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于城固仁义村的一段钻石婚传奇
在城固西门外有一个小村庄叫“仁义村”，是刘养桐、张治平、马介云、余士铭等同学的租住处，也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地下党外围组织“自励社”“展望社”的诞生地。法商学院经济系的伍诗绥和文理学院历史系的陆玉菊两位同级同学即相识、相爱于此，相继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在此参加“自励社”的活动，并最终成就一段恩爱60余年的钻石婚传奇。
故事的男主人公伍诗绥，又名张容林，1917年生于广西全州县城一个小手工业的家庭，父亲伍兆梅在家开办做豆腐干的小作坊，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计。伍诗绥在桂林读高中时就接受进步思想，阅读过马列著作，故毕业后即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校转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当时，伍诗绥与一位同学一起从衡阳乘火车到郑州，准备换乘陇海线去西安报到，眼见到处都是逃难者，天空中不时有敌机飞过，等车的人心惊胆战，唯恐遭到日机轰炸，前一天日机炸死炸伤的候车人的斑斑血迹仍清晰可见。等到天黑的时候，西行的列车从东边开过来了，车尚未停稳，人们就蜂拥而上，车门口挤满了人，走都走不动。有些人看见车窗开着，便叠起人墙，爬窗而入。伍诗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跟着爬车，当他的身子还有半截露在车窗外时，火车就鸣笛往西安开动了。车外一片哭声和叫喊声，爬不上车的旅客发出阵阵失望的悲叹和愤怒的吼声。伍诗绥到校报到后，一边学习，一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因为日寇迫近西安东大门潼关，1938年三四月间随校迁陕南，学校相继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伍诗绥在中共地下党以及外围组织的影响下，开展阅读进步书报、建立近千册的图书室、时事讨论会、出版墙报、下乡慰问宣传，在仁义村开办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和宣传抗战救国等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1938年9月，伍诗绥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余士铭、马介云、李昌伦、桂奕仙等人）。1941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全班有33人（三年级时达到36人），全部为男生，与傅道义、段文燕、余士铭、赵玉珉等人同班。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师范学校秘书兼教员，1944年8月任关中地委统战部干事，1946年7月任东北解放区绥阳县、东宁县（现东宁市，下同）土改副大队长，1947年任松江省东宁县县长，1948年任松江省民政厅干部科长，1949年广州解放，任广州市洪德区军事代表。1949年12月以后，历任中共广西贵县县委书记，玉林地区、梧州地区民建部长、秘书长，地委副书记，书记，专员等职。[65]故事的女主人公陆玉菊，又名里林、马迦，1920年生于山东临沂。1939年8月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陈越平、王佐才、周锡贤、祁东海等人）。1941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当时全班有20人，有6名女生。1943年入延安大学学习。他与伍诗绥相识于仁义村，与伍诗绥一起参加了大量抗战宣传工作，毕业后又与伍诗绥一起到了陕甘宁边区，曾任中共关中地委干事、东北绥阳县委组织部部长、松江地委办公厅秘书，1946年7月任东北解放区东宁县土改大队秘书等职，1949年后任广西玉林县委组织部部长，容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城工部部长，地委第一副书记兼农业部部长，地委书记，玉林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副书记，桂林市委副书记，梧州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梧州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国防工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经委副主任兼自治区国防工办主任、党组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1985年1月离职休养。2004年1月经中央批准享受自治区政府主席级医疗待遇。她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陈希、郭声琨、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各种形式对其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940年6月5日，国立西北大学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自励社”在陕西省城固县仁义村郊游合影（后排右四为伍诗绥，前排右四为陆玉菊）
伍诗绥回忆：
那还是1939年的城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自励社”（地下党进步学生的外围组织），经济系的我认识了历史系的她。1939年暑假，地下党组织学生下农村，她和我编在一组。我们办农校、教识字、搞演出、访贫苦、宣传抗日救国。她，积极热情，胆大活泼，进步快。组织决定由我来发展她入党，从此单线常联系，意志感情同增长，四年大学同战斗，峥嵘岁月肩并肩。[66](https://www.daowen.com)
在校期间，陆玉菊历任国立西北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学校地下党支部妇女委员。因为在校从事革命活动，他们早已被汉中警备司令部列入不写保证书，不接受逐个谈话，就不发毕业文凭的黑名单。1941年毕业考试的第二天，为防止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们即在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的接应下冲破敌人围捕，进入陕甘宁边区，等到敌人发现时，他们已经全部撤离学校。伍诗绥回忆：
他们还暗中放出风声说：伍诗绥、陆玉菊（里林）两人已被抓获，装入麻袋投入了汉江，妄图用谣言进行恐吓。靳爱鸾同学（女，党员）经西安回河南，途经秦岭时被扣，说她是逃犯陆玉菊，后经查验学生证的相片，证实不是陆玉菊，方予放行，才免遭毒手。刘养桐同志出走时，被警备司令部传讯，因无罪证，辗转求人作保，才获了结。祁东海（党员）、孟培华（女，党员）二同志向河南方向撤离，曾被国民党伏兵包围在深山之中，潜藏岩洞几夜，方得脱险，尔后，他们先后也进入了解放区。我和里林买了二等火车票，从西安到三原。三原是去延安的必经之地，检查极严。我扮作省政府职员，送家眷回乡，主动打开皮箱接受检查。宪兵翻阅箱中书籍，尽是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及蒋介石言论集之类，以及盖有省政府关防的文件等，便挥手让过，不再检查了。我俩到三原后，在约定的地方，贴出约定的联络暗号，立即与省委交通员联络上了。[67]
同年，这对扮成省政府职员送家眷回乡的“假夫妻”终成真夫妻。从此，夫妻二人在陕甘宁边区马栏二师一同执教，在树荫下上课，适应了徒步行军、挖窑洞、开荒、抢季节种菜、养猪等等。在关中地委、专署一同工作期间，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手上磨出了血泡，破了、化脓了，就用破布一扎再继续干。伍诗绥夫妇还利用中、下午休息的时间担着粪筐去挖大粪，为了多挖，干脆跳到粪坑里，不怕脏和臭，双手齐上阵，多年积下的一池大粪很快地就被他俩挖完。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外，夫妇二人还在河边荒坡上开了一小片地，种上了西红柿，用上交完任务后余下的肥料施肥，每天晚饭后都去浇水、捉虫，由于精心护理，收获颇丰，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难得的水果呀！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不仅学会了种粮、种菜、砍柴、烧木炭，还学会了打草鞋、捻毛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听过毛主席的报告，除在整风中分别过一年外，他们夫妇大多数时间都在一起。1946年又随干部队挺进东北，跋山涉水通过草原，携儿扶病，三千里路走了半年。到达东北后，一起在边城东宁等地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建党建政搞生产，支援前线坚守后方，一同经历了打土匪清除恶霸的腥风血雨。1949年再随干部队，大军南下广州、广西，接收广州等城市，并参与广西地方政权、经济建设等。从1941年二人结婚，直到伍诗绥于2003年3月26日在南宁逝世，二人度过了63年的恩爱生活和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15年后的2018年1月16日，小伍诗绥3岁的陆玉菊也在南宁逝世。
1987年伍诗绥（张容林，右三）、陆玉菊（里林，右四）重返东宁县时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