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行的留学政策
前几天，胡适之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教育十年计划，目的想在十年以内替我们中国的学术开辟一条独立的路。据报纸上说，胡先生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炮。这一炮果然没有虚放。自从这谈话发表了以后，南北各地，许多刊物和报纸都有文章来讨论这问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眼看就要引起一个大规模的论战。昨天一个小报上说，胡先生已经挂了免战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我今天也来讨论这问题，并不是想制造“事件”，再启战端。我只是因为自己有许多话要说，以前虽然也说过几句，但总没有说痛快，现在就利用这机会再来乱说几句。
胡先生谈话的前半是关于留学政策的。他反对政府每年花大量的美金送学生到外国，尤其是到美国，去镀金。这意见我完全赞成。自从去年十一月间汪敬熙先生首先发难攻击自费留学以后，有许多人都来写文章讨论这问题。我自己也在天津《大公报》上写过一篇短文，响应汪先生。我当时只谈到自费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自费留学生全要不得，官费生全好。自费生也尽有很好很有成绩的，而官费生里面也有不少的纨绔子弟，一点书也不念。不过因为汪先生只谈到自费留学，而官费生究竟还有点限制，所以我就大作其偏锋文章，仿佛我同自费生有什么宿怨，大有同他们不共戴天的意思了。
我现在要谈的是整个的留学政策。不管官费与自费，现行的留学政策都有毛病。假若我们现在还不起来纠正，这样下去，再送一百年留学生，中国学术也不会独立，永远只是跟着别人跑，而且永远隔着一个很长很长的距离。
现行的留学政策的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这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我们先说留学的动机。我想有很多人到外国去，并不是想去念书。他们只是想去混一个资格，回来好做事，就是所谓“镀金”。这实在也难怪，因为中国社会把留学生看得太重了，仿佛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到外国去吃上几天面包牛油，立刻就可以脱皮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当前的政府要人、大学教授，有几个没有镀过金的呢？难怪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想尽种种方法要到外国去了。
因了这样的动机而到外国去的，我们就很可以想象到他们到外国会不会念书。他们一下火车或船，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打听，哪一个学校最容易，哪一个教授最好通融。教授选定了，第一次见面，谈不到三句话，就张嘴要论文题目。论文题目一拿到手，当然毫不迟疑立刻就向这题目进攻。在英美情形或者好一点，因为英文他们在中国都学过，也许（我只说是也许）没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在德国法国就有了问题。在国内学过德文法文的很少，一到了那里，话听不懂，书看不懂，甚至到馆子里去吃饭，到街上去买东西都有困难。但对论文进攻的勇气一点也不减少，自己在下面做的时候，还可以找别人帮忙。倘若教授要请他去讨论，立刻就来了困难。教授说话，他听不懂。他说话，教授听不懂。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究竟高于西洋。有很多的先儒都提倡“不动心”。虽大难当前，此心皆可不动。现在说几句鬼子话听不懂又有什么不得了呢？他仍然能沉住气，脸上的汗毛都不许竖一竖。但洋人教授却受不了了，头上的汗立刻流下来，青筋也一条条地暴露出来，呼吸紧促，心也跳动得厉害了。一位德国教授告诉我，他同一个中国学生谈一次话，他仿佛经一次冲锋，说起来还有余惊。
让外国教授冲过几次锋以后，论文终于进行起来。这时候需要教授帮忙的地方更多了。于是有许多中国学生就施展出另一套中国人特有的本领：送礼，不客气地说，就是贿赂。当然他们还不敢像在中国一样公然送钱给教授，因为外国教授还没进化到能懂得贪污。今天请教授看戏，明天请教授吃饭，教授太太生日的时候，绝不会忘记用高得荒谬的价钱买花送了去。他们觉得这样也就可以勉强安心了。有些勇气大的，买了照相机之类的贵重东西送了去。教授看了，大惊失色。他们不知道中国学生的用意何在。在惶惑之余，让中国学生再把照相机带走，自己留在家里纳闷。心里说不定又想到那个“中国之谜”。
好容易费尽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论文做完，或请求教授认为是做完，他们就开始预备口试。同时心里已经开始做回国的计划了。好歹口试再及了格，有些人连等候领毕业证书的耐性都没有，立刻就捆起行李来回家。博士头衔终于拿到了。他们又可以利用这头衔再往高处爬，对他们说，这总算是功行圆满了。
请读者不要误会，认为所有的留学生全像我上面说的那样子。我上面只是说了留学生的一种，不过可以说是最普遍的一种。在这一种以外，也有不少的学生真正埋头读书，让外国教授都佩服的。但也有许多学生根本一句书也不念，终日游手好闲，坐咖啡馆，找女朋友，甚至贩卖黑货，上法庭，坐牢狱，专门替中国丢脸。在数量上说，这一类的学生非常多。国内达官贵人的孩子几乎全属于这一类。倘若列一个等级的话，这一类恐怕是最下乘。回头再看这一些专门到外国去考试的学生，就觉得他们也未可厚非了。
但是，无论如何，就连这些“未可厚非”的学生对中国的学术也不会有什么裨益。我们派留学生的目的是要到外国去学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但他们却带了一肚皮在国内大学里学到的一知半解的学问，到外国去给自己镀金。他们就用了这点学问，七拼八凑，在外国教授全力帮助下，勉强写出一篇论文，立刻就回来了。我不信，他们能学到什么新学问。
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学生的天资最少也可以同外国学生比肩。只要肯用功，他们是不比人家差的。但可惜的是，不肯用功的学生固然不必说了，连肯用功的学生也只肯用到学业结束为止。仿佛证书一拿到手，学问就已经登峰造极，用不着再求进益了。平常我们都认为是形式上的一个学业结束，对很多的中国学生就真成了结束。但对外国想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在没考试前有许多限制，自己不能任意随了自己的兴趣研究。现在这限制没有了。自己可以任意研究一个题目，读一本书。再没有什么东西来束缚限制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兴趣了。所以我们观察一个外国学者的经历，虽然有不少的人已经在学生时代露了头角，完成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毕业以后才真正渐渐走上研究的路，终于成了大学者。这条路有时候是很艰苦而悠长的，说不定同时要忍受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压迫。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学者们走这样一条路也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
在现行的留学政策下送到外国去的学生顶多也不过走到这条路的开端，向悠悠的前路看一眼，也许根本连看一眼都不知道，就镀满了一身金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觉得已经功成名就，不愿意去做官的十有八九可以做到教授。同他们同学的外国学生这时候才走上那条悠悠的长路，路上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要有无比的勤勉，惊人的耐力，才能一步步走上去。说不定十年八年，甚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教授的头衔。倘若这两位同学再有机会会面，我们中国的这一位教授就会发现，以前说不定功课还不如他的这位外国同学，现在真正可以称得起一位学者了；而自己却连以前学的那一点都有点模糊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中国学术的悲剧。
倘若我们看着这悲剧演下去，中国学术永远不能独立。但现行的留学政策就正是支持这悲剧的。有的人会说：我们也可以派留学生出去，让他们在外国一直住到把那条长路走完，最少也可以在外国大学里做到教授，然后才让他们回来。但试问，这能行得通吗？先不必说政府没有这许多钱，送大批留学生在外国住那样长的时间。即便政府能有这样许多钱的话，有几个人肯在外国住这样久呢？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中国现行的留学政策都非要改变不行。我并不是说，只要我们的学生都安安稳稳地住在中国，新的学问就会从天上往他们脑袋里灌输，我们用不着借助外国学术的研究，我们的学术就可以独立了。不但我们中国做不到这一步，连世界上的学术先进国也不能每一科都研究到家而不必向别人学习。他们有时候也要派学生到外国去学习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要靠学生到外国去留学，造就大学教师，替中国学术撑门面，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办法。
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呢？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外国有地位的学者到中国来。这当然并不是一个新办法，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大学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但是，我们截止到目前所请的外国教授很少有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他们多半都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外国找不到饭吃，于是就到中国来做教授。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能说外国话，谈到学问，有的还不如我们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这种人对我们的学术不但没益，而且有害。我常常自己想象，当这些人回国的时候，也许有人问他们在外国的职业，他们当然回答说是教授。我真不知道，他的国人会把我们中国的大学想成什么样子。我一想起来，脸上就发烧。从现在起，我们应该请在外国真正有地位的学者到中国来任教。他们当然未必全肯到中国来，我们可以仿效苏联请美国工程师的办法，出极高的薪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定不会没有人来的。这样可以有两个好处：第一，他们可以长期留在中国。学生在大学毕了业以后，甚至做了讲师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同他们研究。不至于半途而废，演了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悲剧。第二，有天才的青年不致因为没得到留学的机会而埋没了。我们都知道，照现行的留学政策做下去，只有一小部分家里有钱或运气好的青年才有留学的机会。这些青年未必就是最优秀的。倘有外国大学者到中国来，没有钱的或运气不好的青年都可以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才能了。这对中国的学术是有莫大的裨益的。倘若有时候有些部门某一国研究得特别好，我们仍然可以派学有根底的学生到那里去观摩。这样，我们一定可以慢慢走上学术独立的路，这是我可以断言的。
以上说的话，我当然不敢说全对。但这些话都是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得来的，自信还不至捕风捉影。为中国学术前途计，我诚恳希望教育最高当局能考量并采纳我这个建议。
1947 年9 月23 日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