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综论

越窑综论

李军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著名文学家陆龟蒙（? -881）的这首《秘色越器》诗中。越窑是对浙江东北部宁绍一带宋以前瓷窑的统称。它是我国古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瓷窑体系，是人类制瓷技术全面成熟的标志，是汉六朝时期中国南北瓷业的“领军”窑口，唐代六大名窑魁首，制瓷技艺影响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越窑烧制的“秘色瓷”，素有“姿如圭璧”、“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色如烟岚”、“类玉类冰”、“千峰翠色”、“捩翠融青”、“嫩荷涵露”等美誉，堪称风华绝代，不仅为历代帝王所青睐推崇，亦被文人墨客所吟咏赞美，它引领了宋代以前中国瓷器尚青的审美潮流与时尚。越窑青瓷还是中国最早向海外输出的大宗贸易陶瓷。以越窑青瓷为贸易主体的“海上陶瓷之路”，架构起了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越窑的发展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鼎盛、衰落等五个历史阶段。越窑形成于东汉中晚期，渊源可上溯至商周越地的原始瓷。自东汉创烧成熟瓷器以来，越窑不断发展，先后经历了三国西晋之鼎盛期和晚唐五代之全盛期，至北宋晚期趋于衰落，南宋初曾经有短暂的繁荣。早期越窑主要产地在曹娥江中游上虞地区，唐代开始，中心窑场转移至慈溪上林湖区域。唐宋时期朝廷先后在此设立“贡窑”和“置官监窑”，大量烧制“秘色瓷”。所产“秘色瓷”被历代王朝纳为宫廷用瓷，所制青瓷除行销全国各地外，还通过“海上陶瓷之路”大量远销亚非各国，制瓷技艺影响全国各大名窑并传播到朝鲜半岛，产品风格之影响波及日本和埃及等国。越窑是人类成熟瓷器的源头，是古代中国青瓷的杰出代表，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座辉煌的丰碑，在世界古代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越窑溯源

越窑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商周古越地原始姿的生产。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浙东地区的制陶业就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已较好地掌握了对陶器坯料的选择配制、刻划彩绘装饰技艺的运用及轮制工艺的应用，从而为这一地区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越窑瓷器就是在这制陶手工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创制而成的。

商代是浙东制陶业获得新突破的重要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以往各类陶器与同期印纹硬陶的原始瓷，成为中国瓷器的滥觞。它的创制与使用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从此揭开了我国瓷器发展的序幕。原始瓷是指瓷器初创阶段的制品，它是在烧制印纹硬陶技术的基础上，以瓷土作胎，在器物表面加施一层高温玻璃质的人工釉，经1100℃—1200℃左右的高温烧成，其烧成温度略低于成熟瓷器。

古越地是原始瓷的发源地。目前，浙江境内已发现商周原始瓷窑址近百处，主要集中分布于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和钱塘江以南的宁绍地区。商至战国时期窑址集中分布在以德清为中心（包括湖州南部地区）的东苕溪流域。自春秋中期以后逐渐向浦阳江流域的萧山、诸暨和曹娥江流域的绍兴、上虞一带流布，西汉以后扩展到宁波地区。原始瓷的烧制中心随越文化中心区域的迁移而流动。湖州黄梅山、德清水洞坞等地是目前发现的原始瓷的最早烧造地。

据考古发掘资料，南方地区已知出土原始瓷最早的是浙江东苕溪中游湖州南山商代原始瓷窑址发现的商代早期原始瓷豆残片^[1]（图一）。商代原始瓷往往与印纹硬陶同窑合烧，故原始瓷仍明显带有印纹硬陶的痕迹。器形以豆、罐最为常见。装饰以素面为主，偶见罐类拍印与印纹硬陶相同的菱形云雷纹、斜角席纹与方格纹等纹饰。由于原始瓷具有比印纹硬陶胎质更坚硬耐用、不吸或少吸水、形制美观、器表施釉光亮不易污染的优点，所以自开始出现起便普遍受到了人们的青睐。至商晚期，原始瓷器在我国长江以甫和东南沿海地区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西周是原始瓷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原始瓷仍与印纹硬陶同步发展，同窑合烧，风格相近。特别是装饰纹样，有些甚至直接移植于印纹硬陶。器形除豆、罐、盂等日常用器以外，已出现尊、簋等仿青铜器的礼器。纹饰与装饰则一改商代以素面为主而渐趋多样化，新出现了斜方格纹、折线纹、篦状纹、印席纹、印靖虺纹、戳斜点纹及塑贴S形附加堆纹，并且流行绞绳纹双系及弦纹宽带系，造型浑朴古拙。因仍处于原始瓷的初级发展阶段，故器物成形不甚规整，器壁厚薄不均，釉层不匀，聚釉或流釉现象严重，仍鲜明地显示出原始瓷初始时的形态特征。至西周晚期，原始瓷的数量与品种已明显超出了印纹硬陶，此时的原始瓷已逐渐代替了一部分印纹硬陶，开始在人们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春秋时期，原始瓷进入一个全新的独立发展时代，并迎来模仿青铜礼器的第一个高峰。器形除碗、盂、钵、罐等日常用器以外，仿青铜礼器在原尊、簋基础上出现鼎、卤、桶形器等新形制。此时的原始瓷已脱离了印纹硬陶，成形较西周时规整，釉层亦较均匀。装饰普遍，纹饰多样。除继续流行西周纹饰以外，还新出现大量的S纹堆贴以及戳印、锥刺小C纹（双钩线S形纹），印竖条纹、蟠虺纹和堆塑锯齿形附加堆纹。系除仍流行由堆S形纹装饰的绞绳双系外，还新出现辫纹双系。总之，此时的原始瓷已开始初露其地域风格的文化特征，受吴越青铜文化的影响，造型上效仿青铜礼器，显得精巧美观，而纹饰上则追求繁缛华丽的效果，如模仿青铜器勾连、变体云雷纹的塑贴S形附加堆纹，戳印、锥刺小C形纹非常流行，成为这一时期颇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同时，出现许多造型精巧、装饰华丽的鼎、钵、尊、罐等原始瓷器皿。

战国时期是原始瓷生产的最鼎盛时期。器类器形空前丰富，几乎涵盖社会需求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仿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农具等大量出现，且器形规整，工艺精湛，刻划逼真，表现出越国社会对中原礼乐制度和文化的推崇和热爱。其独具特色的材质、艺术形式和造型韵味，更彰显出一种独特而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质。

2003年至2005年无锡鸿山镇鸿山遗址出土的一批战国原始瓷即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同时，它也代表了商周原始瓷制作的最高成就。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丘承墩特大型越国贵族墓出土的581件成组成套、造型规整、制作精良、工艺成熟的仿青铜原始瓷礼器、乐器和生活用器，其造型、施釉和烧造工艺成就震惊国内陶瓷学界。对应窑址考古发掘，以亭子桥为代表的德清战国窑址群，是目前已知专门为越国王室贵族烧造高档仿青铜礼仪用品的唯一窑区。战国原始瓷在装饰上有两个显著特点，即日常用器碗、罐等装饰简洁，素面或以拍印竖条纹饰；仿青铜礼器的明器则追仿同期青铜器装饰，纹饰丰富，尤其是戳印的小C锥刺纹，折线、旋涡、斜线等几何纹饰特别流行。同时十分注重耳、足、流部的修饰，盛行兽耳、兽蹄形足及龙首形流等，其仿青铜器的原始瓷，器形准确，轮廓清晰，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俨然有青铜器那种深沉凝重的审美质感。战国时代原始瓷生产技艺的提高，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用器中，由使用陶器为主而逐步向瓷器转变。

秦汉时期，是原始瓷风格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显示出了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那些先秦时具有浓郁古越地域文化风貌的原始瓷已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风格截然不同的原始瓷。由于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此时浙东的原始瓷形体硕大，胎骨厚重，造型古朴浑厚，凝重端庄，充分显示出气势恢弘、雄伟端庄的时代精神与艺术风范。器形虽仍注重仿青铜礼器，但更讲究神韵；装饰简洁明快，流行弦纹与水波纹、卷草纹、流云纹或堆贴铺首耳饰等，有些也在壶的肩部醒目处刻划象征性的飞鸟纹，图案生动优美舒展，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秦汉时期原始瓷风格的剧变，集中体现出社会变革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应变化，是人们审美意识更新的真实反映。秦、西汉时原始瓷往往成组合出现于墓葬中，主要器形以仿青铜礼器的鼎、盒、壶、鈁、鍾、盆、敦为常见，此外还流行罐、爨、瓶等。东汉早中期，日常生活用器如奁、洗、盆、勺、罐等急剧增力口，还出现了专用于陪葬的明器五联罐等。此时大件器物的烧制，充分说明当时的窑炉结构已较先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为成熟瓷器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二、早期越窑

东汉中晚期，原始瓷终于跨入了成熟瓷器的门槛。在古越地的曹娥江中游上虞地区和滨海宁波地区诞生了一种面貌全新，胎质细腻致密呈灰色，釉层均匀莹润，胎釉结合良好，击之声如金石的青瓷，被称为成熟瓷器。成熟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进步，它使人类结束了由制陶至制瓷的漫长历程。

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的定论，是以大量的考古出土资料及科学测试为依据的。至目前为止，浙东地区先后发现东汉窑址59处，其中上虞占37处，宁波地区为20处，其余则分布于绍兴、诸暨等地，上虞地区窑场主要集中分布在曹娥江中游的上浦乡、联江乡、梁湖乡、皂湖乡和汤浦镇一带；宁波地区窑场则主要散布干郭塘岙、鸡步山、谷童岙、玉缸山等地，它们分别以帐子山小仙坛窑址与郸州郭塘岙窑址为代表。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比东汉窑址的青瓷标本进行了测定，结果发现其烧成温度、显气孔率、吸水率及抗弯强度等指值均已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有些甚至还超过了一千五百多年后江西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并且具有釉层丰厚匀称、晶莹光润，色泽青翠，玻化良好，胎质细腻致密，釉胎结合牢固等鲜明的成熟瓷器特征。因此，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成为举世公认的瓷器发源地。

东汉晚期，作为越窑的创始时期，其流行烧制的器物主要有盆、壶、落、甑、盘、罐、碗、盏、钵、耳杯、泡菜坛、唾壶、熏炉、洗等。上虞蒿坝“永初三年”（109）墓、奉化白杜”熹平四年“（175）墓等纪年墓葬里出土的青瓷是这一时期成熟瓷器的代表作品。从器物出土情况来看，前者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后者则以专用以陪葬的明器为主。可见，东汉晚期越窑不仅烧制日常用品及生活器皿，而且已开始烧制专门用来陪葬的明器。奉化“熹平四年”墓出土的青瓷堆贴绳索纹罐（图66页）是一件造型独特的成熟青瓷，其整体呈罐形，肩部堆贴成交叉网格形的绳纹，交叉点饰乳钉以表示绳结，整齐而对称，罐体与绳饰的胎体处理显示出两种不同质地的视觉质感，具有较强的工艺性。鄞州出土的青瓷“王尊”款双系小镇（图68页），外形虽仿青铜礼器，但却小巧规整，釉色青雅，底部镌刻的隶书“王尊”铭文使其身价倍增，尤显珍贵。慈溪市博物馆收藏的青瓷麻布纹四系罐（图64页）是这一时期生产数量较大的生活用瓷，这类罐一般肩部置四系以方便系绳提携，有些在肩部刻弦纹与水波纹，有些则整体拍印麻布纹，既质朴实用，又美观大方。鄞州文管会收藏的青瓷灶具（图69页）可谓是东汉晚期灶具的微形之作，灶整体呈船形，灶面上设前后两灶眼，前灶眼上放罐，后灶眼上置甑，中间还放一小镇，灶的前端镂一三角形出烟孔，灶门呈半圆形，釉色光亮润泽，是一件功能齐全、式样精美的陪葬明器。此期装饰最为讲究的是堆塑五联罐，鄞州文管会收藏的一件东汉青瓷人物飞鸟堆塑五联罐（图二），上部作五罐，中罐较大而高，周环四小罐，在罐间颈际，随意堆塑鸟、龟、猪、羊、熊等大小动物，而颈腹部则堆饰着呈各种姿态的群体胡俑，人物深目高鼻、冠帽、络腮胡须，姿态有跪拜的、伫立的、倒立杂耍的、吹箫奏琴的，均由工匠们信手拈来，生动形象，栩栩如生。

东汉晚期的越窑成熟瓷器是在东汉原始瓷的基础上直接“进化”演变而来的，所以这一时期的青瓷，虽然在器物造型、纹饰装饰工艺上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与强烈的时代色彩，但也明显地显示出了它的传承性，因此许多器物造型与纹饰仍滞留着东汉原始瓷的明显烙印。

这一时期的器物，纹饰较为简洁明快，淳朴大方，如碗、壶、洗等器物常在口沿、肩、腹处刻划弦纹与水波纹等自然纹饰，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几何形纹样。洗等器物的外壁贴附模印铺首，香熏采用镂空装饰等，尤其是弦纹与水波纹非常富有时代特色。弦纹常以多圈出现，而水波纹则表现为多线条的复线形式，它们在规律中显示出一种不规则，单调中却又蕴含着动感的旋律，体现了工匠们一种直接源于大自然真实而美好的情感，从而表现出工匠们为了美化青瓷而作的种种努力。此外，水井上的堆贴绳纹亦形象而写实，直接来源于生活，风格古拙而朴实，同样具有汉文化的时代气息。堆塑五联罐上的胡俑形象虽充满异域情调，但却造型生动，刻划自如，十分贴近现实生活。

成熟青瓷装饰手法在沿用原始瓷拍印技术的同时，已经较普遍地采用刻划、模印、镂空等技法。“熹平四年”墓出土的五联罐、井等器物显示了其与同期器物不同的装饰技艺，即把粘塑与堆贴甚至压印几种装饰技法结合起来，可见这种在三国时非常流行而被工匠们广泛应用的制瓷技法，在东汉时已初见端倪，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成熟瓷器在东汉晚期的烧制成熟，虽说有它偶然性的一面，但与窑匠们不断改进龙窑结构、提高烧造温度、合理使用窑具以使器物处在窑室最佳烧成带等技术的掌握与运用有着重要的关联。成熟瓷器的烧制及上虞、宁波等地青瓷窑场的初具规模，标志着越窑已经开始形成，同时亦为三国至南朝时期早期越窑青瓷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国至南北朝的三百六十余年，是越窑的发展时期，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因素的影响，早期越窑的发展轨迹亦呈波浪起伏状，出现了三国西晋时的繁盛与东晋南朝时的相对低落。

三国西晋，是早期越窑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浙东地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人口剧增。受社会经济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推动，三国东吴时期的越窑制瓷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生产规模比前代扩大数倍。至西晋，由于社会政局动荡，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由此越窑制瓷业蓬勃发展并达到了繁荣。窑场数量剧增，产品种类丰富，迎来了自创烧以来的第一个兴盛时期。此时，越窑的烧造中心仍在曹娥江中游上虞地区。现已发现的三国西晋窑址达140余处，主要分布在百官、江山、梁湖、联江、上浦、皂湖、路东、横塘等乡镇的丘陵山地，其中孙吴时期的就有30处。尤以凤凰山、尼姑婆山和朱家山等窑址的烧造规模最大，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此外，宁波地区亦有少量的瓷窑出现，主要分布于余姚的牟山镇竺山村、马步龙山、竺山村陈家岙，马渚镇枫树弄村姚家山、贺墅堰村、寺前村乐安湖；慈溪上林湖黄塔山、桃园山；鄞州东钱湖镇上水村窑岙山、江北区慈城镇八字桥郭塘岙等地。

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资料也非常丰富，仅纪年墓就可达近百座，主要集中分布于南京、镇江、绍兴、余姚等地。尤其南京是三国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朝之都城，是六朝时期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聚居着当朝皇帝、王侯宗室和世家大族，是早期越窑青瓷的最大消费中心和聚族厚葬之地。同样，镇江、绍兴、余姚等地都是当时世家豪族糜集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地区，尤其是南京城郊和马鞍山、丹阳等地，出土了大批质量上乘、品种丰富的早期越窑青瓷，有些甚至还属于举世罕见的绝品，它们代表了这一时期青瓷的最高水平。1984年6月考古发现于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乡的“赤乌十二年“（249）朱然纪年墓，是至今发掘吴墓中墓主身份最高、墓葬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等级最高的一座大墓。在发掘出土的140余件葬品中，有两件早期越窑青瓷羊形器和卣颇引人注目。尤其是越窑青瓷羊形器（图7。页），羊神情肃穆，双目炯炯，形体硕大，四肢伏地，颈、尾部细刻斜线，腹部饰菱形纹宽条带，为至今发现的羊形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三国西晋既是越窑生产繁荣兴旺的时期，也是越窑瓷器在装饰艺术上获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主要表现在青瓷产量较之前代有较大增长，质量也在前代基础上不断获得提高，器物造型与装饰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与生动活泼的格局，此期器物的造型、纹饰、题材等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宗教风俗的深刻影响，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表现为：

（-）以动物形态作为器物整体造型、或以动物局部作为器物装饰的造型艺术成为此期青瓷造型纹饰的主流。

三国西晋，社会动荡，世事变幻莫测，玄学伏流于世，世人因哀“人生若尘露”而特别注重于个体生命的存在，体现在越窑青瓷中的，即是出现并普遍盛行以动物形象作造型的器物，如熊形灯、熊形尊、鹰首壶、羊形器、蟾螺水丞、狮形器、神兽尊、鸟形魁、虎子等等。人们利用对日常生活用器、明器的装饰来强调个体生命的存在，寄托人的思想情感，从而起到了增强器物视觉美感的作用，获得了新奇的艺术效果。这些动物造型往往在写实的基础上予以了一定的艺术夸张，并且非常注重神情的刻划与风韵的留存，因而形象生动，妙趣横生。如：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底部刻有“甘露元年”C265）的青瓷熊形灯（图73页），灯柱塑成一呈坐姿的稚熊，前腿向上高举，似在奋力承托住压顶的“巨形”灯盏，造型活泼生动；另一件青瓷羊形器（图三），整体塑成作跪状的羊形，羊昂首，张口竖耳，目光柔驯，体生双翼，形体丰腴肥硕，而四肢却细精盘曲，鲜明的对比令人忍俊不禁。江苏宜兴周墓墩出土的青瓷神兽尊（图四），整体作成怪兽形，顶作盘口短束颈，肩两侧置横系，肩腹部堆塑一神兽，怒目圆睁鼓凸，鼻孔冲天，龇牙咧嘴衔一圆珠，硕耳挂垂，腮须拂胸，张牙舞爪，面目十分狰狞。南京板桥镇石闸湖西晋永宁二年（302）墓出土的青瓷鹰首壶（图76页），肩部堆塑锐利有神、双目圆睁、尖钩喙之鹰首，两侧划飞翼，腹下前贴附双爪，后露小尾巴，给人以鹰栖于枝之美感。奉化白杜西晋早期墓出土的两件青瓷鸟形魁（图五），腹部各贴塑一对雌雄鸟，鸟形体各异，双翅舒展，头扭向一侧作飞翔状，而相对的另一侧则塑成鸟尾状的柄，造型非常精美。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西晋青瓷黄鼬提梁鸡首壶（图80页）堪称此类器物中的绝品。工匠们以肩部饰由联珠纹、弦纹、网格纹组成花纹带上堆贴铺首与骑兽仙人的盘口壶为母体，在流部雕一肥硕、正张嘴鸣叫的鸡首，冠高耸。鸡之神情，似为行将孵出的蛋卵而扬扬自得，却浑不知一只黄鼬正在其头顶上觊觎，黄鼬瘦削细长的身段成为壶的提梁。更有趣的是，这对天敌间竟然盘坐着一对表情漠然的人像，可谓构思奇巧，匠心独运。

（一）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成组器物大量涌现，品种丰富繁多，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习俗各种现象的真实缩影与历史见证。

汉代以来，民间厚葬之风盛行，“送终之制，竞为奢靡”，至三国西晋，此风尤烈。于是，专供死者享用的随葬品明器便大量出现。为了体现“事死如事生”的追求，随葬品中除日常用器以外，各种模仿现实生活中地主庄园经济的仓院楼阁、家什农具、禽舍畜圈的青瓷模型制品在墓葬中成批出现，并出现了一些专用明器，如镇墓兽、男女瓷俑等。此期的越窑青瓷明器非常精美，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日常用器，包括生活器皿与文房用具。常见的有碗、钵、罂、罐、灶、耳杯、承盘、尊、碟、火盆、鐎斗、勺、水丞、砚等。（2）模拟生产、生活设施用具的家什农具。这类明器常常成组出土，较多见的有踏碓、碧、米筛、畚箕、吊桶、扫帚、磨、臼、杵等。（3）反映家禽蓄养的禽舍畜圈，有鸡舍、猪圈、狗圈、羊圈、鸭舍、牛厩、鹅圈等。（4）反映居室建筑的仓院楼阁。慈溪鸣鹤乡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卷棚式鸡笼（图六），两门前相对各卧一鸡，鸡昂首缩颈翘尾，似往笼里张望；另有一鸡回首钧颈卧于棚顶小憩，景象俨然，场面十分逼真。鄞州文管会收藏的青姿狗圈（图七），圈作直壁碗式，一犬昂首竖耳，圆目张鼻，摆弄前肢，摇甩尾巴，十分悠闲地卧伏其中，给人以宁静而神情安然的感觉。宁波西音墓出土的青瓷猪圈（图八），圆形，周以栅栏，猪位于中间，作站立状，其硕耳竖起，吻部前伸，圆瞪着眼睛，似正饥饿着心神不定地来回走动，等待喂食，形态栩栩如生。上虞博物馆收藏的西晋青瓷厕和猪圈（图84页），生活气息非常浓郁。总之，这些明器是对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三）赋以宗教神秘色彩的装饰纹饰频繁出现，成为此期器物装饰的主要风格，佛道题材交相糅合于一器，尤其是初传不久的佛教题材纹样盛极一时。

东汉时期，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浙东堆塑五联罐上大量西域胡俑形象的出现，成为佛教传入的先声。东汉晚期，䟭融督广陵、彭城漕运时，“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2]三国鼎立后，“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兴立图寺……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设像行道。……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3]由此佛教在东南沿海浙东地区一带广为传播，此时能为民众所普及且容易接受的，唯有依附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来传播的方式和佛像及与佛有关的动物如狮、鸽等形象化具像的流传。于是，在越窑青瓷中，反映这类题材的器物便大量涌现。此时，模印佛像（图九）往往制成头梳肉髻、项光，着通肩袈裟，双手合十于胸，结跏趺坐于双御莲花座上的样式。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西晋青瓷贴花佛像三足尊（图十），侈口直腹三兽蹄足，腹外壁饰由联珠纹、弦纹、斜方格纹组成的花纹带，带上等距离间隔，贴饰模印佛像与铺首衔环，整器装饰华丽精美。此时作为“佛为人中师子”的佛教象征物狮子的造型亦很丰富多彩，有作侧立贴于堆塑罐腹部的，亦有作坐狮装饰于堆塑罐的上部以代替楼阁模型承柱的，然最常见的是单独成型的狮形器，如宁波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晋青瓷模印狮（图十一），作成卧伏的雄狮，硕头，觥牙咧嘴，颈披鬣毛，双眼凝视前方，身体鬃毛历历，形象威猛无比。鸽子，因古印度广泛流传的如来佛化鸽传说而成为佛祖的一个象征，亦是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此时青瓷堆塑罐上的鸽子是最为常见的形象，以鸽为形的拟形器鸽形魁，亦是造型别致，然尤为生动的是宁波博物馆所藏的西晋青瓷鸟钮盖罐（图十二），盖钮做成双鸟形，鸟双翅略展，胸脯相贴，作亲昵的接喙姿态。此时流行的属道教题材的纹饰有朱雀、白虎、青龙、神人骑兽等等，它们往往与佛像等装饰在同一件器物上，堆塑罐就是这一时期佛道题材合一的集中体现。如慈溪市博物馆收藏的西晋青瓷人物堆塑罐（图85页）就是最生动的一例。

（四）日常生活用器注重艺术与实用相结合的审美理念，纹饰装饰手法多样化，经历了由简朴渐趋于繁缛的发展过程。

三国早期沿用弦纹与水波纹，中晚期出现斜方格网纹，末期至西晋出现并流行在网纹上下戳印联珠纹，组成由斜方格网纹、弦纹和联珠纹组合的花纹带，并配以铺首衔环、龙、虎、忍冬、飞禽走兽和佛像等纹饰。大量使用模印技术，适应了青瓷大批量生产的要求。

总之，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青瓷生产，其成就令人注目，代表了当时全国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此时越窑正处于南方青瓷一枝独秀的时代，随着越窑生产区域的不断扩大，中国第一个瓷窑体系——越窑系开始形成。

东晋南朝时期，越窑青瓷生产步入低谷。东晋政权建立后至南朝，门阀士族纷纷南下，由此带来了丧葬习俗的变化，越窑基本上停止了明器的生产，因而生产规模缩小，产量锐减，但是青瓷质量却仍然较高。此时窑址数量大幅度减少，整个浙东地区仅有20余处窑址，就连曾经兴盛一时的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亦仅发现10余处窑址，主要分布在上浦乡、联江乡、皂湖乡、横塘乡、梁湖乡、百官镇等地。但是颇引人注意的是，此期窑场的分布范围却较以前有了更为广阔的扩展。至目前，在宁波、余姚、慈溪、绍兴、萧山、临海等地均发现了零星分布的东晋越窑青瓷窑址。特别是至今未发现一处西晋窑址的慈溪，却在古银锭湖周围和上林湖区域发现了7处东晋窑址（其中以九龙寺窑最为典型）、2处南朝窑址。显然，越窑的生产中心已开始由曹娥江中游上虞地区向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蔓延、转移。

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种类也明显减少，主要集中为日常生活用器，有钵、碗、碟、罐、盘、盘口壶、盆、大耳杯、鸡首壶；尊、唾壶、洗、虎子、香熏、灯等；此外，文房用具，主要有各式造型的水丞及现台等。青瓷器皿定形化明显，从大小成套的碗、盘器物来看，当时的成形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器物装饰技法趋于简化，造型讲究线条的合理与匀称，颇具规范化；功能上更趋向经济实用，与前期相比，器物普遍增高加大。总体上看，东晋早期器物装饰直接延续西晋风格，显示出一定的承续性，中后期纹饰趋向简朴，盛行褐色点彩和手法简便的弦纹，点彩多饰于器物口沿、肩部及鸡头壶的鸡冠、眼睛等醒目位置，从而起到美化器物、画龙点睛的装饰作用。如收藏于宁波博物馆的青瓷褐彩鸡首壶（图十三），除在壶的口沿、双系点饰褐彩外，还在鸡的眼部、嘴部点饰褐彩，使主题纹样鸡的装饰更加突出，生动传神。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东晋青瓷褐彩羊首壶（图88页）是此类器物中的珍品，羊首壶除在盘口、双系处、柄顶端略施点彩以外，着重在羊首的眼睛、嘴部、羊角上施彩，其中眼睛褐彩浓重，显得炯炯有神，羊首与壶相配辉映，妙趣盎然。此期做成动物形状的器皿大大减少，只有少数的日常用品与文房用具如烛台、水丞等做成羊、蟾蛛的形状，动物堆塑工艺不再时尚。

南朝时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通常以纤细的划线在碗、盏、钵等外壁和盘面上划饰重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如慈溪市博物馆收藏的南朝青瓷划花莲瓣莲蓬纹托盘（图十四），内底刻划莲蓬，周围饰以莲花瓣，图案简洁明快，显示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性。作为象征佛国净土的莲花纹，成为南朝时期越窑青瓷受佛教艺术影响而出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纹饰。

东晋南朝时期的青瓷在风格特征上已渐渐撇开三国西晋时装饰繁褥的特色，而逐渐向着清新、雅致的方向发展，此时的越窑青瓷正悄然开启唐宋瓷器以釉色为美的先河。

三、越窑

唐、五代、北宋初期，是越窑发展走向空前繁盛的时期。考古调查统计资料表明，此期的越窑窑场遗址已达到293处，主要分布在慈溪上林湖、曹娥江中游上虞及鄞州东钱湖等地区，其中又以慈溪上林湖地区最为密集，数量高达171处。慈溪上林湖凭借着其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富饶的自然资源和便捷的水运交通而成为这一时期越窑制瓷业的中心产地。

初、盛唐：

南朝以后，越窑经历了隋朝的短暂沉寂。至初、盛唐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渐繁荣，越窑逐渐复苏。此时慈溪、象山、上虞龙浦等地均有新建的窑场，其中慈溪的上林湖库区现已发现隋唐早期窑址13处，象山的黄避岙亦发现初唐窑址2处。从窑址采集的大量标本分析，此时越窑的制瓷工艺仍沿袭南朝旧制，装烧方法仍采用泥点间隔的明火叠烧，产品以日常生活用瓷为主，主要器形有碗、盘、壶、罐、盏、杯、钵、水丞、砚台等，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如灯等，造型亦更趋新颖。就总体来看，此期越窑青瓷造型古朴粗放，装饰简朴单调，只偶见点彩、刻花、镂空等。因此，在制作较为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装饰简洁的唐早期越窑青瓷中，褐色大斑块成为较为醒目的装饰。象山黄避岙窑场的产品，虽种类比较单纯，但常在碗、钵、罐等器物外壁施以大块的褐色彩斑装饰，如象山文管会收藏的唐褐彩斑双系壶、褐彩斑带流罐等即是实例。

中、晚唐：

中唐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越窑因受社会饮茶习俗的推动和外销的刺激而再度崛起。此时越窑制瓷技术进一步精进，大量使用匣钵装烧青瓷。匣钵的创用是制瓷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它使越窑瓷器质量获得了质的飞跃。此时越窑窑场数量剧增，仅上林湖库区就达到80余处。一个以上林湖为中心并迅速向四周拓展，波及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乃至周邻上虞、镇海、诸暨、鄞县、奉化、绍兴、萧山、临海等地的庞大的越州窑瓷窑体系正式形成。越窑成为南方青瓷的代表，与北方邢窑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唐代茶文化的兴起，对越窑制瓷业的兴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唐越窑的再度兴起，某种意义上是因茶而盛。唐代“风俗贵茶”，宫廷饮茶之风盛行，最高统治者唐太宗直接提倡饮茶、热衷茶事。为满足唐皇室自身的饮茶需求，朝廷大规模推行贡茶制度，设置皇家贡茶院。高祖武德四年（621），鄱阳郡等地开始向皇室贡茶。代宗大历五年（770），朝廷在湖州顾渚设置“贡茶院”。除自饮以外，唐代皇室还把茶叶作为祭祀、礼佛和赏赐之物。唐皇室的崇茶习俗，很大程度上对唐代社会饮茶习俗的兴盛起到了示范作用。上行下效，崇茶习俗很快在官僚贵族、文人士大夫和僧侣阶层中推广开来，“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4]。于是，官僚贵族以参加茶宴、品评香茗、饮茶社交聚会为风雅之事，“煮茗同吟到日西”；文人墨客则以茶诱发文思，诗兴大发，文采飞扬；僧侣更是“重茶”，“茶佛一味”，“茶禅一味”。至德宗建中三年（782），茶叶已成为受整个社会欢迎的大宗贸易商品，政府开始征收茶叶税赋。饮茶之俗风靡全国，贵贱皆好，茶道大兴，蔚然成风。

在唐代皇室崇茶、士大夫扬茶、佛教重茶、商人卖茶、举国饮茶的社会背景下，与茶相关的其他行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于是，与湖州毗邻、在历史上即有制瓷渊源与技术基础的越州，率先成为唐代制作瓷器茶具的中心。茶风的兴盛刺激着越窑茶具的生产，唐代越窑以茶具盛名于时。陆羽在《茶经》中对越窑予以很高的评价，他将越窑列为唐代“六大名窑”之冠，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5]

唐代越窑青瓷茶具种类丰富，有碗、瓯、杯、盏托、钵、注子、茶碾、茶盒、茶则（图十五）、注瓶（注子，又名执壶，图96页）等。尤其茶瓯，陆羽在《茶经》中记载：“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斤已下。“结合唐咸通十五年（874）法门寺“衣物帐”中记载的明确用于喝茶的“琉璃茶碗柘（托）子''（图十六）的造型，陆羽《茶经》中的“瓯”，应为越窑的“敞口斜直腹玉璧底碗”（图97页）。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这式碗目前出土的最早纪年时间是778年（河南省偃师杏园唐墓M5036纪年墓出土），最晚纪年时间是851年（浙江省绍兴县唐墓），其流行时间大致与唐代社会饮茶盛行时间相吻合。另据各窑址、遗址及这一时期的墓葬等考古资料，敞口斜直腹玉璧底碗是越窑这一时期生产数量最多的产品之一。关于越窑茶具，同时代唐诗人不乏赞美之词。孟郊（751 — 814）《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785年前后）中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元和十年（815）进士施肩吾（780-861）的《蜀茗词》诗有“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从政在元和太和间（806— 826）的李涉有《春山三揭来》诗“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太和六年（832）进士许浑《晨起二首》诗（827年前后）有“薪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皮日休（834或839—902）《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光启三年（827）进士郑谷（约851—910）的《题兴善寺》诗有“葬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诗有“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韩偓（842— 923）《横塘》诗有“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等等。可见，在饮茶风行的唐代，茶与瓯相互衬托，瓯因茶而青翠幽深，茶因瓯而飘香四溢，苍碧莹润的越窑青瓷茶具为唐人饮茶增添了无穷的高雅情趣。唐代茶瓯的形制不只是“敞口斜直腹玉璧底碗”，作于785年前后的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中“越瓯荷叶空”说明了越窑茶瓯还有另外一种形制，即荷叶形碗，它是对陆羽越瓯茶具型制记载的补充。注子，又名执壶，是中唐时出现的越窑青瓷茶具。许浑《晨起二首》诗（827年前后）“越瓶秋水澄”中的“越瓶”应指的就是越窑的注子，诗文表述了注子盛水之功能。

饮茶发展到唐代已是非常讲究，唐人对茶叶的加工方法是“贵用茶荀（茶籽下种后萌发的幼芽）、茶芽（茶枝上的芽），春间采下，蒸炙捣揉，和以香料，压成茶饼。饮时，则须将茶饼碾末”^[6]。越窑青瓷茶碾便是中晚唐时流行于文人雅士与民间的碾茶用具，它由碾槽、碾轮与碾轴等组成，碾茶时，碾轴带动碾轮在沟槽内来回滚动，茶被碾成粉末以后，通常会被装在茶盒（图十七）里待用。唐代的泡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陆羽《茶经》所言的将茶末下在茶釜内滚水中的方法；另一种是苏麋《十六汤品》记载的将茶末撮入茶盏，然后用装着开水的有咀（管状流）的茶瓶向盏中注水，一面注水，一面用茶宪在盏中环回击拂，其操作过程叫“点茶”。晚唐时，“点茶”法更为流行。因此，盛装开水用的茶瓶，又叫汤瓶，即现今的执壶（注子），在这一时期特别盛行且式样丰富，所谓“贵厌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土逸夫，品色尤宜”。《十六汤品》中言：“汤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滥汤，则与凡味同调矣。”尤其指出在使用茶瓶时应注意“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颤臂亸，唯恐其深，瓶咀之端，若存若亡，汤不顺通，故茶不匀粹^[7]因此，在唐代茶文化中，注汤点茶过程对于茶之“色”与“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想见唐人对于茶具的讲究与关注。

中晚唐越窑瓷器，因唐代社会饮茶习俗的推动而不断精进。这一时期越窑生产的主要器物有碗、盘、壶、罂、瓶、罐、盏托、粉盒、油盒、水丞、唾壶等十余种，造型均浑圆丰满，器形丰富多样。如碗、盘、注子、水丞、粉盒等器物式样，有些甚至可达十余式，这些器物除一小部分继承前代造型以外，多数器物造型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形制。器物造型与装饰艺术均受唐代工艺美术时代风尚与审美思流的影响，关注自然生活，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同时，追求浑厚大气、丰腴饱满、富贵典雅的时代风格，给人以自由、舒展、活泼、亲切之感。青瓷胎质细腻，釉层均匀，手感浑厚滋润，“如冰似玉”。此期越窑青瓷的显著特征是以优美的造型与“类玉”的釉色取胜。崇尚自然是越窑青瓷追崇的鲜明主题，而温润如玉的质感，美如山峦的釉色，概括提炼的瓜果花叶造型以及舒展流畅的线条写意纹饰等，都成为此期越窑青瓷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越窑青瓷造型上讲究器形的丰富多变与线条的柔和匀称，许多器物造型均源于工匠对大自然生物的高度概括与提炼。如碗，有荷叶形、荷花形、葵瓣口形；杯，有海棠式；注子，腹部做成瓜棱形；盘，口沿做成葵花瓣形；盏托做成荷花叶形等等，不胜枚举。1973年至1975年间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出土的一批唐越窑青瓷器，更是造型丰富，变化多姿。单就注子一类，式样即达十余种。其中的一件青瓷瓜棱注子（图108页）尤为精致，口作喇叭形，瓜棱形腹，肩部一侧贴多角形短流，另一侧在颈与肩之间连一曲柄，圈足宽矮，廊线柔和，棱角挺拔，刚柔相济，青釉匀净滋润，显得十分优雅秀致。另一件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图106页）亦相当精美，盏做成敞口，口沿与壁呈五曲棱，圈足，托边缘内卷，全器宛若一片风中的荷叶托着朵盛开的荷花，在清波涟漪的水面上随风飘荡。花与叶珠联璧合，出水怒放，令人赏心悦目。唐诗人作“越瓯荷叶空”即是对其造型的生动写照。此外，同时出土的一件青瓷划荷叶纹海棠式杯（图187页）也很优雅别致，杯口做成海棠式，内壁满划四朵写意荷叶，刀法洗练，线条流畅柔和，富有自然生气，釉色莹润光亮。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出土的这批越窑青瓷器，考古人员在上林湖晚唐时期的荷花芯、马溪滩、石马弄等窑址中均能找到与此相同釉色与造型的器物，说明这批器物均为这些窑场烧制。

唐代越窑青瓷不仅具有“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魂起”的器形与胎骨，“姿如圭壁，色如烟岚”的瓷质与釉色，而且少量器物表面还带有装饰花纹，主要以划花为主，亦有刻花、印花与镂雕等。划花多装饰于碗、盘的内底或盒盖的盖面及注子的腹部，线条简练流畅，刀法自由奔放，往往寥寥数笔便成生机盎然；印花则多印于碗、盘内底，画面有葵花、双鱼、云龙、寿鹤等纹饰，图案虽较丰富，但视觉效果不及划花那样奔放有力。宁波和义路唐海运码头遗址中元和文化层就出土有印葵花纹的琬和双鱼“王"字款的大碗。中唐以后，越窑青瓷生产还受到了金银器的影响，苏廙“十六汤品》之第七“富贵汤”中有“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胶”的记载，可见当时社会富贵阶层茶具以金银器为贵。于是，受奢靡富华时尚所趋，越窑在造型上开始追仿金银器皿，并视金银扣饰为珍贵，从而出现了许多明显仿效金银器皿造型的器物。

秘色瓷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名，稍晚唐末五代徐簧（昭宗乾宁年间，〈894—898＞进士）《贡余秘色茶盏》诗名中亦提到“秘色”，可见“秘色”一词最早来源于民间热衷茶事、喜爱越窑茶具的文人雅士，是他们在赴会雅集、茗茶吟诗之时，凝视手中制作精美规整、釉色青绿莹涧的越窑茶具所抒发的优雅赞叹。陆龟蒙在诗中将这种青瓷的釉色喻化为“千峰翠色”，而徐夤更是以“捩翠融青”、“明月染春水”、“薄水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辞藻极尽褒誉赞美。联系唐诗中名称与内容主题多相互呼应之创作规则，再结合《说文解字》对于“秘、”、“色”的释义："秘，神也”，“色，颜气也……凡色之属皆从色”，因此，唐人的“秘色”应是指神奇的颜色。陆龟蒙《秘色越器》即是指“神奇颜色的越窑瓷器”。因唐代茶具以越窑青瓷为冠，故“秘色”一词多被用来赞美越窑青瓷，以致唐五代以后的文人墨客多认为“秘色瓷”即是青瓷的专用词，其“秘色”意义亦被不断衍化，尤其是五代吴越时期统治者钱氏以大量“秘色瓷”频繁上贡中原王朝，更是让后之宋人更关注起秘色瓷的功用，认为“秘色瓷”就是“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秘色”因此又被赋予了另一层更深的含义。^[8]"总之，千百年来，“秘色瓷"究竟作何意释，始终像一团谜云萦绕着世人，人们对“秘色”聚讼纷纭，释词不一。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的被地宫衣物帐记为“瓷秘色”的14件唐代越窑青瓷，终于让我们能够将“秘色瓷”与实物对接，并一睹“秘色瓷”真容。这批“秘色瓷”为唐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859—874在位）、僖宗父子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宝物，地宫出土的由监送真身使刻制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上记“瓷秘色椀（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疊（碟）子共六枚“（八棱净水瓶1件未记）。其中尤以八棱净水瓶（图114页）弥足珍贵，其整体造型呈小直口，圆唇，细长颈，球状肩腹呈八瓣瓜棱形，肩颈间饰有与肩腹八棱相对应的三道八角形凸棱纹，釉色清纯典雅，青绿如一泓湖水。从法门寺出土的“瓷秘色”器兼有青绿和黄绿两种釉色来看，唐代所指的“秘色”，并不是指锁定某一种颜色，而应是对釉色莹润、色泽光亮、制作精美规整的越窑瓷器一个总的称谓。法门寺出土的八棱净水瓶这类器物，据考古采集资料，1954年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在余姚上林湖窑场曾采集到残器；之后，1978年余姚文管会在当地亦采集到一件较为完整的净水瓶，这些都证实了秘色瓷为上林湖越窑窑场烧制的事实，进一步说明这些秘色瓷系当年越窑所在地的地方官贡奉给朝廷的宫廷御用瓷，并被皇家作为礼佛供养物。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越窑“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巅峰之作。

唐代政府规定，各地方州县每年必须向皇室贡献土特产品。据文献记载，中唐时，越州已开始向唐王朝进贡越瓷。《新唐书·地理志》载：

“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1977年，慈溪县上林湖在吴家溪出土了一件唐光启三年（887）的“凌倜”罐形墓志（图120页），罐志文为：”中和五年（885）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其坟丙向……”这进一步证实了唐代越窑生产贡品窑场的存在，说明唐晚期朝廷已在越窑上林湖设置“贡窑”。按照唐代的士贡制度，当时的“贡窑”应是越州的地方官府根据上林湖等窑区各窑的烧制状况，从中遴选出制瓷工艺技术水平最高的窑户作为越窑的特定贡户。官府采用向贡户收购贡瓷，甚至必要时派官员以监管定烧的形式获取“贡瓷”。针对这些技术贡户，为保证地方“土贡”的任务与质量，官府往往一方面会规定减免贡户的若干租赋加以扶持；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世袭其业”，传承烧瓷技术。应该说，唐代的“贡窑”仍是民窑的性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越窑“秘色瓷”应是越州地方政府官员进奉皇家的贡物。根据考证，唐代“贡窑”不止一处，它们极有可能设于上林湖的后施岙、高岭头和黄婆山等处窑场。

五代北宋初期（吴越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唐光启二年（886）十月，钱锣打败刘汉宏，攻下越州让予董昌。景福二年（893）九月，唐昭宗授钱锣镇海军节度使，领润、常、苏、湖、杭、睦六州，治润州，此为钱锣割据立国之始。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称帝越州。同年六月，钱镂奉诏出师讨伐董昌,乾宁三年（896）五月，破越州。十月，钱锣升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自称吴王，拥两浙十三州之地。乾宁四年（897）六月，钱锣如越州，受镇东军节钺；七月，以越州为东府。光化四年（901）四月，钱繆亲巡越州。自此，越窑正式进入吴越（907年四月后梁代唐，五月梁进封钱锣吴越王）钱氏统治时期。

吴越钱氏统治时期，越窑制瓷业在上贡与外销需求的推动下，在晚唐基础上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吴越境内窑场林立，作坊遍布，规模空前，成为越窑生产历史上的最鼎盛时期。五代越窑窑场成倍增加，据现有考古调查资料，至目前在吴越国境内已发现属五代的越窑窑址131处，其中延续晚唐烧制的窑场22处，五代时期新建的窑场109处，其数量居越窑各时期发展之首位。从窑场分布区域来看，五代吴越早中期，越窑的制变中心延续唐代区域布局，仍密集分布于明州上林湖一带（今慈溪市桥头镇拷楮山北麓之上林湖，范围包括周边古银锭湖、白洋湖与上禾湖等区域），目前已调查发现五代窑址63处，其中上林湖48处，古银锭湖11处，白洋湖3处，上岙湖1处。五代吴越钱俶统治晚期，即北宋立国至吴越国灭亡的18年间，因大量进贡与外销所需，又在境内不断开拓新的制瓷窑场，分别在上林湖区域附近的东钱湖四周及相邻区域和越州上虞的窑寺前，开发了越窑的另外两大窑区，其中在上虞设置越窑官窑36所。目前在鄞州东钱湖四周已考古调查发现五代窑址37处，主要分布在湖之西南隅、南端，周边上水村区，栗木扩东北角等区域。上虞考古调查发现五代窑址17处，主要分布在甲仗村的窑寺前、庄头山、前岙口、栗树山、道士山、寺前村东，凌湖村的甑底山、橡皮地、虎皮岗、蛇头山，龙浦镇魏家庄村的逍遥岙、窑鬓里与上浦镇夏家埠村的帐子山等区域。此外，余姚、绍兴、萧山、诸暨、镇海、奉化、鄞州、象山、黄岩、临海等地都先后建立了烧制青瓷的窑场。由此，越窑窑系范围进一步拓展。

吴越统治者对越窑生产非常重视。为确保越窑青麦的产量和质量，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吴越国朝廷对越窑加强了直接的监督控制，他们在总结唐代“贡窑”运作经验的基础上对越窑实行“设官监窑的陶政制度，即朝廷派官员赴明州上林湖、越州上虞窑寺前等窑场现场监督越窑青瓷（秘色瓷）的烧造。《嘉靖余姚县志》记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设官监窑，寻废。”成书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由南宋庆元间知绍兴府的沈作宾等修、通判施宿纂的《嘉泰会稽志》记：“广教院：在县西四十里。开宝四年（971）有僧筑庵山下，镇国军节度使□事治（应为‘钱惟治’）因建为寺，易名保安。治平三年（1066）赐今额。国初尝置官窑三十六所，于此有官院，故址尚存。”《万历上虞县志》也记载：“广教寺，在县西南三十里。昔置官窑三十六所，有官院故址，宋开宝四年（971）有僧筑庵山下，为陶人所铸。华州节度使钱惟治创建为寺，名保安。至治平三年（1066）改今额，俗仍呼窑寺。国初废，正德末复兴。“可见，五代时吴越国在上虞窑寺前窑区曾设有“官窑三十六所为管理这些“官窑”，朝廷还专门设置官方机构，办公驻所被称“官院”（监窑官"官署’’所在）。“设官监窑”时间应在“开宝四年（971）"之前。查《吴越史事编年》记载，入宋后，吴越钱俶贡宋秘色瓷共4次，第一次是在969年，上记：“钱俶贡秘色窑器于宋。”这是吴越自钱锣宝大元年（924）九月进奉中原“秘色瓷”以来第一次提到“秘色窑’’这一称谓，非同寻常。这里的“秘色窑”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管理体制或模式的窑场。此外，钱俶在976年六月第二次入宋朝贡越窑秘色瓷时，派遣的正是钱惟治，他进奉的“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极有可能大多数出自由他自己管辖的上虞窑寺前“官窑。

五代吴越，自唐景福二年（893）九月钱镠割据立国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钱俶纳士归宋，统治江浙闽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狭长区域长达86年之久。其间历三世五王：一世钱锣（武肃王），二世钱元瑾（文穆王），三世钱弘佐（忠献王）、钱弘倧（忠逊王）、钱弘俶（忠懿王）等五个朝代。越窑青瓷作为地域特产，除被钱氏王族成员与世族显贵大量作为奢靡生活日常用品自享以外，更多的是被吴越统治者加载了诸多的政治功能，它不仅成为吴越国社会的经济支柱产业和国家财政收入、对外贸易主要经济来源，而且被作为地方特贡“方物”，用以吴越国“善事中国”（贡奉中原朝廷）、巩固政权之举足轻重的政治策略工具，以及交好邻邦，交聘契丹的重要贡物、交往日本的馈赠品与笼络藩政朝鲜半岛三国、高丽的赏赐品，它在吴越统治者为保境安民，偏安一隅，实施“尊奉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基本外交国策，谋求长存久安，友好邻邦，发展国际贸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盘点吴越钱氏王族、重臣显贵纪年墓葬^[9]，历朝进贡秘色瓷文献记载史料以及相关文物考古发现纪年资料^[10]，大致可了解吴越钱氏各朝越窑秘色瓷生产之轨迹，它们在体现吴越秘色瓷总体时代风格的同时，又各具特色，尽显风貌，充分展示出各朝不同的时代风格与发展特点。

钱锣朝（893—932）秘色瓷。钱锣于唐景福二年（893）立国，其间军阀混战，直至乾宁四年（897）六月才控制越州。从目前发现的钱镠朝纪年墓葬来看，墓主身份最高的为钱锣父钱宽、母水丘氏。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四月十八日，因钱锣”时以攻越，战事方亟”，以致光化三年（900）十月二十五日才将其父下葬于临安县锦北乡清风里之南原。因此墓早年被盗，故无法了解其秘色瓷随葬之全貌。这一时期出土秘色瓷以水丘氏墓数量最多（达25件），质量最精，代表了此期越窑烧制的最高水平。根据墓葬出土资料，本朝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主要有：碗、盆、罐、粉盒、油盒、香炉、罂、油灯、盘、盏等。褐彩如意云纹熏炉、褐彩如意云纹盖罂、褐彩如意云莲纹油灯为本期新出现的器形，造型高大气派，装饰华丽精美，青袖上绘以褐彩如意云纹、开光莲花纹等图案，靡丽华贵，气势非凡，代表了这一时期越窑秘色瓷烧制的最新成就。尤其是褐彩如意云纹熏炉（图122页），由盖、炉、座三部分组成，炉盖作盔形，盖钮形似花蕾并镂花孔，盖身上半部镂菱形花孔，下半部有两组各两道阴刻弦纹。炉身直口，宽平折沿，筒腹，平底，近底处等距离置五虎首兽足；底座束腰环形，上镂壶门孔，全器绘釉下褐彩如意云纹，是此期秘色瓷中的精品。钱镠朝秘色瓷的特点是：

1.器物造型沿袭晚唐形制风格，部分造型仍深受金银器之影响。总体而言，多数器物造型有一定规律可循。如盆、罐、油灯等唇沿，多作外折、外平折，或外卷状；罐、盆、粉盒、油盒等腹下部，多作骤收下敛成小平底或微内凹；罢等盖钮，作成花蕾造型；碗流行五瓣葵口，腹部起棱；罐腹呈瓜棱形等。另外，器物造型普遍高大，超过以往同类器物。尤其熏炉、盖罂、油灯三件福彩青瓷，更是气势恢弘，不同凡响。

2.装饰以素面为主，仅有纹饰集中出现于水丘氏墓秘色瓷中。如弦纹、釉下褐夥云纹、雕塑虎首兽足、镂空等多种技法均灵活应用，有些甚至完美地体现在同一件器物之中。釉下褐彩是本朝秘色瓷装饰的亮点。青瓷褐彩装饰起始于三国东吴，东晋时越窑盛行褐色点彩，至初唐，出现了褐色斑块，而在本朝，则更多的是受到盛唐风靡一时之糅漆金银平脱器视觉艺术效果的启发和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唐咸通年间，越窑秘色瓷就已出现了以金银平脱显示鸾鸟花纹的装饰，然这种技艺在赋予秘色瓷以富丽华贵的同时，亦掩饰了其莹润如玉的釉色。而褐彩的运用，则能使两者的视觉艺术效杲兼而俱得。因此，釉下褐彩绘青瓷的烧制，可谓是钱罂朝越窑青瓷的一项独特创意。此外，起源于定窑的金属扣饰工艺在本朝已开始运用于越窑青餐，但数量极其有限。

3.釉呈色尚不稳定，既有纯正的青翠釉色，又有青釉中微泛黄色。釉下褐彩釉色普遍青中泛黄。熏炉等大型器物上下呈色不一，唯葵口碗、盒等小件器物呈色纯正，显青绿色。

4.装烧方法仍延续唐代越窑的装烧技术，罐、碗、瓶等大小器物均系足端泥点垫烧，小件器物单件匣钵装烧，因而器物足部宽厚、矮直，内底满釉无支烧痕。

1970年发掘干临安板桥M21的五代吴越王妃亲属、功臣“吴随口”墓，根据其出土越窑青瓷的造型、釉色、纹饰、装饰技法与风格特点乃至有些器物尺寸均与钱修朝器物的相一致性，说明该墓应属钱修朝时期^[11]。该墓出土器物中最受学术界关注的是“官”字款双系罐（图十八），器物上腹部阴刻草书“官”字铭文。“官”字款的标志，说明此类产品是吴越统治者在越窑窑场定制的产品，系官府定烧器物区别干一般民窑产品的特别标志，从中亦可盗见钱修朝时期越窑的陶政制度。另一件是双耳釜（图十九），系仿金属器制作，呈锅形，翻沿，沿面对置半环形提耳；内壁施青相，莹润光亮；外壁则露胎，造型别致，美观实用。这类釜的残片，考古人员曾于1996年在上林湖后施岙窑址中采集到。

目前考古出土资料显示，仅在钱鏐朝时期出现的釉上彩绘装饰（水丘氏墓出土3件，“吴随口”墓出土2件褐彩如意云莲纹双复系罂与褐彩宝珠钮器盖），1990年考古人员在上林湖黄婆岙唐代窑址发现了褐彩云纹钵和罂肩、颈部及腹部的残片，此后在高岭头、狗颈山、施家埭等窑址都出土了此类器物的兽足与残片，为我们进一步确定褐彩青瓷的烧制窑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钱元瓘朝（932—941）秘色瓷。钱元瓘统治吴越国十年间，继续奉行钱锣创立的“保境安民”国策，且忠效臣顺以事贡奉，因此，越窑青瓷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本朝钱氏王族墓随葬瓷器来看，青白瓷比例已由前朝水丘氏墓的25 : 17发展到本朝的44：0。这一方面说明此时越窑秘色瓷产量已飞速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秘色瓷已成为钱氏宫廷日常生活中最为主要的专用瓷器。据《十国春秋》记载，在本朝向中原后唐王朝进贡的秘色瓷中，已出现了数量为“二百事”的“金棱秘色瓷器”贡瓷。金银饰是对瓷器的再加工，目的是使其更加美观华贵。晚唐吴越时，金属扣器开始流行于南方藩镇贵族中。钱鏐朝时，出现了银扣饰越窑青瓷，而钱元瓘朝“金棱秘色瓷器”贡瓷的大量出现，则表明金属扣饰工艺在此时已被越窑广泛采用。本朝出土秘色瓷以临安玲珑镇祥里村钱元瓘妻马氏墓最具代表。主要器物有碗、圈足盘、瓜棱盖罐、注子、盏托、托盘、葵口杯、四系盒、水盂、唾壶、盆、委角方形套盘等。本朝秘色瓷的特点是：

1.器物已由前朝的粗犷高大转为本朝的精巧细致，造型轻盈秀巧，式样优美典雅，品种丰富繁多，出现许多新形制，如圈足盘、葵口杯、柿蒂钮水盂、委角方形套盘等。且器物造型更趋丰富多样，风格特点明显有别于前朝。但一些日常用器造型仍有规律可循，如碗虽造型多样，但普遍作圆唇，圈足外撇，腹部压印五至六道印痕，盘与托作圈足外撇等。

2.器物仍流行素面，装饰简洁，纹饰单一，仅见盒、托盏中饰弦纹，委角方形套盘中饰凸线与镂孔。总体上不尚刻划和彩绘等繁缗装饰，只专注于追求造型的精巧新颖与釉色的清纯莹润，借以突出器物秀丽典雅之美。此外，金棱扣饰成为本朝秘色瓷侈靡装饰的重要技艺。这种装饰工艺，不但没有影响这一时期秘色瓷所追求的总体风格，反而使其在注重造型与釉色的审美基础上更加锦上添花，身价倍增。

3.胎体精薄，胎釉结合致密。釉层较之前朝薄而均匀，且呈色稳定，多数器物显青中泛灰的青绿色，给人以清新明亮、晶莹滋润、典雅秀丽的美感。

4.从器物底部支烧点观察，已有相当部分采用了裹足支烧的方法，如碗、盘、盏托等。装烧工艺的精进使越窑青瓷底足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便于承重的厚底宽矮圈足，改为美观而承重可大减的外撇形窄圈足。这些方面的改进和提高，奠定了越窑在青瓷制烧业中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

总体上看，本朝秘色瓷改变了晚唐至前朝流行刻划花与轴下褐彩的装饰趋势，而重新将审美价值定位于注重器物的造型与釉色之美上来，可以说这一审美观念与吴越王族对于秘色瓷内涵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亦与时人所描绘的秘色姿注重造型与釉色的景致相印合。或许正因为如此，钱锣朝时推崇一时的釉下褐彩装饰至本朝时并没有得以继承，而是淡出了。(https://www.daowen.com)

钱弘佐朝（941-947）秘色瓷。钱弘佐统治吴越国七年，时间虽短，但“境内丰阜”^[12]故越窑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越窑秘色瓷以杭州市郊玉皇山下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墓出土的器物最具代表，其中的贴金浮雕蟠龙纹罂、划花开光花草纹注子等，均标志着越窑秘色瓷风格的嬗变。本朝越窑秘色瓷器物主要有：方形委角套盘、碗、双耳四系盖罐、“官”字款罐、贴金浮雕蟠龙纹罂、划花开光花草纹注子等。其中双耳四系盖罐（图二十）为本朝新出现的较为流行器物，直口，短颈，溜肩，深鼓腹，圈足。肩部两侧竖置长方形穿孔鋬耳，间有两对环条形双系。盖面呈圆弧形，盖有鋬式梁，插入夹耳中，梁孔与耳孔相对应，可以固定。造型新颖别致，颇具匠心。需说明的是钱元瓘墓仅出土罐盖，而辽会同五年（942）三月六日耶律羽之墓、江苏吴县七子山钱氏贵族墓则出土整器。器盖造型丰富，除继续流行宝珠形钮盖并开始在盖面划花纹饰以外，还出现了以动物首面为造型的拟形器盖，如钱元理墓出土的鹑首形盖即为典型的一例。

浮雕贴金蟠龙纹罂与划花开光花草纹注子是本朝新出现的具有创新风格的秘色瓷。独特的浮雕贴金与开光划花装饰打破了吴越国以往各朝单以釉色、造型取胜或以褐彩、简单弦纹作装饰的审美理念，从而将越窑秘色瓷的制作水平推向一个新高度。浮雕贴金蟠龙纹罂（图134页），圆肩，深腹，圈足外撒。肩颈部对置双股双复系，器身浮雕双龙戏珠。双龙腾空飞舞，凌驾祥云间奋力抢珠。龙身雕刻细寐，鳞甲历历，全身贴金，熠熠生辉，所谓秘色瓷中之“金银饰陶器”者。用金装饰陶器，始于初唐末至盛唐时期，唐昭陵和乾陵的有些陪葬墓（如唐懿德太子墓）中，曾发现过一些描金或贴金的人物俑或像生动物造型^[13]，而越窑瓷器最早则见于唐咸通十五年（874）法门寺地宫之两件秘色瓷银棱金银平脱花鸟纹碗（图118页）。划花开光花草纹注子（图二十一），喇叭形小口，圆球形腹，圈足外撒。腹部置一弯曲带棱长流，对置双股泥条形柄。柄上端有圆形小孔，以系盖。腹壁划四组开光花草纹。线条纤细流畅，笔法娴熟，构图规整，且讲究对称，是目前发现的较早饰有开光图案的瓷器。

钱弘佐朝越窑秘色瓷的显著特点是：造型富于变化，装饰新颖独特，远超前代。划花虽继承晚唐技法，但在风格上有了创新，体现在线条纤细流畅，构图匀称规整，已趋向图案化装饰。采用的浮雕饰以贴金，使器物更显雍容华贵，倍添身价。而拟动物形器盖雕饰，则使器物整体形象生动传神，充满生机活力。这些都为越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越窑的装饰风格在前朝的基础上呈现出划时代的嬗变，为此后风靡一时的越窑划花装饰重开了先河，引领了之后越窑秘色瓷繁缛装饰的时尚之风。

1979年发掘的苏州七子山一号钱氏贵族墓，经将该墓出土越窑青瓷与钱元瓘妻马氏墓（939）、钱元瓘墓（942）和耶律羽之墓（942）出土之器物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该墓年代应在公元939—942年之间。该墓出土的越窑青瓷金扣碗，为目前国内唯一发现的金扣秘色瓷实物。据文献记载，目前所知秘色瓷扣金装饰最早见于钱元瓘朝。金扣碗（图二十二），散口、弧壁、短圈足，造型规整精巧，釉色青绿雅致，口沿处扣饰一圈金边，典雅华贵。

浮雕贴金盘龙纹罂与金扣碗的发现，同时也起到了重要的证史作用，它使五代时大量记载于史书的数量相当可观的吴越国上贡瓷器——金银饰秘色瓷找到了实物例证，同时也说明了《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会要辑稿·蕃夷》等文献中记载的“金棱”、“银棱”、“扣金瓷器”、“金扣越器”、“金银陶器”、“金银饰陶器”的真实可信。金银饰秘色瓷，是对秘色瓷的再加工，这类器物加工前的胎件，曾于1984年在上林湖后施岙唐代的窑址中发现，它是一件盘的残件，釉色青绿，腹壁划有棱线，从其口沿内侧刮釉一周的现状中可以看出，这件盘是被用来作包镶金银边的秘色瓷，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金银饰秘色瓷早在唐代时即已有之，且为上林湖所烧制的事实。此外，此期的双耳四系盖罐残片在上林湖狗颈山等窑址有发现，曾出士于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琏墓与吴县七子山钱氏贵族墓的方盒，这类器形的残片，在上林湖后施岙、竹园山、茭白湾等窑址均有发现。浙江宁波火车站（M24）开运三年（946）袁从章墓出土的5件“官"字款罐”^[14]，说明钱鏐朝时期越窑的陶政制度在此期仍在延续。

钱弘佐于947年六月“疾卒”后，其弟钱弘倧（忠逊）即位，然朝政不稳，同年十二月即被大将胡进思废除。因此，弘倧朝之秘色瓷不应有单列考述，况且目前也无纪年墓和相关瓷器被发现。

钱弘俶朝（948-978）秘色瓷。钱弘俶统治吴越国31年。受现有考古资料局限，目前仅发现属本朝的钱氏王族纪年墓葬1座（1958年发掘的杭州施家山M26钱元瓘次妃、钱弘俶生母吴汉月墓）。此外，有辽北平王墓1座，辽驸马赠卫国王墓1座，寺塔1座。与以往各朝不同的是，本朝秘色瓷进贡频繁。据此，我们只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考古资料和相对较丰富的文献资料来梳理本朝越窑秘色瓷的发展轨迹与特点。从有限的纪年实物资料来看，947年至961年前后钱弘俶统治前期的秘色瓷，器形种类丰富，有瓜棱注子、葵口碗、敞口碗、莲瓣纹碗、莲瓣纹盏托等。注子作喇叭口，长颈，瓜棱腹，颈肩部饰凸弦纹一周。器物装饰技法继承了前朝的刻划技法，纹饰作流云纹等。除此以外，出现大量具有浅浮雕效果的刻花莲艇纹装饰，典型的有辽赵德钧墓（958）的莲瓣纹碗和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的北宋建隆二年（961）青瓷刻花莲瓣纹带托茶盏。刻花莲瓣纹带托茶盏（图142页），盏作直口，深腹，圈足，外壁刻莲瓣纹；托为翻沿折腹高圈足，沿面、圈足刻莲瓣纹。釉色青绿滋润，光泽如玉，整器似一朵盛开的荷花。刻划莲花纹的流行，与吴越国王钱弘俶信奉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钱弘俶“天性敬佛”，崇信佛教，不仅一生造佛塔无数，而且还曾以金铜精铁材质模仿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宝箧印经塔”各铸造八万四千座宝塔。莲花象征着佛国的净土，是佛教的伴随物，由此，越窑青瓷中刻划莲花纹的出现与盛行时间，应该就在乙卯岁（显德二年，955）周世宗毁佛后，钱弘俶为大力弘扬佛教，于乙卯岁（显德二年，955）与乙丑岁（乾德三年，965）分别以金铜精铁铸造八万四千座“宝箧印经塔”的这一个时期，即钱俶统治中后期。

钱俶统治后期，指入北宋后至吴越纳士归宋（978）前的这一个时期，考古出土的越窑青瓷纪年资料几乎不见，海外印尼井里汶沉船所出水的三十万余件越窑青瓷虽有底款“戊辰徐记烧”莲瓣纹碗纪年瓷伴出，并且从该碗形制、莲瓣纹样、装饰技法与支烧工艺等来看，均可断定为吴越钱俶后期公元968年的器物，但是，此船装载货物品种、来源的复杂性，货物和船的贸易性质（极有可能为中转贸易）以及目前国内有些专家所认为的该船货物在时间上存在着较长延续性等问题，都让我们暂时还不能将此沉船出土的越窑青瓷作为断代吴越钱俶后期公元968年器物的标准依据。而“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虽也大量发现，但从考古地层发现和经有关学者考证，这部分器物应为钱俶纳士归宋（978年五月一日以后）之后的制品^[15]。目前了解钱俶后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及相关状况信息，只能依靠《吴越备史》、《宋史》、《十国春秋》、《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等相关文献的记载。据这些文献资料，吴越贡奉宋朝的贡瓷有“秘色瓷器”（969年秋八月贡瓷）、“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973年二月十二日贡瓷）、“瓷器万一千事，内干事银棱”（976年六月四日贡瓷）、“银涂金扣越器二百事”（977年三月三日贡瓷）、“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五十事”（978年三月贡瓷）等，总计''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其中包括吴越国亡后钱氏于980年九月、983年八月的两次贡品）。据此可知，这一时期的越窑装饰工艺仍以“金棱”、“银棱”、“银涂金扣”、“金扣”等“金银饰陶器”装饰为主流和珍贵。对于另一部分被记为“秘色瓷器”、“瓷器”、“越器”的贡品，因记述不详，仍无法了解更多的信息，期待着日后考古的新发现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确切的纪年依据和资料。

吴越统治时期，越窑青瓷作为吴越国独具特色的重要经济文化交流载体，为稳定和巩固吴越国家政权、拓展睦邻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五代吴越国僻处东南一隅。钱锣统治时期，为求封疆保国、长治久安，确立了“尊奉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的基本外交国策，即延续唐末藩镇割据时藩属国的模式，世代贡奉中原王朝；同时睦邻交好闽、楚等国，远交契丹、高丽、日本等国。吴越钱氏在实施这一基本国策的过程中，作为地域珍品的越窑青瓷（“秘色瓷''）发挥了“一方贡物”的独特作用。首先，越窑“秘色瓷”成为吴越钱氏“善事中国”以巩固政权的政治策略工具。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吴越钱镂在面临杨吴向南扩张的威胁和中原朱温代唐后遣使吴越的局势下，确立了“事大”的对外关系基本策略，即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于是自后梁太祖开平三年，即吴越钱锣天宝二年（909）起，开始了吴越国长达70年的朝贡中原王朝历程。根据新旧《五代史》、《吴越备史》、《册府元龟》、《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十国春秋》及《吴越史事编年》等书的记载，自吴越天宝二年（909）四月钱鏐首次以纪君武为进奉使向后梁进贡起，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钱俶觐宋帝上表纳士归宋止，吴越钱氏共向中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各朝贡奉达65次，其中明确记载贡品中有越窑瓷器的为10次。综观这10次越窑瓷器进贡之贡事，其中有9次都与吴越国政权的确立和巩固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钱锣朝（893—932）宝大元年（924）九月，吴越为消除与后唐故隙、敦促后唐重封钱锣为吴越王，钱鏐使钱询纳贡于唐，用“秘色瓷器等作为唐庄宗李存勖生日“万寿节”的贡物，这是吴越第一次进奉后唐，也是钱锣在位40年中唯一一次有“秘色瓷器”的贡事。942年十一月钱弘佐为“谢恩封吴越国王^[16]”吟第一次贡后晋时在贡奉中即有“秘色瓷器”。976年六月钱俶为“谢朝觐蒙殊礼及放令归国”之恩，遣钱惟治以“扣金瓷器万事”贡宋。976年十一月钱俶为贺宋太宗即帝位，贡宋“金银扣器五百事”。978年三月钱俶为“厚其贡奉以悦朝廷”，“意求反国”^[17]，进奉宋朝“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等等。

五代前期，吴越与契丹的关系亦非同寻常，近年来越窑青瓷在辽国故土的大量发现，成为吴越与契丹交聘往来的物证。为巩固吴越政权，钱锣于贞明元年（915）十月派使臣开始朝贡契丹，在钱锣统治时期，吴越与契丹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后梁贞明元年（915）开始至后唐长兴三年（932）18年内，共派遣使臣朝贡契丹7次，契丹来访吴越2次。钱元瑾统治时期，吴越与契丹的交往虽一度中断，但在939年十一月契丹使臣遥折出使后晋时顺访吴越后，吴越与契丹的关系又得以进一步发展，双方曾数次互派使臣往来，并“使奉蜡丸书于契丹“。941年九月钱弘佐即位后，继续发展同契丹的良好关系。吴越与契丹交聘时间，主要集中在后梁贞明元年（915）至后晋天福八年（943）的二十九年间，双方有记载的官方往来共计14次，其中吴越聘使契丹12次，契丹出使吴越4次。1992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堂兄弟、东京太傅相、东丹国左大相耶律羽之的辽会同五年（942）三月六日纪年墓中，出土了双耳四系盖罐、葵口碗和敞口碗等五代越窑青瓷，器形规整精致，釉色油绿莹润，其中的双耳四系盖罐为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器形（归葬于942年2月的钱元建墓出土了罐盖），造型新颖别致，颇具匠心；葵口碗和漱口碗也较吴越境内出土的硕大精美，从这些青瓷的体量、造型和釉色来看，当是吴越国专为上贡契丹而定烧的贡品。

北宋（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之后）：

北宋大平兴国三年（978）五月乙酉（初一日），吴越第五任国王钱俶北上汴京（今河南开封）纳士归宋，标志着吴越钱氏在两浙统治的结束。五月乙酉（初一日）至八月丙辰（初四日），北宋朝廷在完成了与吴越政权的全方位接交后，派员全面接管越窑窑务，自此，越窑生产在宋朝廷监”越州瓷窑务”官的直接管理下，迎来了自唐五代以来瓷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宋朝廷派遣“越州委窑务”监官上任并正式接管越窑窑务的时间，应在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初二日至八月初四日之间。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乙酉（初一日），吴越王钱俶迫于时局形势与宋朝廷众臣压力，上表宋帝纳士归宋，宋帝诏允纳士，并行受献士之仪。五月初二，宋太宗即罢免原吴越国两浙诸官，“乃命考功郎中范昊权知两浙诸州事”^[18]，对两浙诸官职进行重新任命。五月初三，宋太宗任命钱俶为淮海国王，钱惟濬为淮南节度使兼侍中，同时，任命钱俶入觐时仍留在吴越以“权军国事”的钱惟治为镇国军节度使。可是，直至八月初四，钱惟治才“悉奉管内兵民图籍，帑藏管钥授权知杭州事范旻”，赴宋都就职。也就是说，自五月初二日宋太宗任命两浙诸官，直至八月初四日，宋朝廷才真正完成了与吴越国之间所有政权的实质性交接。从越窑制瓷业在吴越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吴越政治与对外交往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钱俶纳士归宋前最后一次“倾其国以事贡献”之前所未有的巨量“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贡奉以及吴越时越窑即有“设官监窑”的陶政制度，特别是设置有监窑务官一职来看，越窑的瓷窑务应作为宋廷全面接管吴越政权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另从宋太宗在吴越归宋以后对两浙诸官职重新任命的速度与重视程度，以及钱惟治“悉奉管内兵民图籍，帑藏管钥授权知杭州事范旻”来看，宋朝廷正式接管越窑，并派遣“越州瓷窑务”监官上任的时间应该就在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初二日至八月初四日之间。关于“越.州瓷窑务”职官设置，宋周密《志雅堂杂钞》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的记载：“李公略所藏雷咸百纳琴，云和样瑟瑟徽，制作甚精。内外皆细断文，其中亦皆用糅漆。腹之两旁，可容三指，测而声极清壮。腹内两旁，题云：‘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补修。’吴越国王百纳雷咸琴，至今壬午恰三百六十年，俨然如新。”这一方面说明宋时“越州瓷窑务”职官确实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时，朝廷派遣的监“越州瓷窑务”官为赵仁济。结合宋初任官制度，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对任官制度非常重视，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规定中央政府的一切实际职权都应由皇帝任命的差遣掌领。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宋朝政府的官、职、差遣分授制度已逐渐完善，开宝五年（972）十月，太祖”诏诸州场院官、粮科使、镇将，并以三周年为任"^[19]，明确规定了地方差遣的更换期限为三年，并在地方统治机构中自下而上确立了差遣定期更换制度。从北宋初期所推行的任官制度期限和职官常调政策来看，时任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越州瓷窑务”监官职的赵仁济极有可能是北宋中央政府派遣越窑的第二任监窑务官员。此外，从北宋初期统治者为加强君主专制，强化中央集权，推行任官制度改革，收一切实际职权归中央控制，并推行以文治武、文官治国的做法来看，越窑在当时应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文官来管理。

被北宋朝廷正式接管，并“设官监窑”后的越窑，其生产的制品所呈现的定是另外一种不同于以往吴越王朝的新风格、新气象和新面貌，大量出土于上林湖窑区遗址和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器与残片颇能说明问题。《论“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20]一文的作者，曾对目前所掌握的41件分别出土于上林湖窑区和收藏在各大博物馆的“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器与残片作过详细的统计、考察和分析，发现在41件“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标本中，除3件标本分别刻有莲瓣、双蝶（图二十三）、龟荷纹饰以外，其余皆光素无纹，且41件标本均为外底长条形垫烧痕迹，经研究后认为：“‘太平戊寅’时期，越窑完成了最具特色的装烧工艺——垫圈、泥条组合支垫工艺的普及“，“‘太平戊寅’款越瓷……生产于吴越归宋以后……”，这个结论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笔者曾在《五代吴越钱氏越窑秘色瓷分期研究》一文中根据现有吴越国王、王室、功臣及同期辽国官僚贵族等纪年墓葬出土之越窑秘色瓷的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吴越国历朝向中原朝廷进贡秘色瓷等相关文献史料，对吴越钱氏在唐末至北宋初时期各王朝越窑秘色瓷之器物种类与特征、演变规律、装饰纹样及其装烧技法等作过较详尽的梳理和归纳，应该说，水丘氏墓（葬于901年）、吴随口墓（葬于钱鏐朝）与钱元瓘墓（葬于942年）、吴汉月墓（葬于952年）出现的釉下褐彩、浮雕贴金和划花等特色工艺仅只局限在钱氏王家贵族自享的范畴，数量极少，纵观五代钱锣至钱俶（893—978）之统治时期，越窑青瓷总体仍以光素为主，其所追求的最主要是在造型上准确模仿金银器形，和通过“金棱”、“银棱”、“金银扣”、“金扣”等特殊装饰技艺赋予器物以品质和品位的提升。除此以外，越窑青瓷仅在钱弘俶时期大量出现并流行过浅浮雕效果的刻花莲瓣纹装饰。综上所述，《论“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文中所提到的“寺龙口窑址的发掘……在出土‘太平戊寅’和‘太平’款的地层中，几乎可以见到所有典型的刻划花纹样，如龙、凤、鹦鹉、双蝶、龟荷纹、四荷纹、鸳鸯荷花、摩羯、莲瓣、云鹤、鸿雁、缠枝花、折枝花等”，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丰富的动植物线刻纹饰器物，应该为“太平戊寅”时期（指978年农历五月至农历十二月间）和之后的产品，确切地说，是在北宋朝廷派遣“越州瓷窑务“监官赴越窑窑场全面接管窑务后所生产出来的制品。此外，考古人员还在上林湖后施岙、茭白湾、马溪滩等窑场遗址中发现了与大量“太平戊寅”纪年款同时伴随的越窑单字款器，目前发现的有“上”、“大”、"丁'、“永’、”官”、“内”、“辛”、“千'、”供'、“己”等单字款，其中以“素面居多，釉色光洁，颇具晚唐风格“^[21]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细线划花的，鹦鹉、双堞、荷叶乌龟等纹饰均存在着从规整流畅到草率写意的变化过程，而这种变化过程所传递的正是它所存在的时间段的发展轨迹。结合杭州凤凰山修内司官窑也有发现的底部刻有“天、子、司、内”等文字的单字款，是否可以理解为“单字款”有可能是赵宋皇朝统治时所特有的现象？如是，那么“单字款”的素面器有可能是“大平戊寅”年北宋朝廷刚接管越窑时生产的器物，而细线划花“单字款”则极有可能是北宋皇朝对越窑“制样需索”的制品。越窑青瓷细线划花，主题纹样多取鹦鹉、摩羯、龟荷、花鸟、云鹤、孔雀、双凤、龙纹、四荷纹、莲瓣、牡丹、菊花等珍禽瑞兽、奇花异草题材，并以卷云、卷草、折枝花卉等为辅助纹饰，线条纤细流畅，构图规整对称，图样繁密严谨，体现出鲜明的宋代工艺美术特征。其精美繁复、布局规整、丰富多样并成套式的细线划花困案花样和器形样式，其制图与设计都非一般民间窑匠师们所能企及。某种意义上，越窑的细线划花纹饰与风格有可能受到了北宋初期宫廷院体画富丽堂皇、高贵典雅、精巧秀润、崇高优美风格的影响。而“官样”（图二十四）款细线划花标本的发现，似乎提示着我们，这是否有可能是北宋初期内廷供奉机构“翰林图画院”直接参与所提供的样稿？

宋初推行“右文”政策，尤其宋太祖、太宗皇帝尊儒重文，爱好文史与书画艺术。据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祖宗圣训》记载，宋太祖”性好艺文，爱好书画”，开国之初便招徕后蜀、南唐画家，创建翰林图画院，“掌以绘事应奉”。宋太宗更是“锐意文史”，并于雍熙元年（984）完成翰林图画院的建制，他政事之余，常留心绘事，尤其对宫廷画院名家黄居宷等宠幸有加，并委以高职。因此在北宋前期，与唐代以来花鸟画发展传统与主流一脉相承的黄筌父子花鸟画受到了赵宋统治者的尊崇，并被确立为画院花鸟画的楷模和标准。“黄氏体制”一时风靡朝野，得到了极大的延续和发扬，并统治北宋前期近百年之久。“黄家富贵”，绘画题材主要集中在牡丹、莲花、蛟龙、凤凰、孔雀、鸳鸯等宫廷珍禽异兽、奇花异鸟；构图工整严谨，丰满完整；用笔工致细腻，精细写实；风格端庄华丽，富贵典雅。黄家花鸟创造了适合皇家的雍穆华贵的富贵风格，迎合了皇家贵族的审美意志，因而，备受皇家画院尊崇，被士大夫阶层所认同，受到普遍欣赏。专为宋代皇室和官方提供各方面美术服务的宫廷翰林图画院画师，为迎合帝王皇室审美要求和趣味，选取象征富丽高贵的动植物图案，设计样稿，“制样需索”于当时制瓷水平最高的青瓷窑场上林湖越窑，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可以说，北宋朝廷在“和平”接管越窑，并“置官监窑”以后，不但在技术层面上完成了垫圈和泥条组合支烧这一重要变革，还在器物装饰工艺美术层面开创了宋代越窑追求细线划花纤细繁复纹饰美的新风尚，越窑由此步入发展史上的又一创新时期。目前发现“太平戊寅”款的上林湖丫21、丫41、彭丫6瓦片滩窑址、寺龙口窑址和发现单字款的上林湖后施岙、茭白湾、马溪滩、扒脚山、燕子窠、皮刀山、狗颈山、瓦片滩等窑场^[22]应是北宋朝廷最先接管并“置官监窑”直接控制的窑场。

北宋朝廷在接管越窑之后，开始推行“制样需索”制度，即宫廷制作画样图稿，由“越州瓷窑务”监官指定烧制技术水平高的民窑按此样式和规定数量进行烧造瓷器。上林沏后施岙、茭白湾、马溪滩等窑址发现的已被断定为“太平戊寅”（978）至北宋中期或稍后的“官样”款越窑青瓷标本^[23]为这一时期越窑推行“制样需索”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实物佐证。从目前所发现的“官样”款越窑青瓷标本来看，主要以盏（5件）、碗（1件）、盘（1件）等日常用器为主，装饰手法多见内外壁刻划莲瓣纹，也有内壁、底线划荷叶纹，内底划枝条卷曲花朵，内底划荷叶和游鱼的，圈足多外撤。“官样”是官方指定监烧的一种器物的样品，即所谓“禁廷制样需索”的样品，其最初应由宫廷画师画稿，并指定个别烧造技术高的窑场烧制，成功后再发放其他窑场依样烧制的“样板”器物。“官样”款标本发现的上林湖后施番、茭白湾、马溪滩等窑场应是当时兼烧宫廷用瓷和民用瓷的民窑。

这一时期纪年墓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越窑青瓷是1981年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五年（997）辽开国功臣韩延徽之孙，辽兴军节度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韩佚墓出土的注子、注碗、盏托、碟、碗等九件秘色瓷器，其中以划花宴乐人物纹注子、划花鹦鹉纹碗及划花带托茶盏最为珍贵。1981年在河北巩义市北宋皇陵区发现的北宋咸平三年（1000）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墓的秘色瓷划花龙纹盘、划花云鹤纹套盒、划花卷云纹碗共3件，以划花云鹤纹套盒最为珍贵。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发现的辽开泰七年（1018）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出土有秘色瓷花口碗、小碗、划花双堞纹花口盘、划花缠枝菊花纹花口盘等共12件越窑青瓷，以划花双蝶纹花口盘与划花缠枝菊花纹花口盘最为精致。辽韩佚墓出土的划花宴乐人物纹注子（图146页）做成葫芦形钮盖，花瓣形直口，瓜棱状圆腹，矮圈足，长流高曲柄形状，施青绿色釉，盖、柄、流饰云纹、羽纹、花草纹饰，腹壁两面划绘四人物宴乐图，人物头梳高髻，身着广袖宽袍，席地而坐，举筋共饮，席间食物丰盛，鲜果满盆，远处重峦叠翠，高处祥云飘浮，整个情景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之中。画面线条流畅飘逸，构图疏朗雅致，给人以清逸瓢酒之感，是件集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越窑秘色瓷珍品。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秘色瓷划花云鹤纹套盒（图150页），由四层相套而成，上层为拱形盖，作母口，圆形钮；中间直壁二层，子母口相套；最下层盒底作子口内敛，腹壁上部较直，下腹内收成圈足外撤。盒外壁以纤细划线满饰流云飞鹤，下部饰波浪纹与朵云纹，通体施青绿轴，显得精致而又豪华气派。辽陈国公主墓的秘色瓷划花缠枝菊花纹花口盘（图154页）和划花双蝶纹花口盘（图155页），器形均作六曲花瓣形，内底分别线刻双蝶纹与缠枝菊花纹，线条纤细流畅，构图饱满清晰，釉色莹润光亮。其中菊花纹花口盘外底还刻有“官字款。这些双蝶纹盘等残片在慈溪匡堰镇瓦片滩窑址及鄞州东钱湖窑址均能找到。

关于辽韩佚夫妇墓（夫韩佚葬于辽统和十五年〈997〉、妇王氏卒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和辽陈国公主墓（辽开泰七年，1018）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其输入辽国的途径，应为北宋初期宋辽通好、双方使节往来交聘期间的馈赠之物。960年北宋建立政权后，宋太祖确立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于974年开始与辽议和通好，建立起友好的外交关系，据《宋史》、《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自同年十一月宋朝第一次派使节前往辽朝至979年春宋太宗以十万大兵亲征北汉、并移师攻辽止，经粗略统计，短短数年间双方使节往来共达29次，明确为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以后的有6次，其中宋遣使辽3次，分别为978年五月九日（其他）、十一月六日（贺正旦）、979年正月初五（报谢）；辽遣使宋3次，分别为97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贺正旦）、979年二月二十七日（问宋伐北汉原因）、979年四月二十四日（修贡）。^[24]如前所述，宋朝接管越窑至迟在978年八月初四日，故按时间推算，辽韩佚夫妇墓（辽统和十五年，997）所出之越窑秘色瓷不太可能为这个时期的产品。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六日，宋太宗灭北汉后，至六月十三日即亲征辽国，准备收复燕云十六州，直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订立澧渊盟约止二十五年间宋辽之间的外交往来关系。根据《辽史》第十三卷《圣宗本纪》记载：“乾亨四年（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二月辛酉（四日），南京留守荆王道隐奏：’宋遣使献犀带请和。’……统和十二年（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八月乙酉（六日），宋遣使求和……九月辛酉（十二日），宋复遣使求和……”因此，辽韩佚夫妇墓（辽统和十五年，997）所出之越窑秘色瓷极有可能为统和十二年（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八月乙酉（六日）或九月辛酉（十二日）宋遣使节赴辽求和时携往辽国的礼物。

1004年十二月宋辽结束长期的战争和对立，订立了澧渊盟约，宋辽之间从此开始了长达118年的友好交聘往来，双方每年互派使臣祝贺帝后生辰、正旦，包括告哀、吊慰、遗留、祭奠、告登位、贺登位等，同时馈赠大量的贵重礼物。据《契丹国志》记载，当时北宋赍送给辽的礼物有：金质酒器、食器、茶器、御衣、玉带、皮靴、银器、绢、酒、茶、盐、蜜果、干果等。辽陈国公主墓（辽开泰七年，1018）出土的越窑秘色瓷，有可能是1004年至1018年间宋辽交聘往来时，宋帝馈赠给辽国的礼物。

北宋中期以后，越窑制瓷业开始呈现出衰微的趋势。据文献记载，庆历七年（1047），余姚知县谢景初（1020—1084）曾亲临上林湖越窑窑场考察，并写下极具史料参考价值的诗文《观上林湖培器》，中云：“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价，门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朴，争乞宁有厌。鄙事圣犹能，今予乃亲觇。“诗中除描述越窑窑炉龙窑与瓷器的制作、窑匠们工作的繁忙与劳作的艰辛以外，也叙述了越窑精品烧制的难得及奇货的珍贵，越窑已初显了其精品烧制数量严重下降的衰微迹象。至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时，越窑的上贡数量已大为减少，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第六诸郡进条记：神宗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士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北宋元丰三年（1080）,“土贡，越绫二十匹……瓷器五十事”。可见，越窑已渐渐失去了其宫廷用瓷的特殊优势，越窑开始衰落。这一时期越窑器物类型基本与北宋中期前较相一致，只是装饰技法出现了新的变化，除继续盛行刻划兼施的装饰技法外，刻花大量出现，且风格粗放，纹饰主要有莲瓣纹，牡丹纹、双凤牡丹纹、开光牡丹纹、龙纹、摩羯纹、波涛纹等，其中又以刻划莲瓣纹最为常见。宁波博物馆收藏的刻划花开光牡丹纹罐（图二十五）、刻划莲瓣纹盖碗（图二十六），慈溪市博物馆收藏的刻划花缠枝牡丹纹盒（图161页）都是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器物。

至北宋晚期，越窑生产规模骤然缩小，产量与质量明显下降，昔日窑场林立、烟火弥漫的上林湖窑场至此已是窑烟寥寥，窑场数量锐减，至目前仅发现27处。越窑终因北方诸名窑的兴起并参与“朝贡”及朝廷在北方另立官窑等诸多原因而在短时期内迅速衰落。从窑址遗物调查情况来看，北宋晚期越窑产品已大多数不采用匣钵，而是明火叠烧，产品以日常生活用瓷为主，种类单一，以注子、碗为大宗，还有盘、盏、碟、盒、钵、壶、灯盏、韩瓶等，且往往修坯不精，装饰草率，釉色失去了往日的润泽光亮，呈现出灰暗的色调，伴随的是印花的大量出现。传统越窑产品开始受到北方新兴窑场制瓷技艺的冲击，有些甚至在风格上明显地受到了北方耀州窑、定窑产品的影响，越窑呈现出了其行将衰落的趋势。但是即便如此，此时的越窑仍凭借着其悠久的烧造历史与积淀深厚的底蕴，不乏出现精品。如宁波博物馆收藏的三联瓜形盒（图166页），整器由三只瓜形小盒组成，盖上置瓜蒂钮，盒与盒之间堆贴几片风卷嫩叶，釉色青绿悦目，造型优雅别致，是件难得的艺术精品。还有，1984年于慈溪寺龙口窑址附近采集到的三足塘蛛现滴（图170页），堪称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三足蟾蜍砚滴系由蟾蜍与托盘组成，蟾蛛纹身华丽，背开一孔，作昂首张口，双目圆瞪，三足蹲伏，正瞄准目标欲扑食状；蟾蜍足下踩着的是一片叶边微卷的舒展荷叶，荷叶青翠欲滴，叶脉宛然，器物通体施青绿釉，苍碧莹润，给人以清逸雅致的美感。此外，隐含“蟾宫折桂”的美好寓意，又使它与文房用具的功用达到了完美的结合。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精品已屈指可数，越窑最终仍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越窑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北宋晚期，以耀州窑为代表的诸多窑场在北方崛起并参与“朝贡”，不久，朝廷又在汝州（今河南临汝）定烧宫廷用瓷，紧接着在汴京专设“官窑”，这些都是导致越窑最终失去上贡机会和商贸市场优势、在短时期内迅速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庆历七年（1047），余姚知县谢景初考察上林湖越窑窑场时，越窑青瓷还奇货可居，在北方尤甚稀罕难得，说明此时越窑青瓷仍物稀价昂，在市场上占据精品的重要位置。熙宁元年（1068）越州土贡朝廷时仍被称为“秘色瓷器”，但数量已仅“五十事”。元丰三年（1080）越州土贡朝廷虽数量未减，仍为“五十事”，但名称已记为“瓷器”，可见越窑真正开始走向衰落，是在宋神宗统治的元丰年间（1078—1085），这很大程度上与朝廷推行的供奉政策有关。《宋史·职官志》记载：“熙宁（1068—1077）初，辅臣陈升之、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言：……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近，用近易远……”而据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记载，元丰年间（1078— 1085）：“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位于陕西铜川黄堡镇一带的耀州窑，兴起于唐、五代，至北宋中晚期鼎盛，并迅速发展成为北方青瓷的重要窑场。仔细分析，是与元丰年间耀州窑瓷器被朝廷设为贡瓷，对其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是分不开的。据发现于耀州窑址的《德应侯碑》记载，至元丰七年（1084）时，耀州窑已是“巧如范金，精比琢玉。……方圆大小，皆中规矩。……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其所产青瓷，不仅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釉色青莹润泽，而且纹饰丰富、华丽精美，刻印装饰技艺独树一帜，因而得到北宋宫廷皇室的青睐。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和《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中耀州贡瓷的记载，均说明耀州窑在神宗元丰（1078—1085）至徽宗崇宁（1102—1106）的三十年之间已向宫廷贡奉瓷器。也许就是在这一个时期，耀州窑已开始取代越窑承担起烧造宫廷用瓷的任务。

从南宋人叶宾《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定窑也曾上贡过白瓷。耀州窑、定窑等瓷器的入禁中，说明此时越窑在朝廷贡瓷中已无独特地位可言。而此时汝官窑又开始兴起，关于朝廷“命汝州造青瓷器”的时间，陈万里、冯先铭两位先生已作考证，均认为是“在哲宗元祐（1086— 1094）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的二十年之间”。汝官窑的起始时间，正好与越窑衰落的时间相吻合。紧接汝官窑兴起的，便是北宋晚期朝廷在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城内所建立的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官窑——汴京官窑。据《辍耕录》转载叶真《坦斋笔衡》：“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汴京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有“政宣间（1111—1125）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汴京“官窑的建立时间当在徽宗大观年间。汝官窑的设置和汴京官窑的建立，使越窑彻底失去了宫廷用瓷的机会。

另一方面，从民间商贸市场来看，耀州窑青济在北宋中晚期已迅速占领中国大江南北的市场。《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记载，颇能说明耀州窑瓷器在北宋晚期国内销售的盛况。“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25]成为宫廷御用瓷器的耀州窑在北宋晚期达到鼎其所生产的青瓷，不仅成为当时海内外的主要商品，贸易网络从京城伸展至东南沿海扬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各大港口和主要贸易中转城市^[26]，而且其制瓷工艺和装饰技术，还对其周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等窑场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远达数千公里之外的岭南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进而在全国形成一个由西往东、由北至南等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系。越窑在其庞大销售市场的笼罩和瓷窑体系的影响下，不但自身制瓷风格受其影响，丧失本体特色，而且还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了优势。

历经千年的越窑，因皇室的青睐而兴盛；此时，亦因皇室的“失宠”而败落。

南宋：

关于南宋越窑，明嘉靖《余姚县志》引《六研斋笔记》中曾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然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资料均显示，越窑在北宋晚期已经衰落，国内外学术界一直认为北宋晚期是越窑生产的下限。然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南宋越窑遂成为新的课题。90年代起，考古人员在对上林湖及其周边上禾湖、白洋湖、杜湖、古银锭湖等窑址进行大规模勘察调查的基础上，在古银锭湖窑区的低岭头、开刀山、张家地、寺龙口等越窑窑址发现了南宋越窑青瓷遗存。经1990年、1998年和1999年分别对低岭头和寺龙口等两处窑址进行试掘和科学考古发掘，研究成果表明，越窑的下限至少可延续至南宋早期。经对低岭头和寺龙口窑址南宋越窑遗存考古揭示，发现两处均存在着两种不同风格的青瓷制品。第一种是采用越窑传统窑具垫圈支烧或明火叠烧的越窑传统青色釉青瓷，就器类与装饰纹样、技法，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明显传承越窑北宋末期风格的青瓷制品，器类以碗、盘、碟、瓶等日常生活用器为主，斜粗刀刻划花装饰技法，兰草、牡丹、莲瓣纹为主要装饰纹样，这类器物在遗址中占比例最大；另一类是器类不同于以往各朝越窑青瓷，以祭祀用器为主，主要有觚、钟、侈口圜底三足炉、平折沿平底三足炉、梅瓶、长颈折肩瓶、卧足折腹盘、圈足折腹盘、卧足盏托等，刻划花、浅浮雕、镂空、贴塑等装饰技法，缠枝花、荷花、菊花、折枝牡丹、莲瓣、兰草、龙纹、鱼纹、瑞兽、波涛、回文、八卦、婴戏纹为主要装饰纹样。第二种是釉显乳浊状，呈月白、天青色的青瓷器物，采用匣钵装烧，以锯齿形垫圈和垫饼间隔的支钉支烧工艺，器类以日常生活用瓷和陈设艺术瓷为主，有碗、盘、碟、罐、灯、熏炉、笔架、洗、花盆、器座、炉、瓶、尊、钟、玉壶春瓶、象棋等，素面，釉层厚而莹润，因其形制、釉色、烧成工艺均类北宋晚期汝官窑制品，故考古学上称之为“低岭头上层类型官窑型产品”。

根据南宋赵子直等人所撰《中兴礼书》（成书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文献记载：“（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又云：“（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可见，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与绍兴四年（1134），朝廷为祭天地和宋室祖先举行明堂祭祀大典，曾颁令当时的“越州”和“绍兴府余姚县”烧制陶瓷祭器。使用陶瓷礼器，是北宋中后期朝廷在郊坛宗庙等祭祀礼仪活动时，为符合“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27]古礼而制定的礼乐制度。南宋初期政权初建，“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曾谓辅臣日：’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28]，因此恢复各种制度和秩序成为朝廷当务之急。宋室南渡后，已被北宋朝廷冷落近半个世纪、烧制规模已大减的越窑重新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上林湖附近古银锭湖区低岭头、开刀山、寺龙口、张家地等窑址南宋早期属越窑传统青釉、但器类不同于以往各朝越窑青瓷的祭祀用瓷器的发现，正是对于文献记载的南宋高宗绍兴元年与绍兴四年朝廷在“越州”和“绍兴府余姚县”征烧特定用瓷之考古学的实物印证。关于南宋高宗绍兴元年与绍兴四年朝廷在越窑征烧宫廷祭器的数量和器物，《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六至八七中有对南宋绍兴四年明堂祭祀大典所应准备祭器的数量和名称等作过详细的记载。经统计，当时需用的陶瓷祭器为716件，所用器形包括豆、豆、篮、簋、尊、曇、禅杓、登等。结合同书记载的''绍兴四年四月六日……诏将来明堂大礼，令有司条具合行礼仪闻奏。今具下项：一昨绍兴元年以明堂大礼为称，今来大礼欲依绍兴元年体例施行”等资料可知，绍兴元年与绍兴四年朝廷在越窑征烧的祭祀礼器，它们的器类和具体数量是一致的。

另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之一一记载的“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等情况来看，南宋初期，朝廷对于恢复礼乐制度非常重视，规定国家百废待兴之时，必须考虑祭祀用器制作在先，生活等用品制作在后，由此可见，低岭头、开刀山、寺龙口、张家地等窑址发现的南宋早期器形以日常生活用瓷和陈设艺术瓷为主、类北宋晚期汝官窑制品的“低岭头上层类型官窑型产品“，其烧制时间至少应在绍兴四年越窑烧制宫廷祭祀用器之后，这可视为南宋皇家为仿烧北宋官窑或汝官窑瓷器而制作的初期制品，越窑是南宋皇室在南方新征土地恢复官窑制瓷的第一实验场，窑址出土的众多标本，其釉色的不同变化可以反映当时窑工们探索实践的轨迹。越窑窑址所发现的“低岭头上层类型官窑型产品”反映了南宋皇室对汝瓷的偏爱，而从遗址所呈现的制作器类、形制、釉色乃至装烧工艺技法等方面来看，这些类汝官窑制品应是北宋灭亡后汝窑窑工南渡，落户越窑以生产南宋宫廷用瓷而产生影响的结果。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越窑仿汝官窑或官窑的时间是短暂的，这是否与南宋王朝袭故京遗制直接在京城临安设置修内司官窑有关，还有待于今后新考古学资料的进一步考察。

历史悠久但又行将衰微的越窑，在南宋时期，因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条件，重新得到了宋室皇朝的眷顾和重视，因朝廷“制样需索"（“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等因素，传统越窑的烧制工艺受到了北方官窑、汝窑和耀州窑的直接影响乃至窑工的技术指导与参与，致北方各窑诸技艺原本移植越窑，抑或与本土结合，从而形成了南宋越窑不同以往的特征与时代风貌。

四、越窑“海上陶瓷之路”

“陶瓷之路”，最早是由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在19世纪末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基础上，通过对亚非环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广袤遗址丰富古陶瓷遗存的实地考察，而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新概念。他认为：’'在中世纪时代，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联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姿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条联结东西方的海上航路"，他称为“陶瓷之路"。”^[29]形成于东汉中晚期、鼎盛于唐末五代北宋初的越窑青受，至迟在东晋时已随信使商旅输往海外，唐代起开始大规模输出，晚唐至北宋初达到外销鼎盛。从目前海外遗存来看，越窑青瓷遍布太平洋西海岸和印度洋、阿拉伯海沿岸亚非国家和地区中世纪的都城、枢纽港口、贸易集散地遗址，佛教、伊斯兰教的寺院和祭祀遗址，宫殿建筑以及贵族墓葬等遗址。贸易网络通达韩国南部、西南海岸、东南部，日本九州、京都、奈良，泰国马来半岛东海岸、南部，马来西亚沿海地区，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菲律宾吕宋、棉兰老、巴布延、民都洛、宿务以及和乐、卡加延苏禄等岛屿，印度沿印度洋海岸，斯里兰卡西北部，巴基斯坦西南海岸与印度河畔，伊朗沿波斯湾海岸及境内，伊拉克底格里斯河流域，阿拉伯波斯湾沿岸，阿曼湾，埃及红海沿岸和古都福斯塔特，苏丹红海沿岸，肯尼亚东南海岸及海域，坦桑尼亚基尔瓦岛等亚非国家和广大地区。越窑青瓷是我国最早大批量销往海外的大宗贸易陶瓷，它与长沙窑瓷器、邢窑与定窑白瓷一起掀起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成为人类开拓“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物证。

中唐“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广州、交州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四大港口。中唐以后，越窑在外销利益的驱动和刺激下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所产青瓷产品，依托邻近明州、扬州的港口优势，源源不断运销海外。中国沿海港口越窑青瓷出土状况和港口发展史均表明，越窑青瓷输出港口在唐代以扬州、明州为主；五代、北宋则以明州为主。

扬州是唐代越窑青瓷输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最主要港口，亦是中晚唐时期越窑青瓷输往日本的口岸之一。考古资料显示，在扬州城内遗址、唐墓和官河两岸等唐代地层出土的10万余片全国各窑口陶瓷标本中，有不少来自明州的唐越窑青瓷。如1975年扬州西门外唐扬州“罗城”遗址，在发掘出的各类瓷片中，越窑等青釉瓷占49%；扬州市中心区文化宫遗址唐代晚期地层出土越窑瓷片1196片，占总数的6.3%，器形以碗、盘为主，还有钵、壶、罐、盒、砚等。宋大城西城墙中段（今扬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址西北角）唐代灰坑出土越窑瓷片184片，器形有碗、盘、钵、壶、罐、盒、器盖等。^[30]扬州“七八二人防工程''工地也发现有越窑青瓷。可见，唐代扬州因其邻近越窑产地明州，海陆交通便捷而成为越窑青瓷输出的主要港口之一。唐时扬州位“南北大冲”、"综海陆之要”，“百货所集”、“富甲天下”，是全国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自702年日本第八次遣唐使改取南岛航线、南路航线起，扬州便成为8世纪初至中叶间日本遣唐使的登陆地与归国起航地之一。同时，扬州还是唐通往西亚的主要港口。最迟至8世纪稍后，阿拉伯、波斯和昆仑、占婆等国的商人已能循近海航线，由波斯湾、马六甲、北部湾沿海，直接驶向长江口到达扬州，他们以扬州为商业据点，经营珠宝和香料，再从扬州贩回中国的陶瓷、铜器和其他手工业品，其中就包括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瓷器。1998年印尼爪哇附近勿里洞岛海域打捞出的装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和200余件越窑瓷器的“黑石号”沉船，其始发港就是扬州，船里发现的‘‘宝历二年（826）”铭长沙窑碗表明，这是一艘9世纪上半叶的沉船。因此可以认为，在明州港还没有真正崛起之前，越窑青瓷大多是伴随着长沙窑瓷器从扬州港输出的。唐朝统治者对扬州的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唐文宗（826—840在位）时曾下诏：“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31]从而对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实行保护和奖励政策。至唐代末期，扬州港因军阀混战与航道变迁等原因而衰落。

明州是唐、五代和北宋越窑青餐输往海外的最主要港口。明州建制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天宝十一年（752）日本遣唐使走南路航线第一次在明州登陆，贞元二十年（804）、开成三年（838）又两次在明州登陆并返航，中日航线的新发展，为明州港的迅速繁荣并成为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9世纪上半叶以新罗张保皋为首的商团，以新罗清海镇、唐明州、日本博多等为枢纽港，经营包括越窑青瓷等货物的民间海上贸易。之后，“明州商帮'’在东亚贸易圈中崛起，会昌二年（842）李邻德商船自明州港赴日本成为明州民间赴日贸易的最早记载，此后在至昭宗天复三年（903）的六十年间，中日船舶往来达三十多次。唐代明州港的崛起和发展，刺激了越窑的生产。《日中文化交流史》载：明州赴日商船，“多费货物”，货物大致为“绵绮、瓷器、香药”等。1973年至1975年在宁波和义路滨姚江南岸唐代海运码头遗址考古出土的七百余件越窑青瓷，即是由上林湖荷花芯等窑场生产的准备运销到海外，却因运输破损而丢弃的贸易陶瓷。明州港活跃的市舶贸易，促使唐朝廷在此建立州治刺史兼管市舶职能的行政体制，现藏于浙江临海博物馆的李岱墓志，记载了唐明州刺史李素立兼管明州、台州一带市舶的史实。五代时期，吴越钱氏政权对明州港非常重视，后梁开平三年（909）五月，为发展海外贸易，钱锣在明州出海口设置了望海县^[32]，由此，港口建置进一步完善，海外贸易更趋发展，明州港成为吴越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吴越”航海所入，岁贡百万^[33]越窑青瓷成为吴越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经营和管理海上贸易，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钱鏐在明州等沿海港口设置了管理国内南北沿海贸易与海外市舶贸易的机构“博易务”。“博易务”具有市舶管理经营机构的职能，负责办理国家对海内外商舶的抽税和博易^[34]，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管理海内外贸易的专职管理机构。北宋时期，朝廷非常重视明州的海外贸易。吴越纳士归宋当年（978），北宋朝廷便在杭州设立了两浙路市舶司，以辖管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务。太宗端拱二年（989）又规定：

“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35]淳化三年（992），两浙路市舶司一度徙置至明州定海县（今宁波镇海）。咸平二年（999），朝廷在明州单独设置了市舶司。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令"诸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36]明确并限定明州港为北宋朝廷签证发舶去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口。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又令“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过南海船舶者，以违制论”^[37]，从而增加了明州可通航东南亚诸国的签证权。北宋朝廷对明州港的特别重视，为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从现有海外考古资料来看，越窑青瓷在唐、五代和北宋时期已拥有了广阔的国际销售渠道与市场，其贸易范围遍及亚非各国的沿海重要港口与城市，基本上形成了东起韩国、日本，东南至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至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西至伊朗、伊拉克、阿曼，最远达非洲埃及、苏丹、肯尼亚、桑给巴尔的横跨亚非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丰富的越窑青瓷海外遗存向世人勾勒出了唐、五代和北宋越窑“海上陶瓷之路”的交通路线轮廓，使得这个时期越窑青瓷所途经的港口和路径变得愈加清晰明朗，这条海上交通贸易航线主要是从明州（今宁波）港出发：

向东北：唐代——从明州、扬州出发，经黑山岛至今韩国全罗南道灵岩；北宋熙宁七年（1074）前沿大陆海岸线北上至山东半岛，登、莱州，再向东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北宋熙宁七年（1074）后——从明州出发，向东北斜穿东海与黄海水域，直趋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

向东：8世纪中叶——从扬州起航出长江口或由明州出海东渡，直跨东海至日本南部奄美（大岛），然后转向北航，经夜久（屋久岛）、多祉（种子岛），再从萨摩（鹿儿岛）海岸北上至博多、筑紫，经漱户内海到达京畿难波三津浦；晚唐至北宋中期——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经肥前松浦郡值嘉岛（今日本五岛）等九州西南海岸，最后到达筑前博多港（今日本九州福冈）。

向南：可分两路航线。最主要的航线是：从明州港出发南下，穿过台湾海峡，向东南到达菲律宾群岛。沿吕宋岛、民都洛岛、宿务岛、棉兰老岛、苏禄群岛西海岸南下，经加里曼丹岛西北海岸至爪哇、苏门答腊岛。越马六甲海峡，穿过尼科巴与安达曼两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印度东海岸，再从东海岸南下，经斯里兰卡后，又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循着大陆海岸线，一路直达波斯湾，或由席拉夫登岸，由此深入伊朗内地；或至波斯湾尽头，溯底格里斯河而上至忒息丰、阿比尔塔和萨马腊等地。一路则继续沿阿拉伯半岛南岸经阿曼至亚丁湾，或入红海北上抵达阿伊扎布或库赛尔港，在此卸货后，再向西横穿沙漠到达尼罗河，然后顺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福斯塔特；或沿非洲东海岸南下，经曼达岛、吉迪，最后抵达基尔瓦岛。另一条航线是：从明州港出发，一直沿大陆海岸线南下，经广州、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绕马来半岛至苏门答腊，接下来的航线与前一条航线汇合。

根据上述主要航线路径，以及相关沿海城市在越窑青瓷中转与贸易方面的作用，并结合中世纪国外旅行家的游记可发现：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占碑，泰国的柴亚与斯里兰卡的满泰等港口，是越窑青瓷在东南亚与南亚的卸货港或主要贸易集散地；巴基斯坦的巴博、伊朗的席拉夫、阿曼的苏哈尔是越窑青瓷销往中东地区的重要中转港；苏丹的阿伊扎布和埃及的库赛尔是越窑青瓷运往埃及的重要卸货场所。

9至10世纪的晚唐、五代和北宋初期是越窑青瓷外销的高峰期。这一方面从目前海外出土的越窑青瓷年代已得到考证；另一方面还可从打捞的沉船中找到物证。1998年印尼爪哇附近勿里洞岛海域发现“黑石号”沉船，在打捞的约67000余件瓷器中，长沙窑瓷占绝大多数，越窑青瓷仅占200余件，为整个船货的0.2%。从发现的“宝历二年（826）“铭长沙窑碗可以确认，这批越窑贸易陶瓷的年代应在9世纪前半叶。1997年印尼雅加达以北印坦油田附近，发现一艘被认为是10世纪中叶的沉船，在打捞出的7309件中国瓷器中，广东瓷器占66.4%，越窑瓷器约占20%—30%间。2003至2005年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一艘沉船，在出水的49万多件器物中，中国瓷器占75%，其中除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数量在30余万件以上。以上相关有确切纪年的考古资料表明，越窑青瓷的外销在9世纪上半叶还十分有限；至10世纪中叶已崭露头角；10世纪下半叶则独占鳌头，一跃成为中国向海外输出量最大的瓷器。

从越窑青瓷海外遗址分布情况来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越窑青瓷遗存，均发现于航船路经的沿海各大港口、城市与岛屿。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是9至10世纪间东西方海上航行的必经之地或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越窑青瓷的大量需求。东邻韩国、日本，西亚伊朗、伊拉克（当时的波斯国）和非洲埃及，以及航线西端终点的桑给巴尔、基尔瓦岛，是越窑青瓷深入内地最多或销售最远的国家和地区，充分反映出越窑青瓷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定向销售倾向。

朝鲜半岛是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越窑青瓷大量输入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依靠当时活跃在东亚贸易圈中的新罗商人来完成，尤其是9世纪上半叶，以张保皋为首的新罗商团，依托新罗莞岛，以新罗清海镇、大唐明州、日本博多为枢纽港，垄断三国的民间海上贸易。其据点莞岛清海镇就出土了许多上林湖唐越窑青瓷壶、罐、碗残片。高丽青瓷的创烧成功是朝鲜半岛五代、北宋越窑青瓷较少发现的原因之一。

日本为晚唐至五代越窑青瓷的重要输入国。9世纪中叶“明州商帮”在东亚贸易圈中崛起，以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等为代表的民间商团，经营航运贸易，将中日间的贸易由遣唐使时期的官方使团贡使贸易为主，转变为以大量商团船舶组成的民间贸易。日本文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三代实录》、《日本纪略》等记载，仅唐武宗会昌二年（842）至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凡六十年间，中日船舶往来就达三十多次，其中以唐舶为最多。五代（包括吴越国王纳士归宋的18年）时期，地处江南的吴越国与日本关系密切，当时日本正值醍醐天皇（898-930）至村上天皇（947-967）执政时期，对海外贸易与交往采取消极态度，实行“锁国政策”，因而吴越单向通航日本的民间商船贸易成为中日贸易的主体。据《日本纪略》、《本朝世纪》、《扶桑略记》、《俣越史事编年》、《旧五代史》等文献记载，吴越前往日本的商船至少有13次。日本目前考古资料显示，越窑青瓷应是唐、五代明州商人赴日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唐、五代输往日本的越窑青瓷有精粗之分。鸿胪馆作为当时明州商人登岸、居住并同太宰府官吏进行交易的场所，出土的越窑青瓷多属日常生活用品，以茶碗、盘、碟、钵、水注等居多，这些物品大概多为当年专门用以接待商人而使用的食具，或因商船达港后检验出来的碎品。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瓷"，在当时颇受日本皇族功臣、达官显贵们的推崇。日本古代史料有三处提到秘色瓷：一是天历四年（950）写成的仁和寺资财帐《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中记载，宇多天皇御爱藏精品中有青茶瓷提壶、青茶碗、青茶姿水瓶、青茶钵等器物，并在饮食中亦“青瓷多盛天子御食“，越窑青瓷还成为“大臣朝夕之器”。二是醍醐天皇四皇子重明亲王的日记《吏部王记》中有：“天历五年（951）六月九日，御膳沉香折敷四枚，瓶用秘色云云”的记载。三是天历（约948—970）前后的《宇津保物语》提到滋野真菅用餐时，自己用“秘色杯”，而他的儿女则用金属碗等。可见，越窑秘色瓷，在日本实属珍贵，一般只有宫股、衙门和有名望的贵族人家才有，当时日本还没有普遍使用容器，很可能一部分越窑青瓷是吴越国与日本友好往来的馈赠品。

从伊朗、伊拉克、埃及越窑青瓷出土情况来看，伊朗和伊拉克出土遗存几乎都集中在古代波斯境内的王朝都城。如出土晚唐五代越窑系青瓷碗的内沙布尔（Nishapur），曾经是塔里尔和苏法尔朝的王都；出土唐末五代越窑瓷器的萨马腊，曾是公元838—883年萨珊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发现9至10世纪越窑青瓷、越州窑褐色瓷的阿比尔塔，曾是10世纪初前阿拔斯王朝的都市；出土10世纪前后越窑青瓷碗片的忒息丰，曾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首都。这就充分说明，1。世纪前后的越窑青瓷，在西亚基本上是为王室贵族阶层所享用。而位于埃及首都开罗南郊的、出士有相当数量越窑青瓷的福斯塔特古城遗址，则是9世纪时已相当繁荣的古埃及伊斯兰政治、经济、商业中心和尼罗河流域的中心都市；越窑青瓷最远到达地基尔瓦岛，也是中世纪伊斯兰商人集聚点和贸易中心，这又进一步说明，9至10世纪的越窑青瓷还为伊斯兰国家的富商们所推崇和享受。

据目前考古发掘调查与研究，越窑制瓷技术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是朝鲜半岛。韩国最新考古研究资料表明，在韩国600多个地区考古发现的1700余处青瓷窑址中，与高丽青瓷诞生密切关联的早期青瓷窑址有“黄海南道峰泉郡圆山里窑、黄海南道平川郡凤岩里窑、京畿道龙仁西里窑、京畿道始兴市芳山洞窑等”^[38]”它们的特征是：“首先，与越窑一样建在山坡上。其次，是砖筑窑，全长大概38—44米，宽1.8—2.2米，与越窑唐宋第五期以后的窑炉形态几乎相同。第三，从最初的窑的规范化形态的中国窑形态上看，其窑炉的结构起了变化。即经过数次的修补后，窑的规模缩小了，经过一定的时期后向土筑窑形态发展。^[39]”从中可见，朝鲜半岛这些最初出现的青瓷窑址，无论是窑炉的构筑、规模、用材，还是窑床窑具的排列、器物装烧的工艺与产品形制等，都与越窑相类似。五代时期，吴越国凭借着海上交通的便利，与朝鲜半岛高丽交往密切，尤其是吴越国王钱弘俶统治时期，两国来往更加频繁。高丽青瓷在朝鲜半岛的迅速烧制成功，是吴越国向高丽进行技术传播，并全盘移植越窑制瓷技术的最直接结果。从这些窑的规模发展与构筑变化来看，越窑在“落户”朝鲜半岛以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迅速适应半岛地理环境的情况下，根据高丽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必要且适合于其本土消费规模的改良。正是越窑制瓷技术的无保留传播与朝鲜半岛人民的创新和努力，才使得高丽青瓷在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并超过了越窑青瓷，至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前半叶达到鼎盛，成为向越窑青瓷发源地中国浙东地区青瓷逆输出的产品。

此外，越窑青瓷还对日本与埃及的制陶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越窑青瓷的源源输入，9世纪起，日本的制陶业盛行模仿越窑青瓷，位于京都附近的播枝窑、西贺茂窑、筱窑、大原野窑、石作窑，远离山口县市的周防铸司窑，滋贺县的山神窑以及十禅谷窑、日野窑和爱知县西部一带的灰釉陶窑，多以越窑青瓷为仿造对象，其中又以名古屋东边的猿投窑仿造的越窑青瓷最为成功，烧制的罐、瓶、碗、钵等器物在造型、釉色、纹饰上都与越窑十分相似，只是质地上仍为陶胎。

在9至10世纪越窑青瓷大量输入的埃及，亦仿制出属于黄褐釉刻线纹陶器类型的仿越州窑瓷，其中碗类器物的圈足做成唐时越窑极为流行的玉璧形底足样式，挖足时，足沿留有宽而矮的沿面。11世纪时，仿制的陶器与越窑青瓷在器形、釉色、刻划纹饰上已十分相似，难分彼此。^[40]

注释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

[2]《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传》

[3]（唐）梁慧皎《高僧传》

[4]（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5]（唐）陆羽《茶经》

[6]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6月

[7]（唐）苏廙《十六汤品》

[8]宋代时，曾髓《高斋漫录》中说：“吴越秘色瓷，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赵德鳞《侯鳍录》中说：“今之秘色瓷，世言钱氏立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叶真《坦斋笔衡》中说：“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周辉《清波杂志》中说：“越上秘色瓷，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之，故日‘秘色"

[9]近三十多年来，在吴越国古都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这一时期吴越钱氏王族和重臣的墓葬13座，其中较典型的有1958年发掘的杭州施家山M26钱元璀次妃、钱俶生母吴汉月墓，1962年发掘的临安功臣山M20吴越国武肃王钱锣十九子钱元玩墓，1965年发掘的杭州市郊玉皇山麓M27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璀墓，1970年发掘的临安板桥M21五代“吴随口”墓，1978年发掘的临安M23钱缪父亲钱寬墓，1979年发掘的苏州七子山一号墓，杭州三台山M32五代墓，1980年发掘的临安M24钱缪母亲水丘氏墓，1986年发掘的浙江乐清五代墓，1996- 1997年发掘的临安玲珑镇祥里村M25康陵钱元瓘妃马氏墓及“文革”期间清理的临安M22吴越墓等。计有：吴越国王墓1座，国王父母墓2座，国王妃子墓2座，官僚墓2座。

[10]辽国官僚贵族墓3座，吴国公主墓1座，有以秘色瓷作侍佛供养物的寺塔1座，“太平戊寅”款纪年青瓷53件，详见李军《五代吴越钱氏越窑秘色瓷分期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11]李军《五代吴越钱氏越窑秘色瓷分期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12]（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世袭列传第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

[13]禚振西等《法门寺出土唐代秘色瓷初探》，汪庆正主编《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4]《杭州三台山五代墓》，《考古》1984. 11

[15]历祖浩《论“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

[16]诸葛计、银玉珍《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7]《续资治通鉴大编》十九，转引诸葛计、银玉珍《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8]诸葛计、银玉珍《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

[20]历祖浩《论“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

[21]童兆良《上林越器单字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

[22]童兆良《上林越器单字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

[23]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兖所编《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1979-1999），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

[24]蒋武雄《宋灭北汉之前与辽的交聘活动》，《东吴历史学报》第十一期，东吴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二

[26]李军《北宋耀州窑青瓷外销日本之研究》《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耀州窑博物馆2005年7月

[2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性第十一》

[28]《宋史》卷九八《礼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24页

[29]（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胡德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扬州城1987- 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31]《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大和八年（834）病愈德音》

[32]《宝庆四明志》卷一八《定海县志.叙县.沿革论》

[33]《旧五代史.世袭列传第二》卷一百三十三

[34]施存龙《唐五代两宋两浙和明州市舶机构建地建时问题探讨》，《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2期

[3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二

[36]《东坡全集》五八

[37]《东坡全集》五八

[38]金英美《越窑制瓷技术向高丽青瓷的传播与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

[39]金英美《越窑制瓷技术向高丽青瓷的传播与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

[40]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