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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已注定，本性却难移

罗杰·科利尔

在遗传医学领域，知（know ing）和行（doing）这两个词除了都以“ing”结尾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许久以来，那些支持直接针对消费者基因测试的人一直提倡给人们提供数据，让他们了解自己的体质有哪些健康危险，从而激励他们采取更加健康的行为以减少风险。但与“蜜汁煎饼”的诱惑相比，知识的力量似乎相形见绌。

人的行为复杂，有时离理性甚远。改变一种行为谈何容易，当习惯养成已久而成为骨子里一种生活方式时尤其困难。比如，认为那些快餐食品狂因为测试表明他们可能有朝一日会患一些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而突然转吃羽衣甘蓝和豆腐，这是很天真的想法。

阿里亚·夏尔马是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的医学教授、肥胖研究和管理主席。他说：“有些病人即使已经得了病，我仍无法让他们改变行为。”

夏尔马指出，无论如何，人们确实不需要进行基因测试来告知他们是否有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隐患。如果腰围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家族史可以填补空白。例如，如果你的父亲或母亲、叔叔或舅舅、姑姑或阿姨曾经有过卒中，你不需要测试结果也能知道卒中应该是你的心头之患。此外，在一个崇尚汉堡和薯条的世界里，食物中饱含脂肪、糖分堆积如山、含盐量比二月份撒在加拿大高速公路上的化雪盐还要多，而你要挖掘几个基因，把肥胖及由肥胖引发的疾病归结于这几个基因，这就是浪费精力。(https://www.daowen.com)

夏尔马认为：“生活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增肥是这个社会的自然结果。”

再者，要通过改变行为消除基因测试所预测的健康灾难，最常见的建议是告知人们不管怎样都应该做的事情，如多运动和少吃。许多日益成为社会负担的慢性疾病可能被描述为“筷子病”最为恰当。这并不是说人们似乎不知道减少健康风险所要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夏尔马说：“我并不需要基因测试来告诉我要饮食健康。”

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论还有一个漏洞，而那些热衷于基因检测的人轻易忽视这一点，即很多已经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会发现他们的体质中没有特定的健康风险，因此可能减少有氧运动，少吃豆芽。詹姆斯·埃文斯博士是《医学遗传学》杂志的主编、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遗传学和医学布赖森特聘教授。他认为：“有个要点人们没有抓住，像遗传信息之类的东西带来的激励作用有两面性。高风险的人要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说法言下之意显而易见，被认为风险不高的另一半人将会自鸣得意。”

即便如此，这样的讨论只是基于理论层面。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给患者提供遗传信息对他们的影响很小，改变不了他们的行为。埃文斯解释道：“一遍又一遍，我们把这一点讲得清清楚楚。遗传信息不是灵丹妙药。让人自鸣得意并无大害，给人激励也无大益。我们一定不要再纠结于这种想法，即给人们提供遗传信息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因素。它对改变人们的行为影响不大。”

2001年刊登的一篇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综述发现，现有证据表明：“与非基因信息相比，为人们提供与他们健康风险有关的DNA信息并不会强化他们改变行为的动机。”（BMJ，2001；322：1056）还有一篇更近期的系统性综述，对一些研究做了概括，这些研究探讨接受个性化基因信息对受试者如何看待自己对某些具体健康风险（肥胖症、心脏疾病、抑郁症和糖尿病）的控制力是否有影响。综述发现，有证据显示：“不管是短期看……还是长久看，个性化基因风险信息对受试者风险控制力的感知没有影响。”（Genet Med，2011；13：273-7）

面对个性化的遗传信息，耸肩表示不屑理睬者比据此改变生活方式的人还要多。当然，考虑到基因检测的预测力不过尔尔，这就不足为奇。蒂莫西·考菲尔德在阿尔伯塔大学法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执教，是加拿大一位卫生法和技术方面的研究主席。他说：“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理性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是挑战之一。这些基因测试的预测力不是很强。如果你发现你的健康风险是2%而不是1%，这样的风险在生活风险中小巫见大巫，被淹没得渺无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