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两校共有一位校长
国立西北工学院与国立西北大学等西北五校关系极为紧密，一度甚至两校共有一位校长。赖琏于1939年3月任国立西北工学院代院长，1942年10月31日起又兼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至1944年8月1日卸任），直到1943年底潘承孝继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后，教育部始准予他辞去院长兼职。
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赖琏的任命[2]
令知 国府明令任命赖琏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令教育部
准国民政府文官处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渝文字第五四三五号公函开：
准铨叙部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简字第三〇号通知书，为拟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业经审查合格，实授核叙简任一级俸六百八十元，请转陈任命等由，当经转陈奉国民政府十月二十一日明令开：“任命赖琏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此令”等因在案，除由府公布及填发任状外，相应录案函达查照并转饬知照”等由，准此，合行令仰知照，此令。
院长 蒋中正
中华民国卅一年十月卅一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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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琏在国立西北工学院代院长任上的办公文书
赖琏1969年在台北回忆兼掌两校的这段经历时说：“一生不过数十寒暑，一个人每每如意的事少，而失望的时候多。当我国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我在西北大学六年，初长西北工学院继兼西北大学，我乃始终记忆不衰地保留一个最愉快的回想。在那六年当中，我能赢得两校师生的信任与合作，克服许多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困难，既解决了两校的严重学潮，复建立了两校的健全基础，使在烽烟遍地、炮火喧天的战争时期，得在西北那个角落，弦歌不绝，生机盎然。……我在那三年当中，一面主持西北大学，一面兼顾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和七星寺的先修班，四方面的员生合算起来几将三千人。”[3]这说明，在教育部看来，虽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已经分立，但学校共处城固，仍有很多共同点，仍有很多联系，以致一位校长执掌两所大学，而且还“赢得两校师生的信任与合作”并使两校“生气盎然”，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贡献”和“一生最愉快的回忆”。
在抗战时期的9年岁月里，西北大学与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工学院同根同源，甚至校训皆源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公诚勤朴”的校训，有着长期而紧密的合作：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时期工学院曾与西北大学前身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系在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共处一院，到陕南后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共建西北科学研究室，一度与西北大学的地质地理系、体育系、高中部同处古路坝，到西安后又长期隔壁为邻；中共地下组织也长期为一个党支部；李仪祉、张伯声、魏寿昆、曾炯、萧连波、李仙舟、李俨等教授亦相继为两校教授或互聘共有；抗日战争时，两校联合招生、联办先修班（预科）、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西北学会、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分会、中国化学学会西北分会等学术社团。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在李保义书记任内（1988—2001），西北工业大学曾提出与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三校合并的方案，最终因西北工业大学归属国防科工委而搁浅。
在共同办学宗旨和共同历史使命之下，国立西北五校的分而有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遂有联合招生与办学、对外共同争取权益等共同举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尚为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在城固时期，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即开始合办大学先修班。迁至西安后，陕西省教育厅专拨早慈巷官产房舍两院，由三校继续联合办学，分为文法、理工、医农三组，于1946年12月恢复招生。1947年11月，招收录取大学先修班学生120名，备取65名，连同与国立西北工学院上次招收的新生，共计220余名，分为4个班。直至1948年秋季，国立西北大学才开始单独招生办班。1942年夏秋之际，汉中、西安物价飞涨，每袋面粉从年初的145元涨至550元，教授薪金以每月300元计，仅折合战前83元，教职工生活大受威胁。为此，1941年12月、1942年10月、1943年3月，西北五校数次联合电呈国防委员会秘书厅、行政院秘书处、检察院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呼吁解决生活困难，并联合采取措施自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亦联合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同设一个西北大学支部，但大家仍习惯地称“西北联大支部”，归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1940年，陕西省委为便于秘密活动，才将原支部划小，分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三个支部。
针对面临的物价上涨、再次迁校等共同问题，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不仅屡次采取共同对策，联名向行政院、监察院、教育部等机构反映面临的严重生活困难，而且于1948年5月5日建立了“国立西北三校院行政联席会议”制度。该会议的参会者为“三校院长及教务、训导、总务三处长，推定国立西北工学院郝主任圣符为本会秘书；两周开会一次，由三校院轮流召集之”[4]其联席会议先后举行了22次，讨论了毕业生公费发放办法；毕业生救济金管理办法；凡经传讯学生的学籍处理办法；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加课钟点费发放办法；就中央银行透支款利率联合呈报教育部减息；教职员薪俸补发办法；三校院呈教育部按实际物价增加办学经费、学生公费和员工薪津；国立西北四校馆在京存书运回（推测还有“西师”和“陕西省图书馆”）；在西安商议三校院派员赴川南勘察校址；三校院分别组织迁校委员会和在成都成立“国立西北三校院联合办事处”；呈请教育部速拨迁校经费；推选国立西北大学赵进义、国立西北工学院王健庵、国立西北农学院虞宏正各为勘察校址首席委员等问题。
1948年12月4日胡宗南要求陕省各校迁四川南部自流井一带的抄件和1948年5月5日国立西北三校院行政联席会议记录
“国立西北三校院行政联席会议”制度在杨钟健校长等人的主持下，三校院密切配合，一边呈请拨发迁校经费，一边派人赴川勘察，一边给学生放假，有效地拖延和阻止了又一次迁校。其中，特别是在成都成立“国立西北三校院联合办事处”等拟议，隐约可见一个新的西北联合大学呼之欲出。