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智力的觉醒
奥斯曼帝国前期，文化生活表现为明显的二元色彩，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和定居地区的社会精英崇尚波斯文化，而广大乡村和边境地区的游牧群体盛行突厥文化。神秘主义的苏菲教团遍布各地，成为民间文化的社会载体和精神家园。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西化进程始于18世纪，首先表现为法国文化对于奥斯曼社会的广泛影响。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当政期间，热衷法国文化，栽培郁金香在伊斯坦布尔成为时尚，是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闻名遐迩的郁金香时代。郁金香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伊卜拉欣·米特费里卡（Ibrahim Miteferrka，生卒年不详）翻译的西方著作。伊卜拉欣·米特费里卡是匈牙利人，出身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家庭，后以奴隶的身份皈依伊斯兰教，进而在奥斯曼帝国步入仕途，追随大维齐尔达马特·伊卜拉欣帕夏。伊卜拉欣·米特费里卡兼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文化背景，通晓西方语言，从政期间致力于向奥斯曼帝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统治艺术。伊卜拉欣·米特费里卡于1731年出版《民族秩序中的科学方法》，继而将笛卡儿和伽利略的科学著作翻译成土耳其文。进入19世纪，法国革命期间形成的政治思想逐渐传入奥斯曼帝国，开始挑战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奥斯曼帝国智力觉醒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
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强调统治者的权力与臣民的义务：统治者应当遵循公正的原则，所谓的仁政构成理想的政治模式；臣民理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至于臣民拥有的权力则无足轻重抑或无从谈起。阿拉伯语中曾有如下的格言：“如果哈里发为人公正，那是他的赏赐而你应该表示感谢。如果哈里发为人不公正，那是他的罪过而你应该保持耐心”。[7]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郁金香时代的代表性建筑——艾哈迈德三世喷泉，后面是爱亚索菲亚清真寺
所谓的“自由”在传统社会是相对于奴隶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则是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1789年爆发的法国革命，赋予“自由”一词以崭新的政治内涵，主权在民成为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自由主义成为反对人身依附之封建思想的理论工具，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成为民众向往的政治典范，而民族主义则成为巴尔干地区诸多基督教民族反抗苏丹统治和争取自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助长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继巴尔干地区基督教诸民族之后，阿拉伯世界亦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印刷业，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来自西班牙的犹太移民在伊斯坦布尔和塞萨罗尼基建立的印刷所。“印刷术似乎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后，由西班牙的犹太难民带到中东地区”。[8]1551年访问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德尼克雷曾经在《土耳其游记》中写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不惜使基督教蒙受巨大损失而教给土耳其人许多有关军事的创造发明、战术和组织方法，包括制造大炮、步枪、火药、子弹以及其他武器等等。同样，他们还给这个地区带去了过去所从来没有见过的印刷术，并用精美的字体印制出不同语言的书籍，如希腊、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甚至还有希伯来文字”。[9]
1567年，来自维也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伊斯坦布尔创办亚美尼亚教派印刷所。16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了希腊人创办的印刷所。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印刷术的传播与火器的传播经历了不同的道路：火器的引进旨在用于圣战的实践，印刷术的引进则与异教思想的出现密切相关。因此，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请求巴叶济德二世准许在土耳其建立印刷所时，巴叶济德二世告诫犹太人只能印刷希伯来文字和欧洲文字，而不得印刷土耳其文字和阿拉伯文字。17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第一家由穆斯林经营的土耳其文印刷所，印刷设备从西欧进口，雇用犹太人和基督徒印刷工匠，主要印刷历史、地理和语言书籍。这家印刷所曾经于1742年一度倒闭，1784年重新开业。
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第一份土耳其文周报，发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19世纪后期，苏丹政府对于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 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科学类图书8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经济和财政类图书20种。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报纸，是发行于1840年的《新闻报》，近似于官方的政府公报。同年出现第一家非官方的土耳其语报纸，打破官方的新闻垄断，创办者是英国人威廉·丘吉尔，作者却是土耳其人。1860年，出现第一家由土耳其人创办的非官方报纸，创办者是土耳其人尤素夫·阿加。此后，多家由土耳其人创办的非官方土耳其语报纸相继浮出水面。186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第一种民间发行的报纸，具有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色彩，包含对于政府的温和批评，至19世纪60年代末趋于激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纸和出版业成为传播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的载体和工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政期间，报纸种类增加，发行范围扩大。然而，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以及批评政府的内容受到明显的限制，传统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宣传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内容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
此外，19世纪30年代以前，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兼设传统宗教课程与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政期间，致力于发展现代教育，186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的《公共教育法》，最初只是发展教育的蓝图，此间逐渐转换为现实。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无疑极力推崇伊斯兰主义作为凝聚帝国臣民的忠诚和强化帝国臣民宗教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然而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看来，伊斯兰宗教学者即欧莱玛“过于保守”，有必要在延续传统宗教教育体系的同时，在宗教教育之外另辟新的空间，积极发展新式的世俗教育。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认为，发展新式世俗教育对于振兴奥斯曼帝国至关重要，而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创办的教会学校则是侵蚀奥斯曼帝国青年一代甚至诱导奥斯曼帝国青年一代背叛宗教和国家的潜在隐患，因此抵制全盘西化的教育模式，倡导引进西方现代教育的同时坚持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以创办具有浓厚本土化色彩的穆斯林学校作为发展奥斯曼帝国教育的基本理念。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期间，创办新式学校多达1万所。始建于1859年的文官学院，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成为奥斯曼帝国知识界的中心所在和滋生新思想的温床。伊斯坦布尔大学亦称达尔·法农·奥斯曼（Dahl Fanon Ottoman），创办于1900年，是奥斯曼帝国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本土化的现代高等学府。另据1908年的官方统计，奥斯曼帝国共有师范学院31所，分布在首都和诸多省区。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战争部，后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校园
作者点评
西方世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冲击，不仅表现为战争的威胁，而且表现为贸易的扩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疑是农本社会和传统文明的物质根基。进入19世纪，西方世界的贸易扩张导致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货币关系的扩大、地租形态的转换、农作物结构的调整、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手工业的衰落、现代工业的兴起、蒸汽船和铁路的引入、西方现代政治思潮的传播，奥斯曼帝国传统文明的冰山开始出现融化的迹象。
【注释】
[1]Karpat，K.H.，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Leiden 1973，pp.39—40.
[2]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London 1993，p.51.
[3]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London 1993，p.287.
[4][美]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2页。
[5]Issaw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and North Africa，New York 1982，p.101.
[6]Grunwald，K.，and Ronall，J.O.，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 1960，p.41.
[7][美]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1页。
[8][美]伯纳德·路易斯：《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9]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1，Cambridge 1976，p.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