞”；不论是在股市中大赚一笔，还是获得越来越多我们碰巧已经上瘾的东西——食物、服装、技术或是奢侈品。然而，这种瘾癖并非只是一件私事，它具有多重社会后果，并且只有在全社会的协力阻止下才不至于严重失控。我们大可忍受贪婪，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确保它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更重要的是，确定这些范围的边界，明确贪欲当政的需求的极限。这是一个有待实现的微妙平衡，但是它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很难被高估。不论“宇宙的主宰”以何种形式存在或是采用何种方式说服众人，也许他们都会提出异议，但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应该远不止不受约束的积累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