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对全球变暖袖手旁观：气候变化的市场化

“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沦为科技精英的俘虏。由联邦政府……形成项目统一分配，财力统一控制的局面，这种前景一直存在，而且应当给予重视。”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虽然统计在政治上的运用和数据在全球治理中的力量是信用评级机构作用最有力的例证，但还有许多其他关键领域的衡量标准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中心话题。环境治理，特别是对气候变化议题的辩论，是过去四十年来“数据战争”全面展开的一个领域。不同的阵营应用数据、测量标尺、模型和指标来达到不同的目的。这个领域也变得如同蓬勃发展的评级行业一般，评审者占据了中心舞台，能够赚取大量金钱。

这四十年来，人们对世界整体环境状况的担忧日益增加。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常被称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启了一系列高级别首脑会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更广泛地被称为布伦特兰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随着该委员会的成立，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开始着手整理信息，以便在国家层面上达成对地球气候问题的共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核查大量数据来说明地球究竟有没有变暖。政治家们等待着统计数据以便采取进一步行动，所以毫无疑问，科学家们觉得要迫切证明全球变暖确实正在发生。与此同时，许多智库和持相反意见的科学家开始进行相反的研究，旨在揭露IPCC所做的工作；各类经济学家引入各种模型来评估气候变化引发改革的利弊，这引发了社会科学界的辩论、争执和意味深长的对比。其中，数据之战使主张行动者与论证不行动的经济优势的人形成了深刻分歧。环保组织、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的各种声音开始质疑工业革命以来发达经济体所追求的发展模式的基础，这使这种模式变得危在旦夕。

这些年来，数字政治封锁了市场方法与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最终我们将间接地接受气候怀疑论者和化石燃料工业中提出的建议。为了确定市场利益和自然利益之间的可接受的均衡，人们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引入了狭义的经济推理以及其中一些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成本效益分析。数据模型的表面中立性最终导致了气候争论的市场化，其中可持续发展、碳排放与交易，以及绿色增长等概念成为一种语言手段，用来加强市场对所谓向低碳社会过渡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